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雷，”董延平双肘压在桌上，充满感情地说，“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对不对？见异思迁吃里扒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都是知识分子好干的事儿。咱们，你也不是一向顶瞧不上？”
“你这话我就不喜欢了。都是人，别人干得我为什么干不得？凭什么知识分子能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兔子三只窝，我就得吃饱干活混天黑，一棵树上吊死，一块破地旱死？不是我说你们，总是不能理直气壮当主子，自个先觉得不如人矮了三分。工人是谁？主人！搞几个妇女怎么啦？”
“何雷，咱祖祖辈辈可没出过流氓。”
“那就出一个吧，也别让人说咱特殊。”
小齐叹口气，苦恼地揪起自个胡子。
“我看你们俩就别自费力了，”我垂下眼说，“虽说咱们是哥们儿，可有的事谁也不能代替谁。”
“从今后，咱们就不是哥们儿了。董延平冷冷地说，”除非你做的象个哥们儿。“
“那就省了。”我说，“不哥们儿就不哥们儿吧。”
“话既然说到这份儿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董延平霍地站起，看着我，“你永无宁日！”
中午，我来到食堂，感到了所有人不友好的目光，包括公开的轻蔑和背后的鄙夷。所有跟我熟识的人都对我视而不见，昂首擦肩而过。就连售菜窗口那个平素一见就开玩笑的胖姑娘，看到我也是一脸冰霜，那一勺扣在我饭盆里的菜明显比往常少得多，当我端着饭菜挤出人群时，受到了董延平等人的有意冲撞。
我端着饭菜站在食堂中间，没有一个人请我到他们饭桌上去就餐。人们似乎有意把每张饭桌围满，就是空着的凳子也放工包，蹬上脚。远处董延平那桌空着一个位于，就在默默吃饭的石静旁边，但我不能去。
我向相反方向走去，到处是正在咀嚼、低声议论的男女，阵阵白眼向我飞来。
吴姗从人群中站起，平静地叫我：“何雷，到这儿来，这儿有一个空座。”
我看着她，又扫了眼周围正注视着我的人，摇摇头，端着饭菜走出了食堂。
我听到身后人群的嗡嗡议论声中董延平格外刺耳的骂骂咧咧。
我在一摞水泥空心板旁靠着端碗吃饭。对面楼上正在进行紧张的混凝土浇铸。一车车混凝土被绞盘钢缆提拉着，在一层层脚手架间快速升降着。楼顶忙碌的工人的安全盔在烈日反着光。楼下的混凝土搅拌车隆隆作响，巨大的搅拌筒在转动。一只麻雀惊煌地斜飞过工地，一台电锯在远处发出持续刺耳的锯木声……
吴姗在水泥空心板堆后面找到我时，发现我瘫坐在那里，面目狰狞。双目痉挛地圆睁，下颌弛垂龇牙咧嘴口涎挂在胸前，说不出话，动弹不得，头耷拉着无法抬起。
她迅速架起我，向医务室拖去，一路上我靠了她的支撑才没摔跤。
细长尖利的针头扎入我的肌肉，我感到疼痛和浸胀，接着针头拔起，一支酒精棉签按压了片刻松开，一轻凉爽惊过触处。
空气中充满酒精醒脑明目的芬芳。
“我没想到你会用这么拙劣的办法。”吴姗的白大褂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接着我见了她光洁的脸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我脸俯在枕上疲倦地笑：“这样最容易被人接受和信以为真。”
“那倒也是。”吴姗叹口气，“别为大家的态度难受。”
“根本不会……”
“还说不会呢。”吴姗用手轻轻拭去我眼角流出的泪。
“真的不是为别人。”我脸贴着枕沙哑地说，“是为我自己，想不通……”
“死生有命……你也有过幸福愉快的时刻……”
“太少了，我现在觉得太少了，要是我知道是这下场，我就不那么掉以轻心了。”
“你以为八十岁就不会后悔了么”吴姗用她细长的十指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多希望是一场梦，醒来，原来一场梦。”我喃喃地说。
“……”
“我害怕，真的吴姗，我害怕。”
“怕死”
“不，不是怕死，怕受罪。你能答应我吗，吴姗”
“什么”
“要是我动不了啦，不能走不能笑只能吃喝睡，你给我吃安眠药，象陈经理——我不想活着受罪，眼睁睁受罪。”
“……”
“答应我。”
“你不会那样儿的。”
“会的，我知道，总有一天会的。我要有骨气，就不等那到来……我不想讨人嫌，等到别人都烦了，盼着我死，我希望死时还能有人为我难过。”
“……”我答应你。
“……”
“谁在外边吵”
“你的朋友们，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
“出了什么事”
“他们在等着你从我屋里出来。”
“我这就出去。”
“不行，他们正在火头上，领导正在劝他们。”
“我得走。”
“那我陪你一起出去。”
“你何苦赔上”
“你看不出来么我已经赔上了。”
“我向他们解释。”
“没用。你不必替我操心，早晚我会解释清楚的。”
我们出了医务室，只见楼道里站满了人，都是工地的熟人和朋友，几个工地领导正在做大家的疏导工作。董延平等人和他们激烈地争执着，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地帮着董延平说话。
一见我们出来，楼道内喧闹的声音立刻平息了，连头儿们也停止了说话，人们一齐望着我们。
我们往外走，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道，我在敌意地注视下挤着往前走，我的腿发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吴姗紧跟着我，伸出手搀着我。
人群中发出低低的咒骂：
“真不要脸，还手拉手呢。”
“真没看出是这么个人，过去一直以为她是好人。”
“臭婊子，不定勾搭了多少男人！”
“呸呸！”
有人啐唾沫儿。人们的忿恨全冲着吴姗。
人群中爆发一阵骚动和叫嚷，我猛地回过头，只见有人把西红柿向吴姗的后背上掷去。
西红柿砸烂在她的白大褂上，犹如子弹射中人体，迸裂开血红的大洞。吴姗坚定地忍受着，有力地拖拽着我一步不停地向门口走去。
门外强烈白灼的阳光照得我两眼发黑，我看到石静站在远处望着我，手紧紧拉住狂怒的董延平，不让他靠前。
石静脸若白纸，眼如黑洞。
我在得悉石静与董延平正式结婚登记的准确消息后，由吴姗陪同去住了院。车队的头儿和工会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赶到医院看望了我，并在我陈清原委和一再坚持下答应为我保守秘密，为了不使他们过分动感情，我对他们很说了些冷酷的话，使他们觉得石静与我固然可叹，实不足惜，河既改道夺口出海，也断无人为牵引复归故道之理。
