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来：我小说的名字往往会是小说中某人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词，这句话也许很口语，像《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准备好了吗》、《顺便吃顿饭》，或者这句话有点意思，像《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一、二、一》，小说的名字当然得和内容有关，好的名字是能给小说添彩的。
记者：一般来说，女性作家的写作往往跟私人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在作品中的痕迹非常明显；你的小说似乎很不一样，有一种“大”的感觉，超越了私人内心的空间，有人评价你的作品时认为不像女人写的小说，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性别对于写作来说，是否重要？
戴来：我喜欢这样的评价，因为我喜欢纯粹一点的写作。
对于写作来说，性别应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写出了好的作品，而好的作品与作家的性别以及写作的视角是没有关系的。
记者：身体写作往往是女作家创作时所标榜的姿态，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否属于或者说倾向于身体写作？你认为真正的身体写作应当是什么模样？
戴来：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身体写作是种什么样的写作，是用身体的某一部分写作还是写身体的某一部分，如果是前者，那几乎每个作家都是身体写作，要是后者，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很难避免会在作品中写到身体的某个部分。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男性，为什么不以自己或其他女人作为主人公？写作之前是否会对此思考一番？
戴来：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我不太爱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女性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像的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视角，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挑战性吧，给我留的想象空间也更多一些，写起来觉得更愉悦，你会觉得你在创造这个人物，完全不是你生活当中的，甚至不是你经验当中的，我喜欢这个过程。
其实我也写过女性，像我发在今年《收获》长篇增刊。春夏卷上的《练习生活练习爱》，还有一个叫《等待》的短篇，写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在回忆和等待之中安详地死去。
我想我会在我以后的写作中尝试写写女性。
我愿意和自己玩
记者：阅读你的东西，有种这样的感觉：有一种安静而又残酷的因素隐藏在里面，不像一些作家那样把残酷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处理方式源自什么？是否跟你个人的性格有关？
戴来：用轻的形式表现重的东西和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下面隐埋些小炸弹这是我喜欢的，但我觉得和我的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那些在你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是否有生活的原型？或者是凭空构想出来的？像《准备好了吗》这篇小说中出现的做行为艺术家的儿子，是否真有其人？
戴来：我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在我生活中和视野里实实在在的人反而进入不了我的小说，因为太具体的人和事反而让我写起来觉得受限制，很别扭。
《准备好了吗》的艺术家儿子当然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其实这个人是谁长什么样都没关系，关键他是个被别人和自己父亲看成疯子的行为艺术家，更为关键的是他是个儿子。
记者：写小说往往需要生存经验的积累，否则难以入味，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作家为写作而生活，你呢？
戴来：生存经验的积累对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所有写作的资源都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对于更关注内心世界的作家来说，生存经验的积累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我更愿意去体味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象和精神状况。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发现，只有陌生和有趣的地方才会让我产生奋力抵达的愿望。
记者：请谈谈你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
