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三期。
(2)二六时中 即十二个时辰,整天整夜的意思。
北京通信
蕴儒,培良(2)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导师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2)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3)的大法,求上升(4)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5)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初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为《编完写起》。本篇原为第一、二段,下篇《长城》原为第四段;题名都是作者于编集时所加。第三段后编入《集外集》,仍题为《编完写起》。关于本篇,作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与白波的通讯中曾有说明,可参看《集外集·田园思想》。
(2)“而立” 语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到了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而立”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3)生西 佛家语,往生西方、成佛的意思。佛家以西方为“净土”或“极乐”世界。
(4)上升 升天。道教迷信说法,服食仙药能飞升成仙。
(5)“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语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长城
伟大的长城(2)!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参看本书上篇注(1)。
(2)长城 战,齐、楚、魏、燕、赵、秦等国都筑有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贵族集团的侵扰,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里长城”。此后一直到明朝,历代都有兴筑增修,形成今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总长六千多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忽然想到
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2),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3)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4)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5),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6),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7)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8)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9)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10)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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