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艰难的抉择，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当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无法调解之时，为了人类未来的生存，人类是否应该放弃对大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和侵略呢？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与大自然协调发展的时代，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巨大挑战。洪水无数次地教训着人类，人们已经到了彻底警醒的时候。当人类今天的家园被洪水淹没时，人们应该想到，这里曾经是江湖的家园。
第七节 生命的堤防
9月下旬，一江灰黄色的浑水颓然东去。长江水位全线下降，中游水位从警戒水位降到设防水位。沿江各地百万群众依依不舍地簇拥着缓缓行进的浩荡车队，再现了久违数十年的老百姓含泪送别子弟兵的热烈场面。
万里江天寥寂，消退了的抗争呐喊；千里长江两岸，露出伤痕累累的大堤。荆江大堤、洪湖大堤、四邑公堤、武汉大堤、黄广大堤、九江大堤等沿江国家规定确保堤段上，处处尚可见到反压围井、堵决沉船、抢护的支撑和绵延不尽的白色子堤，记录着持续了三个月的惊心动魄和英勇悲壮。
拱卫着中原广袤地域的长江堤防守住了。
长江是雨洪河流，中下游地势低平，洪涝灾害频繁，历史上曾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两岸人民历来倚仗堤防生存。各地大堤经过历代修建维护，陆续连成一体。有的地段因地势险要灾难深重，对经济影响极大，被朝廷列为官堤，由当地行政负责督建。实行“官助民修”，政府筹垫的款项，第二年还要征回。
如荆江大堤，肇建于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连成整体。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成灾，列为官堤。但是，由于政治腐败，组织能力低下，堤防建设远不能达到防御常遇略大的洪水的标准。
1949年新中国接掌的长江堤防，低矮单薄，破败失修，隐患甚多。1954年以来，经过多次大规模加固配套、整险维护，长江堤防得到根本改观，御能力大大增强。以至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造成长江长时间、大范围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情况下，竟未造成大的灾害。而且在使用丹江口、隔河岩等水库的调蓄功能的同时，沿江实施了几百万军民的密集防守，竟没有运用荆江分洪区分洪。
但是，这完全不说明长江堤防目前的状况就可以伏波安澜，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998年的特大洪水，把三峡工程调蓄洪水的功能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半个世纪以来，在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长江流域各省历届负责人和无数专家学者进行了漫长的论证，按照决策程序确定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规划。在三峡建坝，实现长江上游洪水的调蓄，解决中游来洪量大、泄洪量小的基本矛盾，以根治长江水患问题，是人们的美好理想。因为中国的人口发展到今天，经济发展到今天，国土资源已经极其有限，不可能像有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那样划出大片地区行洪蓄洪。我们民族的治水祖先大禹开创的疏堵并用的方略，是在否定了鲧只堵不疏的作法上体现其成功的。而大禹的子孙，今天不得不又对大禹作了一次否定，回到了鲧的作法上。
荆江分洪工程，根据1998年长江第6次洪峰的各种情况考虑，国家没有动用；洪湖分蓄洪区由于投入不足，远远达不到使用标准。治水的招押在了调蓄上。除了98年洪水过后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一些分支流域增建水库以调蓄支流来水之外，长江干流治水的最后一招就是三峡工程。
然而，不少水利专家提醒人们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到了2010年，三峡大坝蓄水高度达到175米，蓄水220亿立方米，遇到1860年或1870年的洪水，经三峡水库调蓄后，荆江起始点枝城的最大流量可由每秒110000立方米削减到80000立方米以下，在荆江分洪工程的配合运用下，沙市水位可控制在45米，荆江两岸防洪负担可明显减轻。即荆江段要达到能够防御枝城洪水来量每秒80000立方米的水平。这就是结论，也是国家规定了的防御标准。1998年，峰值最高的第6次洪峰的枝城流量也没有超过每秒70000立方米，据《荆州日报》报道，沙市第6次洪峰的流量是每秒53700立方米。
根据1998年的防汛情况，应当承认，我们至今仅对洪水的一般规律有所了解，而对洪水的特殊规律却没有更多的了解。中国还没有能力预测哪年哪月将会发生特大洪水，无法事先作出防御特大洪水的准备。尚且，即使已知特大洪水如枝城洪水来量每秒80000立方米的时间，也需要一段时间的防洪工程准备。
