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在等待关于美国北部在1974年至1985年存在的所有屠宰场的名称和方位的消息。
“你可以排除在大城市的可能性，”我说，“因为那里只有一家电影院。”
她点了点头，看起来疲惫极了。“我要回家好好睡上两天。”她打着哈欠说道。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那么做啊！
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人眠，朦朦胧胧中想着为什么没有比特的失踪记录？当找到一堆的屠宰场资料而又无处着手的时候又能有什么用呢？突然我接到了查克托伯蒂医生打来的电活。厄尼正在诊所，有人想杀他！
“什么？谁？”我咆哮着。
“豪伊！”那边传来颤抖的声音。
当我在公路上疾驰时，惟一能想的就是：天哪！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不管厄尼出了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的责任。正如我对医院发生的一切事故都负有责任一样。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的时刻。但是即使在那最难熬的几个小时里我仍然被城市的灯光所震撼，与破晓的灰白色的天空相对抗，四十年前，当我们载着父亲的身体疯狂地驶向医院时，也是那样灰白的天空，一样刺眼的灯光，一样的犯罪感。
当我到达医院时厄尼仍在急诊室里。查克拉伯蒂大夫在走廊中遇到我，“不用担心，他很好。”
事实上他就坐在床上，头上没有氧气罩，双手枕在脑后，对我微笑着。 “你怎么样？厄尼？” “很好，简直妙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灿烂的笑容，连我自己也变得心情愉快起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的好友豪伊差点把我掐死。”当他转过头大笑时我看到了他脖子上明显被什么东西勒过的红痕，“那个婊子养的老家伙，我爱死他了。”
“爱他？他想要杀死你！”
“噢，不，他想让我以为他要杀死我。真有意思，我正在睡觉，你知道我的手脚是绑着的。他用什么东西勒住了我的脖子，也许是手绢儿，然后开始勒紧，我根本就没法反抗。”
“接着说。”
“当我停止呼吸已经没有意识的时候他把我抬了出来，迅速送到了医务室。他们立刻就把我救活了。当我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了。”
“你认为他做了些什么？”我记得当我问他这句时我提醒自己是个心理医生，我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
“他给我上了永远难忘的一课。”
“是什么？‘’
“就是死根本不可怕。事实上，感觉很好呢。”
“怎么会？”
“嗯，你应该听说过一句格言——当你临死的时候生活的细节会从你眼前一一而过。没错，真的！但是过去的全是美好的部分。我又回到了小时候。妈妈就在眼前，我的小狗，那些可爱的玩具，还有我最心爱的棒球手套……就像重新过了一次童年！但那不是梦，是真的发生了！所有那些记忆——我从来没意识到童年是多么的快乐，直到我又重活了一遍！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妙的感觉！”他一边说这些，一边嘲笑着自己以前的种种行为。
他们把豪伊转移到了四楼病房。在我找他谈话之前我就让他在四楼待了几天。我对他的作为非常生气，但是他就坐在那儿对着我笑，那笑容简直就是坡特那仿佛知道一切的笑容拷贝。
在回到二楼的途中他转过头来对我说：“坡特说再有一项任务我就可以被完全治愈了。”
“我会制止他的，该死！”我在他后而咆哮着。
一个值夜班的护士后来告诉我现在达钦斯也开始逐渐地在餐厅和其他的病人一起进餐了。当然她还是为那些病人在吃饭时打嗝、放屁所震惊。不过她竟然坚持下去了。
当她第一次出现在餐厅的时候，贝斯站了起来，想为她做点什么，可是坡特的一个眼神又使她乖乖地回到了原位。当然，还像往常一样，只要有一个人没吃完饭，她就不会吃的。
“他是怎么让达钦斯到餐厅吃饭的？”
“她想成为那个可以和坡特一起回K－PAX的人。”那个护士酸溜溜地说。
第十二章
当坡特全神贯注地大嚼李子和梨的时候我提到了关于豪伊和他的“任务”的事儿。我跟他说第一项任务（寻找象征幸福的蓝色知更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仅是对豪伊，而且是对全部的病人。然而尽管第二项任务（治愈厄尼）非常的成功，却存在不少的问题。我问他是否还有什么要吩咐我的病人的任务。
“只剩最后一项了。”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任务吗？”
“那会破坏惊喜的。”
“我想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惊喜了。你能保证这次任务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吗？”
“如果完成得好，对所有人来说那将会是非常愉快的一天。也包括你。”
