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正当学校运动会如火如荼举办之时，上周五那次摄影行动的照片终于清洗出来了，并且立刻被送到了身在运动会现场的教导主任螃蜞手中。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高一的几名学生被陆续请到了体育场外面，甚至其中有一个男生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选手，临上场的时候也被替换了下来—砘是那堆照片里唯一被拍到和女生接吻的倒霉蛋。
被请出来的这几位当然感到不对劲，但螃蜞却老奸巨猾地卖了个关子，只说明天请你们家长来学校一趟，然后就走了。留下那几个心怀鬼胎的男女生你看我我看你，顿时明白乌云已经盖顶暴风雨即将来临。
结果第二天一大清早，这几个学生里就有人主动去东厂一条街找螃蜞交代问题去了。有了内部的缺口，螃蜞自然兵不血刃地逐一击破，对当事人则宣称他们出去玩那天正好被学校的一个老师撞到了——而真正的证据、那些照片，甚至都没拿出来过，只作为最后储备的精确打击力量。
这次事件可谓杀鸡儆猴，至此，原本还显得有些后生轻狂的高一年级终于学会了收敛。而由于出色完成任务、并且使得照相机免于落入拗分混混的手中，我也得到了来自龙虾的进一步奖励，那就是财神家里的提高班名额。
财神是我们学校一个数学特级教师的外号，本姓柴，因为特级教师的金字招牌，还参加过两次高考出题，所以每个周末他家办的补课提高班“人满为患”、“日进斗金”，于是柴老师就被叫成了“财神”。而且要进财神家上提高班光有钱不行，还要有后门关系，故而能成为财神家周末的门客，简直是比做学生会部长还难。
就是这么个让人垂涎欲滴的名额，落到了一文不名的我头上，并且费用全免。
在我们学校，只有少数人知道龙虾和财神其实有远亲关系。但财神似乎并不知道龙虾的另一重身份，他们这帮特级教师已然到了只知钻研高考考题的境地，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视若无睹，南蕙管这种情况叫作各司其职。龙虾大概只是解释说我家境贫苦但是聪明好学，便说服了财神收留我。
自此之后每逢周六上午，我便诚惶诚恐地赶赴他家，和其他从各个高中慕名而来的学生一起聆听每小时一百块钱的提高课程，然后时不时地走神想到班磊。
当年在初中，补课也是一门暴利行业，只不过在我们学校就有些走味，官方开办的没有提高班，只有补差班，而且免费，说穿了就是想办法拖住这帮浑小子别一放学就上街祸害人，可惜收效甚微，每次的上座率都很低。
班磊他们家出钱给他请了一个家教，外加上两个补习班，每个周末上完课，班磊都不是直接回家，而是跑来我家照葫芦画瓢给我讲一遍。正是通过这种二手补课，我初一初二的学习底子才特别牢，到了初三才能超常发挥。而班磊自己在初二时先走一步：他们家动迁，房子分在浦东，他也转到了那里的寄宿制学校，留下我独自奋战，终成正果。
所以，就像我和电烤鸡的微妙关系那样，没有班磊，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但如果班磊早料到今天的林博恪会是这样，那么当初就算打死他，恐怕也不会帮我哪怕一点点。
来上财神的提高班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班磊，是在学校门口的黑板报宣传栏。
那里曾经是巫梦易被请去教导处前最后待过的地方，现在那上面却贴着一张处分告示，就是被南蕙拍到接吻的那小子，罪名是早恋且情节严重，特给予口头严重警告处分。
我路过的时候班磊正站在宣传栏前细细端详，他也看到了我，脸上的色彩由灰转白，最后变成青色。我认出他时脚步顿了一下，愣在原地有两三秒钟，嘴唇嚅动却无法开启，然后眼睁睁看着班磊装作陌路人从我身边走过，并在擦肩的瞬间口头表扬了我：干得不错。
短短四个字，阴而冷。
我定定神，扭头看看贴着告示的宣传栏，想起的却是初中教室的那块黑板。
我曾跟南蕙提起过初中四年里做掉了一大堆本不属于自己的活儿，却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次都是班磊在边上帮我一起扫地擦黑板排桌椅，并且是一边做一边骂，骂我傻，骂我同学浑蛋，骂学校破，然后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王八和猪头，写着老师或者小霸王的名字。
其实骂是因为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他也在自己的班上受欺负，被逼着借作业给别人。不过那个时候他就讨女孩子喜欢，只是班磊很有分寸，开开玩笑暧昧几句就点到为止了，因为影响学习不说，万一勾搭上的哪个漂亮女孩是某个混混男生的暗恋对象，那还了得？却万没料到若干年后的今日，我们二人会因为早恋这个原则性问题而分道扬镳。