水利专家易光曙估计：按照这个要求，还要做1个亿的土方量。如果国家加大投入，可在5—7年完成；按国家的投入量还维持在过去的水平上，则需要10—12年来完成。以1998年开始按国家以往的投入计算，正好在2010年完成防御枝城洪水来量每秒80000立方米的工程准备。
目前，长江正处在既无三峡工程的调蓄能力，又无防御枝城来洪每秒80000米的能力的12年中。
近几十年，中国洪涝灾害呈现越来越频繁的趋势。1970年到1990年中国发生大小洪涝160次，平均每年50次。全国1975年—1985年的水灾面积比1950年—1959年增加了2倍多。如果在近12年中一场1870年型的洪水突如其来，至少湖南、湖北两省将遭到毁灭性的灾害。如果洪水大于今年枝城来洪量（每秒53700立方米），不用达到1954年的每秒71900立方米，就算达到1981年的来洪量（枝城每秒71600立方米）或1989年的来洪量（每秒69600立方米），再加上洞庭湖、清江、汉江、沮漳河等同时来洪，相互顶托叠加，无疑会出现比1998年更加危险严重得多的局面。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仍需加固荆江两岸现有堤防，建设好分、蓄洪区，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加固现有重点险工险段，控制河势，整治荆南水系，清除行洪障碍，加强防洪工程的管理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其中，加固堤防实际上是中心任务。
荆江大堤从1949年到最近一次大规模续建的1985年，共投入2。3亿元。全省堤防长度居流域各省之首的湖北，1949年以来，整修长江堤防投资共计33。5亿元。形成固定资产40亿元。全国用于长江防洪建设投资及群众投劳折资总计近200亿元。历年长江流域洪水造成的损失，仅1987年到1996年（其中1990年未计）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7320亿元。1998年，洪水造成的直接损失在1666亿元（当然湖北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加上抗洪抢险和调动数十万部队的费用，将是相当巨大的。
科学家在统计大量事例的基础上测算出预防灾害的投入和灾害造成的损失比率，一般认为在洪涝灾害上，防灾投入和灾害损失比为：1比20到1比100。减灾的效果等于经济增长，这是科学证明了的道理。
在国际上防灾减灾的观念已形成专门理论的今天，中国科学家防灾减灾的研究成果也应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之后得到上下普遍的重视。
1998年8月初第3次洪峰通过的时候，国务院作出决定，在年初已增加水利建设投资17亿元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水利基础建设投资。各地、各企业也应按照科学测算的防洪受益比例，按照98年实行的《防洪法》承担起防洪减灾的经济义务。目前，中国对此尚无具体法规。
江苏省在1991年大灾之后就制定了《防洪保安资金制度》，规定所有有销售利润的企业和个人除政策应予照顾的外，都交纳一定防洪费用。从1992年到现在，江苏省平均每年以这种方式筹得6亿元用于水利建设。1998年江苏省的抗洪抢险有了若干年建设的良好基础，进行得相对顺利。此外，自然灾害保险是防灾减灾的一项重要经济调节手段。而在这方面，中国目前的状况显然远远落后于世纪需要。
“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人类能尽的一切努力只是采取措施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
防洪，是长江永恒的主题。
建成了三峡工程和支流水库，加固了堤防，修建了分蓄洪工程，长江防洪问题还不算根本解决。人口恶性增长，破坏林草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失衡，这是慢性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不同的是，它是人为的、长期的，它使自然灾害加剧，它造成的损失更大，造成的破坏更难挽回。
中国的水土流失世界罕见。有人认为全球入海泥沙平均每年135亿吨，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中国。长江流域凡属大于20度的坡地都是灾害性水土流失地区，流域土地被侵蚀面积50年代为36万平方公里，80年代为56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土壤流失量为22。4亿吨，相当于一年冲走30厘米厚的耕地55。3万公顷。水土流失使流域湖泊面积减少了45。5％，流域800亿立方米的水库库容淤积了100亿立方米，相当于报废了8座大型水库。
据宜昌水文站资料，50年代，每年携带到长江中下游的泥沙量为5。22亿吨，80年代为6。34亿吨，增加了21％。这么大量的泥沙，1。64亿吨留在荆江段，4。55亿吨留在大通至长江口段，流入海洋的仅0。47亿吨，不到9。3％。主要泥沙量留在长江尾闾，构成极大隐患。目前吴凇口的江底就高于荆江江底，将来这一趋势将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大量长江来水滞留中游，难以入海。加上今日的洪泛区无不在近代地壳沉降区内。长江中游部分地区逐渐成为洼地，我们今天只有加高大堤来防止洪水泛滥。大堤越高，潜在的危险就越大，失事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同年9月下旬，《中国青年报》参加1998年抗洪抢险报道的40多名记者来到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区植下1998棵小树，来纪念98抗洪。他们亲见长江上游山陡土薄，到处是寸草不生的雨裂沟和泥石流造成的冲击扇，治理难度极大。然而，长江上游的林草是必须种植的，不管这样做会有多大困难。否则，长江水患永远无法控制。
