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死亡人数超过了1991年洪水。
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评论说：“正因为水灾的频繁，危害之严重，特别是几条大江大河之泛滥，更是直接危及到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最发达、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使得抗洪治水具有了经常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关系到历代统治者的一统霸业和政权兴衰，是其治国安邦定天下的头等大事，也成为盛世明君的乐事善举。”
他还说：“国家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是把治水作为谋求政权的合法性和巩固政权的手段，以便取信于民。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居乐业，赋税增加，国库充盈，其政权也比较稳固；相反，一旦发生水患，老百姓处于水火之中，不仅赋税难以征缴，国库难以充实，反而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如果遇有人祸，极易激起民变，发生动乱，就会危及当权者的安全。”（张曙光《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
所以，历朝历代君主和当权者，从来都把“治水”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对待，决不把“治水”当作技术问题。“大禹治水”，鲧、禹父子“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不是治水方法之争。治水方法在君王眼里是个等而下之的问题。没有把夏禹——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君王看成一个“水利工程师”更为荒唐的事情了。治水完全是政治的需要。
尧舜时，洪水“泛滥于中国”，水系混乱，中土割裂，各部落自成体系，占据一方，没有律度，纲纪不张，禹父鲧“息壤以堙洪水”，九年无绩。而禹“念前之非度，嫠（注：此字下部为”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周语下》）
《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建立王朝，中央集权（与秦始皇中央集权不同），与诸侯形成强有力的贡赋关系。当时，禹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是整合分裂割据的弱小部落，一统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跨流域、跨势力范围进行大规模“治水”。鲧用“堵”的刚性方法失败，而禹则采取了“疏”的政治方法获得成功。禹是个大政治家。后来，禹的祭祀分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偏重道德警示，民间则是对政治清明的期待。传说，禹生于羌氐人聚居的岷江上游的汶川（禹出生地传说不一），葬与长江下游的浙江会稽，尧舜部落则生存于黄河流域，夏王朝势力所及也主要是黄河流域，而夏禹的踪迹和祭祀则遍及黄河、淮河、长江等几大流域，显然不是“水利”的涵义了。
自《史记》以后的各王朝正史，皆有“水利”专篇，这是西方国家史书中不能想象的。
历史上，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非常重视水利，都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
公元前132年5月，黄河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南侵，“东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淹及16郡，泛滥23年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决口祭祀，望着滔滔南下的洪水，“悼功之不成”，惆怅满怀，慷慨悲歌：“为我谓河伯兮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在他的督令下，沉白马玉璧，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参加决口堵复。堵复后，汉武帝在决口处筑宣房宫，作颂歌，以示纪念。
瓠子堵，“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天下“用事者争言水利”。两千多年后的1998年大洪水堵复过程，几乎就是这种情景的翻版。
历代皇帝，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费时最长，当数隋炀帝。京杭大运河经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凭空挖河，全长1700余公里，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华民族1000余年至今享其利。评价大运河工程，人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荒淫和伟大就这样奇怪地拼在了隋炀帝身上。