我可不那么确定，但是我的疑心却被他满脸的自信一扫而光。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让我借助他的膝盖猛地跳到他的头顶，听起来简直就像在自杀。“信任我。”他说。于是我把自己的小命放到了他的手里，向他跑去，在他的帮助下我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但我后来再也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在坡特的眼中就有着同样的“信任我”的表情。这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第十二次会谈。
我刚开始数数，坡特就进入了恍惚的状态，我问他能否听到我说话。
“当然。”
“很好，现在我要你回到1979年（当然是地球的时间），那年的圣诞节。你在哪儿？看到了什么？”
“我在位于你们所称金牛座的特西普龙星球上。到处都是绿色和橘黄色。我喜欢那儿，我就是喜欢那儿。那里的植物不靠叶绿素吸收阳光，而是像你们深海里的红藻一样。天空因为空气中的氯气呈现出绿色。有各种各样有趣的生命。其中很多种按你们的归类法可以归为昆虫，但有些比你们的恐龙还要大。幸运的是它们都步伐缓慢，但是你必须得——”
“请原谅，坡特，我很乐意听到你在这个星球的所有见闻，还有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但我想现在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球上好吗？”
“随你的便。但是是你问我在1979年的圣诞节我在哪儿，看到了些什么啊。”
“没错，我现在想让你做的是回到从1979年后你下一次来到地球的时间，你能做到吗？”
“当然。嗯，让我想想。一月？那时我还在特西普龙上。二月？小，那时我回到了K－PAX。一定是三月，没错，就是三月，北方最美丽的季节，冰雪消融，百花待放。”
“是1980年的三月是吗？”
“一点不错。”
“他又呼唤你了？”
“嗯，但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他只是想找我谈谈心。”
“跟我讲讲他，他怎么样了？结婚了吗？”
“是的，他跟一个女孩儿结婚了——噢，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吗？”
“是那个在他们上高中时怀孕的天主教女孩儿吗？”
“一点没错！她还信奉天主教，但已经不再怀孕了，那已经是五年半以前的事儿了。”
“我忘记了她的姓名。”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
“现在可以告诉我吗？”
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他终于吐出了一个字，“萨拉。”
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欣喜若狂了，“他们有孩子吗？”
“有。”
“我是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真应该学习一下幽默感，吉恩，是个女孩儿。”
“那么她五岁了？”
“下周就是她的生日。”
“没有其他孩子了？”
“没有。萨拉得了子宫内膜炎，他们切除了她的子宫，真是蠢透了。”
“因为她还太小吗？”
“不，因为那是你们愚蠢的人类住那时能想出的惟一方法。”
“可以告诉我那个孩子的姓名吗？或者你仍要保密？”
他只犹豫了一小会儿就告诉了我，“丽贝号。”
这些信息竟然得来得这么容易，真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比特已经变得缓和一些，没准他允许坡特告诉我的真实姓名了，也许他开始信任我了！
但坡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想法，“还是忘了他吧。”他说。
“忘了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哪怕最少也要告诉我为什么。”
“不。”
“为什么不？”
“你会利用答案找到他的。”
“好吧，那么告诉我，他们现在还住在那个小镇吗？”
“是也不是。”
“能不能准确点？”
“他们住在镇外的一个拖车上。”
“离镇子有多远？”
“不远，那里有个拖车停车场，不过他们希望住得越远越好。”
“他们是否有个洒水器？”
“一个什么？”
“草坪洒水器。”
“在拖车停车场里？”
“好吧，不谈这个，他们都有工作吗？”
他的嘴角轻微地噘起，好像对水果的味道不太满意似的。“他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她靠做小孩儿的衣服挣些钱。”
“你的朋友在哪里工作？”
“就是他的爸爸和爷爷工作的那种地方。也是那个小镇惟一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除非你是个银行家或有个杂货店。”
“那个屠宰场？”
“没错，那该死的屠场。”
“他在那里做什么工作？”
“他是个敲工。”
“什么是敲工？”
“敲工就是在牛头上重重一击而使它们被割断喉咙前不再挣扎的工种。”
“他喜欢那份工作吗？”
“你在开玩笑吗？”
“他还做些什么？比如平时在家时？”