近期抗洪，需要加固堤防。而治理长江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长江上游的植被。
第八节 保护江湖生态
当成千上万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阻挡着长江、洞庭湖、鄱阳湖、松花江、嫩江洪水的险恶进攻时，许多人也在思考，是否我们对洪水的防治和抵抗仅仅剩下了人海战术这最后一招呢？除了堤坝和人墙，我们在治理水患上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和方法？
维持生态自然是当今许多专家正在思考和呼吁的全球问题。早就有专家提出，应该把长江上游和中下游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建立一种“长江生态补偿机制”。因为长江生态的失衡与人口重负、经济落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长江故道和湖泊面积都随之缩小，以不断增加的绿洲和良田来承载日益膨胀的人口；由于经济的落后和贫困的困扰，长江沿岸的森林资源成了当地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绿色银行”，但是，这个银行却只有支出，而很少存入。
在许多地方，没有开发的河流、冲积平原、湿地和水循环系统往往被看作无利和非生产性的，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原始生态环境。但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与自然真理相距甚远。人类对大小河流进行人工改造的基本方法就是尝试调节其流动性，他们常常忽视这样一种事实，这就是河流系统在生物和物理特性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平衡。河流天然呈现的季节性洪水就像女性的生理周期一样，也同样具有周期性，江湖流域栖居的动植物都是适应着这一周期性的变化而繁衍、迁移或吸收养分。
按照一些发达国家学者的看法，防止洪水等明显违反正常水文状态的做法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扰动。建国40多年来，我们过多地倡导“人定胜天”、“与天奋斗”等精神，无视自然的权利和生态的平衡，过多地把人为的意志强加到江湖生态上，通过持续的破坏促使江湖生态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性逐渐崩溃，并引起整个生态系统失调和破坏。
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发现，由于城市化、河流工程和冲积平原管理不善，已使江湖泛滥现象更为严重。建设水坝是人类世界自然和政治景观中的一大特点，它既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一种力量象征，也是人类科技发展和权威手段的一种标志。但现在看来，它们造成的问题比储存的水量似乎更多。目前，全世界已有3。8万多座大坝和无数的小坝，中国的大坝便占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且修建大坝的技术和勇气也走在世界前列。当长江三峡大坝和黄河小浪底水库正在修建的同时，解放后许多地方修建的小型水库却有将近一半已经干涸、淤死甚至废弃。
这次洪灾中，整个长江中游地区被洪水冲垮、漫溃的民垸有100多处，湖南、湖北两省受灾的200多万群众几乎全部来自各个民垸。由于民垸侵占了原来属于长江和洞庭湖、鄱阳湖的地盘，当洪水来临时，便没有足够的滞洪区和行洪区，这样，洪水不是肆意抬高水位，就是竭力“收复失地”。1998年长江最后两次洪峰在湖北监利、洪湖段自行消失，武汉以下流域实际只经历了6次洪峰的冲击，原因便在于一些民垸主动弃守或被淹以后，长江洪水再次部分恢复了自己的“行洪系统”。
从明代张居正执政修筑荆江大堤开始，江汉平原受到保护，开始成为湖北的富庶之地。而洞庭湖从宋代开始修筑民垸，洞庭湖平原也就日益成为江南的“鱼米之乡”，以至到明清时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日益滥筑的民垸和堤坝终于转向其造福人类的反面，将江湖约束在堤岸、水库或民垸内的做法并没有减少洪水总量，它们所起的最直接的作用仅仅是明显提高了流速，抬高了水位。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控制洪水的设施不应该叫做防洪系统，而应该称为“洪水威胁转移设施”。
尽管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但是，它的确表达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意见和观点。朱容基总理明确提出了灾后重建的32字方针，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