所以当初我们在黑板上画的两种动物，可能现在都走下来附在我们身上了。
但谁是王八，谁又是猪头？
4
财神的数学提高班的确卓有成效，虽然对于那些资质一般的学生来说，补习的内容宛如天书。
冒着打广告的嫌疑说，我的数学在那段时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
放到今天，你可能会怀疑让我们这些尾巴把放学后的精力放在跟踪而非学习上，是否值得。其实恰恰相反，学校对此是深谋远虑的。尾巴本来就是一群学习稳定的人，他们的不确定因素无非是将来考个好点的本科还是次点的本科。对于本科升学率来说，一个争取进北大的好学生，和十个争取进本科的普通学生，重点永远是后者。
因为礼拜六要补课，我不再接到周末的紧急任务。有时若心情好，就去陈琛家下几盘五子棋，说说学生会里的事情。
这一切便是我仅有的娱乐活动。
然而那天我补习完毕，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却鬼使神差地拐进了一家新华书店，想淘一本市面上难寻的外语辅导书，大海捞针了一番终无结果，正要转身离开，忽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扭过头，然后呼吸一紧。
是王丰。
从年初“马可尼”落网转学到今天，已经有两个多月，按理时间不算很长，然而我却很难将眼前的男生同昔日的3班体育委员联系起来：面有菜色，眼眶凹陷发黑，面颊消瘦许多，头发凌乱，像是睡觉起来之后丝毫没有梳理，至于一身衣服，虽然干净，却总感觉古怪，好像是个空架子。
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也难怪我进书店的时候竟然根本没有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以前十分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我走在马路上可能一下子都认不出来。
那个曾经见义勇为的短跑健将，不复存在。
王丰将我暗怀鬼胎的愧疚和心虚错当成了意外邂逅的单纯诧异，苦笑了一下，讲：你好，你是以前7班的林，林……
表面上我和王丰都属于班干部，互相脸熟却谈不上真正的认识，于是赶紧自我介绍：林博恪，我想起来了，你是南蕙他们班的体育委员吧？
对，对。他说，然后惭愧地纠正：现在不是了。
我点点头说：知道，知道。然后岔开话题：真巧，居然在这里遇到，你……最近还好吧？
其实我知道王丰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后来转去的是一所寄宿制中学，据说前身是教会学校，地处偏僻，四围高墙，校风严谨，一个礼拜五天学生是不能出学校的，过着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生活。
果然，王丰的脸上浮起一种难以言说的表情，这种回忆的表情我只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纪录片里看到过，可他还是搪塞道：马马虎虎吧。
我深知内幕，不愿多问，正不知道怎么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他却先开口了：这个，其实，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你尽管说。
他似乎在吐字出口的最后一刻还在犹豫：能，能借我五块钱么？
搞了半天，原来是借钱。五块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可对王丰来讲可能更是天文数字吧。假如我没猜错，和当时大多数对早恋子女严加管束的父母一样，他们肯定大幅度削减了王丰每月的零花钱。经济制裁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问题上都是惩罚的杀手锏。那个曾经花钱赌球、在放学路上可以随意买饮料买报纸的王丰，现在宛如乞丐。
王丰说：不瞒你说，我现在每个月是没有零用钱的……但我会想办法还你，真的。
我没敢去看他诚恳的眼神，手有些颤抖地去翻我的口袋，那里有几个一元钢铡，另外我的书包里还有几张一块钱的纸币。
王丰面色回暖，不知是因为欣喜还是更加愧疚，补充道：我就是想买份《体坛周刊》，很久很久没看了，看完了你拿着，你再留个地址，一有钱就还。
我说不用急着还，报纸是你的，何必给我。
他却急了，讲：你不明白，我不能带回去，看完扔了太浪费。
我拾起翻找零钱的目光，惶恐而不解地看着他，手中的钢铡微微发凉。对方神色疲倦，语气中带着麻木和妥协，向我解释说：每次回家，他们都会搜我的口袋和书包。
5
邂逅王丰后的星期一，我被请到教导处谈话。
罪名是抽烟。
香烟是当天上午我在老师办公室得到的，金上海，就摆在我们物理老师的办公桌上，距离我们班的那叠作业本只有十公分，大概是哪个熟人给他的，没来得及抽。碰巧物理老师走开了，我趁着拿作业本的时候将它夹在手指之间带了出去，神不知鬼不觉。