戴来：在21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苏州，从93年开始我以读书的名义在上海、北京各呆了一年，95年我到了河南，尔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南一个叫新乡的地方呆着，老老实实地呆着，眼下又以学习的名义来到了北京，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一年访问学者。我的生活经历其实特别简单，基本上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用和外界社会打什么交道。
我运气很好
记者：你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春天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奖者，对于这次获奖，感觉怎样？意外，还是情理之中？
戴来：说实话我对这个奖没有一丝期待，后来接到电话说把这个奖给我了，我还是多少有点意外的，因为它是第一届，又只奖励一个人，但就因为是意外的快乐所以也就格外地快乐。
记者：对于文学界大大小小的评奖，你有什么看法？这些奖项对文学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戴来：得奖是对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的一种肯定，但是好的作品和得不得奖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当然得奖后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你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奖是有意义的。
记者：有评论家对你的《准备好了吗》、《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评价很高，你个人喜欢自己的哪些作品？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谁曾影响过你的写作？
戴来：我写过一个叫《外面起风了》的短篇，可能没人注意，我自己就挺喜欢的，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意思。还有我去年发在《收获》上的《亮了一下》，是说婚外情的，夫妻俩貌似和谐地生活着，其实各自在外有着情人，有一天，刚从情人那儿偷完情回来的丈夫正好撞上了在安排和情人幽会的妻子，于是有意思的事发生了。
余华的东西我一直挺喜欢的，而且他给读者带来期待，你会觉得他是个能不断写出好作品来的作家，尽管这几年没读到他的新小说。还有朱文，在我还没有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喜欢他的小说，后来我自己也写小说了，并且从写作中摸索出了点所谓的经验后，仍然觉得他是个好的小说家，可惜他现在不写了。像余华、朱文、格非和苏童早期的小说都曾影响过我的写作。
记者：除小说之外，写其他文体的作品吗？好像你曾经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
戴来：写过剧本。写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想几乎每个写作者的写作之路都是从写诗开始的。
记者：是否觉得写小说比写诗更过瘾？诗歌的语言对你的小说创作是否有所帮助？
戴来：对我来说，写诗像喝酒，人会处于一种很有激情的状态，写小说像抽烟，整个状态是冷静的，理智的。我觉得写诗是对一个写作者最好的语言训练。
记者：准备出国“修炼”吗？很多作家都出国了，在国外当作家似乎比国内滋润。
戴来：我想近几年我会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应该尽可能多给他一点时间。也许是因为没有比较，反正我觉得在国内也挺滋润的，而且我总觉得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有个好的心态、踏踏实实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失败者和他们的城市——戴来短论
1；戴来的小说里到处都是失败者：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对这三种最具普遍性的身份，戴来执念甚深。
面对一个人，戴来首先并最终想到的是：他是中年、老年？或者还年轻？年龄界限是她的世界观的基准点，生活是人与时间的战斗，时间如栅栏圈禁着生命，一个人如何处置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与欲望、他的信念与梦想，说到底就是如何面对时间。
所以，戴来的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抽象模式皆是“存在与时间”。
在这个模式中，人无分老少，都是失败者，他们不甘心于失败，他们愤怒、焦虑，弄出种种故事。
在戴来的一个中篇小说中，当安天在另一个城市邂逅了与自己如此相似但依然年轻的陌生人之后，他看到一群小学生正在跑步，“落在队伍后面一个像豆芽菜一样瘦长的男生和第一个差了有五六百米的距离，他身后另一个骑着车同样驮了一大堆衣服的男老师嘴里还在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
这是时间的节拍，是生命的节拍，也是戴来小说的节拍，这种节拍有双重的强制性：时间是不可抗拒的，但人必须跑下去，就像领头的那位老师喊的：“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她的同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戴来这样看人生，而且这种看法坚决、彻底、持之以恒。
2；所以，戴来的小说中总有一种残酷的笑意：一切是可笑的，一切是徒劳的，一切是有意思的，一切是虚妄的，一切是诚挚的，一切是滑稽的。