“晚上女儿入睡后看看报纸。周末和所有镇里的人一样修修车，看看电视。”
“他是否厌倦了婚姻与责任？是否后悔当初结婚的决定？”
“噢，不。他真心实意地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无论发生什么。”
“讲讲他的妻子好吗？”
“有时欢欣鼓舞，有时精力充沛，有时心情沮丧。就像电说剧中大多数的家庭妇女…样。”
“那么他们的孩子呢？”
“完全是他妻子的一个副本。”
“他们相处和谐吗？”
“相敬如宾。”
“他们有很多朋友吗？”
“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萨拉是个天主教徒。我告诉过你，那是个小镇——”
“他们小和任何人接触？”
“除了她家，还有他母亲。”
“那么他的姐姐们呢？”
“一个住在阿拉斯加，另一个就住在小镇。”
“他恨她吗？”
“他不恨任何人。”
“那么男性朋友呢？”
“他们没有朋友。”
“以前那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呢？”
“一个在监狱，另一个在黎巴嫩被杀。”
“下班后他也从来不和工友们到酒吧喝上一杯？”
“已经不再了。”
“以前喝过？”
“他经常和周围的人开玩笑，也经常喝上几杯，但不论什么时候他邀请他们一同进餐，他们总会找理由拒绝的。没有任何人邀请过他的家庭一同野餐或者参加别的什么聚会。后来他们也就明白了。现在他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待在那辆拖车里。”
“听起来他们相当孤单。”
“也不是，萨拉有很多兄弟姐妹。”
“现在他们是否打算买所房子？”
“或许会自己建一所。，他们已经挑了好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是从一个农场分割出来的，周围有小溪和几亩树林，非常优美，让我想起了家乡，除了那小溪。”
“告诉他我希望他能住在那里。”
“我会的，但他还是不会告诉你名字的。”
正在这时特雷克斯勒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语兀伦次地告诉我在精神病房里发生了一件紧急事件——有人绑架了吉塞拉！我迅速使她镇静下来，不情愿地把坡特从催眠状态下唤醒，然后飞奔四楼。
吉塞拉！很难说清楚在那一刻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即使是我的女儿阿比或者珍妮被哪个疯子胁迫我也不会如此的悲痛焦急。我看着她懒散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听到她稚气的声音，闻着她淡淡的清香。吉塞拉！我的错，全是我的错！允许一个那么无助的孩子在我的精神病区走动。我竭力不使自己想到一个毛茸茸的胳膊勒在她幼嫩脖子上的情景，也许更糟……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四楼，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悠闲自得地闲聊着。我真不愿意相信他们是那么的冷漠。我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
绑架者叫艾德，是个英俊的五十岁左右的白种男人。在6年前突然发疯——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用半自动步枪枪杀了8个人。而那时他还是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一个模范丈夫、一个伟大的父亲、体育迷、虔诚的教徒……来到这里以后，虽然对他进行常规药物治疔，但他还会遭遇间歇性失控的痛苦，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击打墙壁，直到血流如注，筋疲力尽为止。
但他绑架的不是吉塞拉，是托·贝勒——那只被收养的小猫！
后来我也不清楚是持雷克斯勒的牙有些漏风还是我没有听清楚——我一直在担心着吉塞拉的安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只小猫跑到了四楼，在管理员清洁艾德房间时它溜了进去，所以艾德就抓住了它，他一边用拳头击打着窗口的铁栏，一边威胁说他要扭断那可怜小东西的脖子，除非他能和“那个来自外星球的家伙”谈谈。
维勒斯曾经提醒我他反对在病房里养小动物，也许他是对的——如果没有这只小猫，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儿了，而且如果小猫真发生了什么不测，那么这对其他的病人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认为艾德是在那里虚张声势，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不像是精神失常。但我也找不出什么不让他见见坡特的理由，所以我打发贝蒂去找他过来。
然而坡特早已经在这里了，很显然，他是跟着我来的。
没有必要解释形势了，我只让坡特告诉艾德放了小猫，我们不会报复的。
坡特不要任何人的陪同，独自向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