至于抽烟的理由，自然是迫于精神压力。那天王丰问我借钱之后买了本《体坛周刊》，然后立即如饥似渴地翻阅，宛如在沙漠里苦熬了三天的幸存者找到了一大片绿洲。看完之后他依依不舍地将周刊给了我，留下了我们家的地址，告别。
当然，我给他的地址是假的，他不必还钱，真正欠了对方的人是我。这天夜里，久违的失眠和我重逢。我想到当初王丰见义勇为抓小偷的新闻报道，那个被窃的受害人是一个六旬老太，小偷偷走的是她的退休工资，幸好被王丰追了回来，才没让老人急得犯病。我母亲当年也有这样的遭遇，只是她没能遇到王丰这样见义勇为的好心人，那笔丢失的工资让她哭了两天两夜。
辗转反侧了一个周末，当我来到学校时，眼圈暗黑，犹如国宝。
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把那份《体坛周刊》悄悄带进图书馆，放到了阅览室的期刊架子上。然后走出学校，用身上仅剩的一块钱买了个打火机，躲在社区小花园的树林子里第一次尝试香烟的味道。
抽烟的那种感觉，一塌糊涂，却丝毫减少不了一个告密者和跟踪者的苦闷。反倒是身上这股味道暴露了我的行为，然后引来了其他的告密者。
我在掩盖烟昧方面是个雏儿，不像班磊那样经验丰富，而我抽完烟回到学校之后竟然傻到忘记漱口，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教室，和不下四五个干部、学生说了说工作或者交作业的事情。结果不知道是其中哪个人向老师举报，十五分钟之后我们班主任就要我去教导处一次。
事已至此，我心倒坦然，走在路上步履平稳。
让那个告密者大失所望的是，在那里单独等着会我的并不是一脸凶相的教导主任螃蜞，而是地理老师龙虾。
——抽烟的滋味如何？
龙虾的开场白总是很平缓，其实他任何时候说话都这个语调，波澜不惊。从没有人见过龙虾发火，但我总觉得即便他发火，也不会和平时的风格有很大差别。见我杵在那里不说话，他也没有逼迫，而是拿起办公桌上的一盒红双喜，那显然是螃蜞老头把这个办公室暂时让给尾巴负责人时忘记拿走的。他从里面抽出一支，却没点着，而是放在鼻尖下面闻味道。
我不喜欢红双。
他自言自语道：有股酸味。然后他走到桌子后面，轻轻坐下来：你知道么，举报你的那个学生说，他这辈子还从没在一个品学兼优的班长嘴里闻到过烟昧——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谈论过任务之外的东西了，来，坐下，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在那把颇具血泪史的“教导处审讯椅”上坐下，但是却没有其他人那样的恐慌，缓缓道：是王丰，他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了。
那天王丰用我的钱买了《体坛周刊》看完，交还给我的时候艰难地战胜了内心的踌躇，问：对了，1班的那个女孩，巫，巫梦易，你知道么？
我点点头。他终于还是问了，显然他们两个在那之后没再有过联系。
王丰：她现在还好么？
我：不知道，我们班和1班不在一层楼，很少看到她。
这其实倒是句大实话，巫梦易自从爱情友情亲情三方面均受到打击之后，十分低调，连原本和外校笔友的通信都断掉了。但后来我还是见过她一次的，那是我刚进入学生会组织部不久，某天中午在西教学楼的一楼大厅，当时快上课了，人很少。巫梦易捧了一大摞生物作业本在大厅台阶口摔了一跤，伤得不重，只是作业本撒了一地。她就一本一本地把本子捡起来，头压得很低，不去看周遭的世界，好像这世界上就她一个人了，而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因为碰巧几个学生会的人也在那里，有几个还是她曾经效力的宣传部的人，但他们只像观众和过客一样，因为学生会的一个指导老师和高二年级副组长也在场。而且她捡到一半的时候，那群人正好散掉，巫梦易昔日的同事们陆陆续续从她身边走过，上楼梯。没有人停下帮忙，甚至没有人放慢过脚步。我走在他们的最后面，发现有本本子就在我脚边，却眼睛一闭，跨了过去，再也不敢回头看。
这就是她现在的状况。
王丰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悻悻地“噢”了一声，然后讲：不瞒你说，我总觉得这所学校怪怪的，我和她那么保密，都会被发现，我离开之后经常想，是不是学校里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说，老师跟着你们？
不。他摇摇头：未必是老师，做这么恶心的事情，也许是学生——搞不好，还是学校派来的。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学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