3；请设想有这么一座城市，它在中国，它在此时，它不是一座辉煌的大城，它是中国上千个平庸的中小城市中的一座，由于不大，还不曾狂热地超出自己，所以它比较真实——“真实”的意思是它没有那种梦幻色彩，它和它的过去还保持着联系，比如对历史、乡村的记忆；它是灰色的、暗淡的、沉闷的，所以它总是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或惊吓。
——这个城市是戴来的，是她写出来的城市。
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更像苏州还是更像河南的新乡？这是戴来生活中的两个主要地点。
我觉得更像新乡。当然它不是新乡。
这个城市既虚幻又具体，没有证据表明戴来有意识地规划它，戴来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守护这个城市的意向；但是，在她的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城市，它不是地理实体，而是戴来世界观的内在疆域，对她来说，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一切事情才会发生和可能发生。
她像个仁慈而专横的女王，统治着她的小小王国，洞悉一切秘密；她的小说角度多端，人物繁杂，好像是她有一种广博的兴致，了解治下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
所以，戴来是比较少有的具整体性眼光的小说家，她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充实的自足性——虽然我认为这种充实、这种自足性还是初步的、粗糙的——相比之下，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已经很少具有这样的志向和能力，他们安于片断的、零散的眼光。
4；把戴来的城市放进中国的现实，这个城市中生活着的那些“失败者”就不再抽象，他们获得了充分的具体性，饱含浓重的社会和时代内容。
他们是未能跟上“进步”和“发展”节拍的人，他们是被欲望折磨而又无能的人，他们是在狭小的可能性边界内苦闷、挣扎的人，他们是眼看着世界改变、时间流逝而惶惑不安的人，他们是连“伪意义”都无从把握不得不忍受内心荒凉的人，他们是平庸的人，呆在他们平庸的城市，守望岁月和时代潮流。
假设戴来的城市是飘浮的，那么我相信，它将飘在中国不为人注意的辽阔区域，甚至飘在金碧辉煌的大都市的阴暗角落，飘在我们对世界、现实和生活的想像域的广大盲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来与时代建立了确凿的对话关系。
5；在戴来的城市中，反反复复的重大焦虑是——窥视：窥视的隐秘快感，被窥视的恐惧和愤怒。
窥视常常是她的小说的基本视角：《茄子》、《爱人》、《对面有人》，似乎戴来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架起望远镜或者摄像机，躲在镜头后面侦察。这种窥视的、有限的视角在《茄子》中发展得精巧、复杂。
即使在一些全知角度的小说中，我在暗处、他在明处的窥视目光也时时闪烁：《五月十二日的生活》、《突然》、《外面起风了》、《一、二、一》、《亮了一下》，处心积虑的或偶然的“窥视”以不同的方式使得生活和内心“亮了一下”。
那么，何以解释戴来对“窥视”的持久热情？
先谈谈王安忆。王安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出一种外部的、观察者的角度，在她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我们都能明确地感觉到一个观察着的主体，这个主体也许无名，也许站在画面之外，但我们看出她的眼光在移动、在深入，而她的语调是描写性的，不是叙述性的，我们甚至能够听出她在接近和把握对象时的困难和犹疑。
这种角度包含着两种信念，一种是对认识难度的高度自觉，对王安忆来说，直接进入客体是一件无把握、不诚实的事，小说家不得不拉开距离，把自己确立为认知着的主体，展示认知活动的过程。但同时，王安忆也坚信认知的可能性，她相信通过观察和描写，我们可以把握隐藏在现象之中的本质。
所以，王安忆的观察是正大光明的看，是要达到现象的澄澈。而戴来的窥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设想。
在戴来的城市里，混合着暴力和欲望的“窥视”是抵达真相的惟一可能的途径，或者说，这样的窥视本身就是真相的一部分，认识不是一个从容、正当的过程，而是一场搏斗，它是侵犯和反侵犯，它在道德上极为可疑，它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它从阴暗和混乱之处出发，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阴暗和混乱。
——这样的认识方式正属于那些失败者，他们相互窥视，这是他们在对世界的戒惧中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惟一方式，这种方式标明了他们那个城市的根本特征：绝对的孤独，莫名的警觉。
《山花》2003年10期
戴来随笔集
小说和随笔是我写作的主要形式，尽管它们是两种风格不同的语言，但游戏其间时，我同样都很快乐，前者是发挥想像力讲故事、特别是讲故事中的细节的快乐，而后者是想到哪儿哼到哪儿、一种更接近于自娱自乐的快乐。我在写作中体会到了快乐。
将日子折腾到底
我和阿雯曾经有一个想法，开一家吧，我倾向于书吧或者玩具吧，在不太吵的音乐里，我们的顾客手里捧一本书或者一样玩具，津津有味地消磨着时间，而阿雯坚持得是酒吧，而且是那种疯狂中带点邪乎的酒吧。后来我离开了苏州，开始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生活，留下阿雯独自在那儿盘算。
阿雯的喜好在朋友们眼里永远是古怪的。她喜欢的食物里通常都会有些刺激特别的调料，像日本绿芥末，朝天椒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