我住院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严格按照医嘱起居，打针服药，进行胸腺放射治疗。应该说医护人员治疗的态度是积极的，我的病情得以维持全赖他们的努力。但“肌无力性肌病”是目前人类尚无法控制和征服的，就象花谢日落一样，人类的意志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我已不再对痊愈抱有希望。
吴姗有时来看我，给我带来一些消息。她说我们承建的那个工程如期在“七一”那天完工了。落成典礼时来了很多头面人物剪彩，典礼搞的十分隆重，张灯结彩，鸣放鞭炮之类的凡是庆典活动例行的也目无一省略……那天还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集体婚礼。
那天结婚的新郎新娘们受到隆重的礼遇。他们全被请到了主席台上，一对对站成一排，面对观众（我想那场面一定很象发奖会）。一个作嘉宾邀请的很高级别的领导，为他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当然也少不了勉励和希冀。据说这位称一向风趣的首长还充当了类似外国人在教堂举行婚礼时神父一类的角色。在致词结束后，他笑着大声问新郎新娘们。“你——
爱他（她）吗“
据说彼时全场欢腾，谁也没听清新郎新娘们是如何回答的，因为全场上万条喉咙抢先回答了。他们排山倒海地呼喊：
“爱——！”淹没了一切声音。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欢笑和一人领头众声齐和的合唱。
后来是不是又跳舞了，吴姗说她也不记得了，她的注意力集中在站在台上的石静身上。
她说石静尽管和其他新郎新娘一样容光焕发满脸喜悦始终面对着大家，但她眼里有一种异样，不易被人察觉的异样，她认为是：寻找。
我认为这是吴姗的错觉或者毋宁说是原如此。
如果我们长时间凝视一面下垂的旗子，它就会徐徐飘动；如果我们长时间凝视一棵树，树叶间就会出现一双和我
们对视的眼睛；
如果我们长时间凝视一幢高楼，它就会向我们倒来。
“十一”的晚上，全城在放焰火，夜空不时被一阵阵绚丽的花划亮。
我何坐以病床上，吴姗在翻阅我的一本相册。她的手依次指向我的每一张照片，最后，停留在一张我在晴天站在卡车旁开怀大笑的照片上。看到我眼中肯定的神情，她把那张照片从相册上取下来。我们是在进行挑选遗象的工作，这工作我们进行得冷静、有条不紊。病情迁延至今。任何变化已经不能使我们感情波动，对于我来说几乎是渴望死亡的到来。
我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只是看到吴姗面对着门突然僵住，接着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把我扶转向门口……
石静淡妆素裹出现在我面前，她后面跟着董延平。
石静向我移步走来，她晶莹透明，肤若蝉翼，她的眼睛象浸于一缸清水的雨花石，纯净滑润……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我已经无法作出任何表示了，连笑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另有一种东西还是自由的，它从我眼中流出，淌过我毫无知觉的面颊，点点滴在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
橡皮人
上篇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时。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象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象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
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列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第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象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磊街小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象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象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埒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飞翔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象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麋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杨金丽穿着长统靴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左顾右盼，象个轻佻的女纳粹。我叫了她一声，她示意我到她那边的一张桌去，头一摆，眼一斜。
“真他妈腻！”同桌的一个朋友说，“能叫谁背过气去。你快过那边去，别把她招来，受不了。”
另一朋友梗着脖子问我：“你干吗找这个加农炮打不到底的‘喇’！”
“是她找我，你们知道我心眼好。”
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过去，和杨金丽一起坐下。同桌有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一边喝汽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浓妆艳抹、叼着烟十分张狂的杨金丽。
“他们说我什么啦？”杨金丽龇牙咬着烟问，“是不是嫌我没过去？”
“是。”我点头说。“我不爱搭理他们，俗不可耐。”
“可是他们特仰慕你。”
“屁，都是流氓，口蜜胜利剑。”
那帮家伙仍冲着这边哈哈乐，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却对杨金丽说：“你瞧，他们朝你乐呢，他们喜欢你。”
杨金丽丢过去一个媚眼，那帮家伙笑得手里的酒都洒了。
杨金丽羞涩地掉脸对我说：“挺可爱的一帮男孩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