吴弘达的话使王孟的脑袋嗡嗡作响，惊出一身冷汗。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域他乡，惟一能帮助自己的只有这个吴弘达，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只能按他说的做。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王孟说：“好吧，我听你的，只是不知道他们采访什么内容？”“是有关中国监狱的内容，都是你熟悉的。要知道对于你们这类赴美签证美国国会要求很严格，你要好好配合，能不能顺利过关，就全看你的态度了。”
接下来的情形完全按吴弘达设计的样子进行：在一间布置停当的房间里，摄像机前是王孟苍白而恐惧的脸，他首先接受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循循善诱”式的“采访”：你所在监狱的犯人人数，是否生产出口产品，都是什么类型的产品等。那个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得十分充分。而王孟呢，看着吴弘达的脸色一一作答，如果他的答案令吴不满意，他就马上改口，直到吴的脸色缓和了，再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就这样，在吴弘达的微笑里，“采访”完成了，王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最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不低，王孟还在一张纸上画出本单位领导的职务级别图，并说如果监狱长是一级，那自己就相当于四级，暗示自己的身份不低，这更加令吴弘达满意。
第二天，吴弘达撂下一句话：“我现在就飞回美国给你们办手续，你配合得很好，相信国会那边会满意的。很快签证就会下来，你就留在这里等消息吧。”扔下一点儿钱后，乘飞机回美国了。
由于吴弘达留下的钱不多，王孟一家不得不退掉了宾馆昂贵的套房，在当地租了一间便宜的民房，静待“佳音”。十几天望眼欲穿的等待过后，吴弘达的电话来了，他首先告诉王孟的是起初答应的采访内容不公开发表的承诺已无法兑现，王孟胡编乱造的话被夸大渲染后登上了2001年10月的《纽约时报》，并已在国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接下来的消息更是给了王孟致命的一击。由于王孟是警界人员，所以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他的特殊签证。虽然王孟在电话中一再解释自己不是正规警察，只是普通的编外人员，吴弘达却表示无能为力。这意味着王孟折腾大半年，像提线木偶似的被人牵来绕去，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最终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走投无路的王孟在电话里苦苦哀求吴弘达再想想办法，但吴弘达却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到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王孟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去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要到美国定居，不是当难民，要当难民我还找你于吗，你这不是在耍我吗！“可是，电话的另一头，早已传出嘟嘟的盲音。
此后，这个大半年来一直非常“热心”帮助王孟的吴弘达，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没有了任何音信。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王孟一家人像一堆垃圾似的被遗弃在西伯利亚瑟瑟的寒风中无人同津。
直到此时，王孟才彻底醒悟到上当了，吴弘达根本就没打算给他们全家办移民，只是利用他而已。夫妇两人在租期已到的小屋里抱头痛哭，苦涩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被骗的伤心还是美梦破灭的懊恼。
四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王孟把妻儿送上回国的列车后。去了一趟莫斯科。在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王孟了解到，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要以难民身份申请留美，不仅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批准就再也不可能重返祖国，再也见不到亲人们。
到了此时王孟真是走投无路，万念俱灰。
在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后，王孟不得不于2002年初重返祖国。
追悔莫及的王孟这样表达自己的忏悔：“……也许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惩罚，但是我心甘情愿。如果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珍惜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用毕生的精力，向世人揭露吴弘达的丑恶嘴脸，提醒中国人不要上他的当。现在有人想出国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本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能不择手段，成了别有用心的人的猎获对象，一旦被人利用，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损害祖国荣誉。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想出国的人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千万不要给祖国抹黑！‘’（注：文中王孟为化名）