白居易在他的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吟唱：“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1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兼政治家皮日休却看的更高远更辩证一些。他说：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的功业为唐朝及其之后中华王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矗皮日休《汴河怀古》惋惜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把隋炀帝比作了大禹。从此，南北贯通，舟楫之利，漕运繁华，历代不绝。
大运河已为稳固政权、繁荣经济的命脉。从此，历代君王极其重视以避免各水系洪水侵害、确保运河漕运畅通为重要的水利建设。宋太祖疏通汴河、惠民河、五丈河，让漕运直达汴梁；明时，围绕治理淮河、如何保护朱家祖陵展开了激烈争论。满清康熙、乾隆文治武功，更是看重水利。康熙临运河，钦定洪泽湖“仁”、“义”、“礼”、“智”、“信”坝（赋予水利以教化功能），在里下河地区钦定“滚水坝”（泄洪）制度。乾隆曾命人考水源，并亲自撰写《热河考》、《滦源考》、《济水考》、《淮源记》。
毛泽东更是殚精竭虑，有着系统的“治水”思想。各大水系的治理，他亲躬必问，在继承古人治水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较低成本地进行了大江大河的治理。1949年以后，治水的基本方针是“蓄泄兼筹，以蓄为主”，然而“兼筹”没有落实，结果是泄疏不足，堵蓄有余，建了86000多个水库，成了世界水库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成的。结果是建了相当数量的病险库。河南拾大跃进“建了110多座大水库，到1966年就垮了一半（包括自然垮坝和人工扒掉的险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水”已经被抽象了，“治水”在政治家眼里已经变成了政治符号，“治水文明”由此生焉。
我们在中国古代和当今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水的自然流向与人类社会的利益分布极具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的演变，遵循的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丛林法则”，所以争斗不断，攻伐频仍，谁的实力强，谁的拳头大，谁就占的地盘大，谁就获得利益多。
由于降水区域和时间不均匀，水资源分布亦不均匀，春天要灌溉，于是争水；夏秋防汛，上游放，下游堵，于是“以邻为壑”。“以邻为壑”是中国治水利益冲突的一个专用成语。“治水”的核心，从政治角度看，是解决利益冲突。户与户，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省与省，形成了一个直径逐级放大的封闭的排他的利益“同心圆结构”。安徽、江苏的“圩”，湖南、湖北的“垸”，便是利益“同心园结构”的形象说法。这就需要一个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力量或权威来协调和整合。
传统社会里，“权威”具有高效率的特征：首先，有很强的动员能力；第二，有比较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监督”系统；第三，能相对合理地配置资源；第四，能产生、继承、推广一系列的治水技术成果；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能在制度上确认“权威”。其中“动员”和“权威”是要害。
1998年大洪水最惊心动魄最具有戏剧性的是“荆江分洪”。“长江之险，险在荆江”。8月16日夜，长江上游洪水下荆江，沙市突破45米分洪水位，并以每小时两厘米的速度上涨，一直逼到45。22米。是否按以往测定的分洪标准分洪“荆江蓄洪区”，让最高决策层左右为难。如果分洪，可蓄洪50余亿立方米，损失公安县数百亿资产，固然可以迅速缓解蓄洪区以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压力，甚至可以说迅速转危为安，但是已经全国总动员，几十万解放军武警官兵数百万民兵预备役官兵部署在长江大堤和民垸上“严防死守”，已经是万众一心决一死战的架式，已经是欲罢不能。如果不分洪，江汉平原800万民众、武汉三镇和长江沿线其他地区仍然危急。无论是分洪还是不分洪，都可能带来政治问题。分洪这笔账，水利工程师有水利工程师的算法，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算法。这里有个小账和大账、有形的账和无形的账问题。政治家考虑的是大账和无形的账。事实上，随着9月初解放军撤兵，政治家双赢，利弊得失已见分晓。