美金颠倒了他的人生
锦密安
2003年2月28日，在北方B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审判长庄严宣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规定，被告人金富犯有为境外机构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依法没收被告人作案使用工具美能达照相机一架、数码摄像机一架及芯片6张、数码录音笔一支、摩托罗拉V998＋手机一部及非法所得美金60900元。
被告人金富低垂着头，流下了悔恨的泪，认罪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自台湾而来的表弟
金富母亲姐妹5人，其中二妹解放前跟随国民党军官丈夫逃到台湾。他们逃台后与大陆亲属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在台亲属开始寻找大陆亲人。经过几番周折，台湾的二姨终于与北方亲人取得了联系；同年4月，金富的二姨、二姨父带着儿子李一林回到了大陆探亲。
亲友们热情款待海外归来的亲人，相互倾诉着离别的悲苦和重聚的喜悦。身居要职的金富举止端庄、谈吐不俗，引起了海外归来的表弟李一林的注意。暗地里表弟对表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李一林可不简单。他是金富二姨的小儿子，台湾军校毕业，曾在台湾海军服役，上过舰艇，也曾做过对外接待工作。李一林转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后被台湾军事情报局发展为间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做生意为掩护，在南方A市开办一家领带经销公司。
几天来，阔别多年的老人们在一起叙说旧情，畅谈B市的发展与变化，李一林更是忙前忙后，一会儿同表兄妹唠瞌、叙说家常；一会儿给大家拍照；一会儿又给孩子们分发红包。表弟李一林热情亲切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金富心中。
一晃几年过去了，到了1994年夏天，李一林由南方A市来到了B市。这次他主要是以做生意的名义来B市“探亲”。为表诚意李一林提出在B市注册c公司，并且有意将公司法人的桂冠戴在了金富母亲的头上。由于金富一直参与母亲管理的c公司的经营活动，自然与李一林接触多起来。随着感情的逐步加深。二人已成了亲如手足的好兄弟。
一年多后，由于李一林在c公司并没有实际注入资金，再加上经营上的原因，c公司于1997年夏天注销执照，停止了经营活动。
生意停止后，李一林于1997年初秋再次来B市，对剩余领带进行善后处理。当时剩余领带全部存放在库房内（库房是金富母亲的一所旧房子）。趁着金富单独陪自己在库房内查看库存的机会，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的李一林，对毫无戒心的金富开始了酝酿多年的拉拢引诱。
李一林对金富说：“领带生意就这样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台湾一家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专门报道大陆消息，表哥你能不能给这家杂志社投些稿子？稿酬是很丰厚的……”
李一林一席带着引诱的话语，一下子触动了金富心底的某个地方，仿佛沐浴春雨的土地，种子开始发芽，这位党委书记的立场也开始动摇了。不过他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下意识地反问表弟，“这家杂志社有背景吗？”李一林脱口而出：“没有背景。”
其实。这时的金富就已意识到了所谓“杂志社”三个字的含义和分量。想象出“杂志社”很可能就是境外的情报机构。虽有“丰厚报酬”，但还有顾虑的金富表示：“这种事我不干。”李一林看出了金富的犹豫，便迫不及待地说，“你再考虑考虑吧，报酬很优厚。”
北方B市地处关内外交通要道，是北方及西部物资集散中心。近年来，由于工业、农业、军工科研的迅速发展，境外情报机构早已垂涎三尺，不遗余力地变换手法和方式进行窃密活动。
李一林最为欣赏的是这位表哥所处的位置，像表哥这样的人真是难以寻觅。因为表哥的能量与价值太高了，几年来，李一林为了表哥金富可谓煞费苦心。
3天后。李一林要起程返回A市了，他约金富再次来到那间旧房子里面，对金富发起了第二轮进攻。在李一林的“好言”相劝下，金富无话可对了。看着李一林花钱的大度，尽管领带生意赔了几万元，也满不在乎的样子，金富对这位表弟产生了莫名的敬佩和留恋……他，心里矛盾了，想着不如试试看。
李一林：“表哥考虑怎么样了？”
金富：“有没有风险？”
李一林：“这家杂志社是报道大陆消息的，所以要知道一些大陆的内部消息，要比别的报刊早一些报道才能销路好。在刊登这些内部消息时，他们是摘录着刊登，别人不会知道消息来自哪里，这样不会有风险。”
金富：“报酬怎么给？”
李一林：“根据稿件质量，质量越高报酬越高。”
在李一林的阵阵攻势下，这位表哥的思想防线彻底的垮了。
思来想去，在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这位表哥明知道前面是一个陷阱；但他还是硬向前走了过去。
一干就是四年多
李一林见金富答应了为他们服务的要求，便急不可耐地想马上获取一些情报，于是他第一次以一个境外间谍的身份向金富布置了任务，“搜集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料。”而这位表哥为在表弟面前展示自己的诚意，显示出一个党委书记的能量，即刻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单位供领导传阅的两本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