现代社会“治水”与传统社会“治水”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传统社会“治水”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借鉴。比如，“顺应自然”，“因势利导”。22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便是榜样。我们不能不为古人的智慧惊诧：一、顺应岷江来势，“壅江作鼙，做”鱼嘴“将岷江分成内外江，平时四六分水，内江灌溉享其利者六；洪水超过每秒5000立方米时，则倒四六分水，外江分其害者六。二、低筑”飞沙堰“，内江洪水达到百年一遇时，则向外江分洪75％以上，确保成都平原安全。三、凿离堆，建”宝瓶口“引内江水灌溉成都平原。”宝瓶口“底宽17米，水面宽死水位时19米，洪水位时23米。它的妙用，据现代科学实测，无论岷江发生多大的洪水，它引进的水量不超过每秒700立方米，多余的洪水则经”飞沙堰“排向外江，故名”宝瓶口“。”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加上百丈堤、金刚堤，趋利避害，一气呵成，精妙绝伦，遂成川西”天府之国“，有效地支持了秦灭六国，一统霸业。
“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治水如是，治国亦如是。
以上所述，是我对“治水”问题想法的简略描述，限于篇幅和本书的体例，不可能展开，难免挂一漏万。
匆匆立言，欣然有赋曰：
是水也，发孕于青藏高原之唐古拉，涓涓于世界屋脊之沱沱河，挟劲风于高山，曝光芒于蛮荒。莹莹滴水，养育青草；潺潺细流，肥牧牛羊。伟男低吟，极尽温柔。
是水也，拾阶地而涌下，抚宝剑而长啸。山崖峻峭，林木森森，珍禽猛兽，鸣乎其上；奇花异草，润乎其中。顽石切割，神鬼哭泣。滔滔之势，不可阻遏。
是水也，大江汇流，泾渭不分；沧桑世故，泥沙俱下。汨汨乎江水，郁郁乎三峡。英雄豪杰，纵横捭阖；文人骚客，尽得风流。夜听高唐神女之惆怅，醉看巫山明月之朦胧。
是水也，洞庭波涌，气吞巴楚；鄱阳残雪，浩叹吴钩；江水平阔，沧海横流。穿武汉而蛇行龟走，偕南京而虎踞龙盘。浩浩荡荡，直入海洋。
是水也，中国第一大河，万里有余，覆十八省，占国土十之二矣。
是水也，长江！
1998年9月30日 于 漓江水畔
后记
这是一本倾注着40多位记者心血和泪水的作品。
在持续两个多月的采访报道中，他们在一线亲眼目睹了本世纪最悲壮、最辽阔、最动人的一幕抗洪抢险场面。他们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用自己的心记录了这样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从抗洪前线回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不及洗去征尘，来不及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更来不及休息，就参与到这本书的写作中来。他们说：“我们要用抗洪精神写好这本书。”
对作者们来说，写作《世纪洪水》一书是参与抗洪抢险采访报道的一种延续。
因此，这本书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该书是由20多名记者、编辑分篇写作的，他们每个人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许多人常常为此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可以说，没有这种合作，就不会有这本著作的诞生。这是中国青年报社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合作写下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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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写作者名字如下：
导 言：吴苾雯；
第 一 章：吴苾雯、吴湘韩、李菁莹、刘 武；
第 二 章：谢 湘、贺延光、李菁莹、王 磊、张东操、吴湘韩、刘 武；
第 三 章：陈 强、张双武、刘 武；
第 四 章：刘 武、张双武、熊 波、叶 研、谢湘、杜涌涛、王磊、刘占坤、冯玥；
第 五 章：刘 舰、董 时、江 华、郁进东、李己平、原春琳、任彦宾；
第 六 章：刘 健；
第 七 章：卢跃刚、张东文；
第 八 章：吴湘韩、李菁莹、张双武、吴苾雯、江 华、董 时、刘 舰郁进东；
第 九 章：杜涌涛、江 华、崔 丽、吴苾雯、陈 强、吴湘韩、刘 武、张 坤、
谢 湘、任彦宾、张双武、林 炜；
第 十 章：熊 波、王海洲、张东操、黄晓凝、冯 玥、王 磊、万兴亚、陈 强、
张双武、原春琳、吴湘韩、刘 武；
第十一章：叶 研、李菁莹、刘 武、谢 湘、吴湘韩、张双武；
第十二章：张双武、叶 研、刘 武；
第十三章：叶 研、吴苾雯、刘 武、毛 浩、陈 强；
第十四章：谢 湘、叶 研、杜涌涛；
结 语：卢跃刚；
后 记：刘 武。
全书由刘武统稿。
全书新闻摄影图片由贺延光、解海龙、刘占坤、程铁良、李建泉、柴继军、杨得志、线云强提供。杨大昕主动请缨，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徐祝庆欣然为本书作序。
为本书尽快出版，广西漓江出版社副社长廖玉桦亲赴北京商谈、讨论，确定本书体例、内容。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阳建国、漓江出版社社长张武、总编辑宋安群、办公室主任张超等十分重视本书的出版，多次过问、指导本书的写作、出版。漓江出版社、广西河池新华印刷厂、桂林市西麦广告设计公司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的编辑、校对、印制、美术设计、工作人员放弃假日，连夜加班加点，为本书的尽快出版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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