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牺牲并没有影响他入党这件事，团党委很快就追认他为正式党员了。我想，他会对此很欣慰的。
我还记得，当兵第一年时，他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是我们那批新兵中第一个写的，他是把手指头咬破，用鲜血写的。这太形式主义了，这一点我不赞成。
他的家人并没有完全把他的东西带走，他有一个笔记本就放在我这里。那是一本发黄的练习簿，可能是小学生用的，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字迹很工整，比我这个高中毕业生写得还好。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我正坐在凳子上看着一部长篇小说《红日》，那是一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战争小说，我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野心非常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文坛上有所作为。我正被小说吸引时，他突然在上铺歪着身子看着我，用手拍了拍我的脑袋，当时我还有些恼火，觉得他对我太随便了。那时连队正在传闻要把我提为班长，事实上我也已经以班长自居了。班长是士兵能干到的最高的位置了，许多兄弟都想当。我瞪了他一眼，很不友好地说：“有什么事？”他就把手上这个散发着历史霉味的笔记本递给我了：“你看一看吧，这是我爷爷写的，他写的也是战争，是他亲身经历的，他还上过黄埔军校呢。”
你们可能猜到了，我一下子就被这个笔记本吸引了，没翻几页我就很激动地对他说：“你爷爷真有文化，他写得真好。说不定我能根据这个写个小说呢。”他眼睛发着光看着我，兴奋地说：“真的吗？你如果能写成小说，那就太好了，最好也把我写上，我爷爷从小就想让我当解放军！可惜他去世早，没看到我穿上这身军装……”他的眼睛有点湿润，可能又想起了他的爷爷。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爷爷，我当然也会和他很有感情的。
他和我说完这句话的下午，我们就开始投弹了。我想再和他说话时，他已经永远不能和我说话了。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小说。我用这个小说来纪念我这位兄弟。
他的爷爷，也就是那个黄埔军校生，在国民党军中的最高职务是连长，他后来被俘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职务也是连长。这个笔记本大约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他已经在家务农。笔记本内容很多，我直接从他被俘前的那一战说起吧，那一战实际上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淮海战役。据军史记载，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60万人，国民党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国民党军队伤亡55。5万余人，中国人民解放伤亡13。4万余人。
前黄埔军校生是直接从他被俘写起的，他一开始就说，一切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两个解放军士兵持枪站在门口，一个年纪很小，嘴唇上只有一层淡淡的茸毛，他还没有他拿着的步枪高，另外一个很老了，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有五十来岁了。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大地、村庄和阴沉着脸的战俘们，战俘们都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解放军士兵眯着眼睛看着我们，目光里没有军人应该有的那种杀气，反倒像个慈祥的农民，在得意地审视着他辛苦一年养大的庄稼。
我当时心里很难受，自从在双堆集被俘以来，解放军就一直只用这一老一少两个士兵看管着我们。对军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尊重，而是一种耻辱。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一群绵羊，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这简直像梦一样。在国民革命军中，第十八军十一师就是一只猛虎，在对日军作战中，无论是在“淞沪会战”，还是在后来的“武汉会战”、“宜昌会战”中，多少士兵身上捆满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在对解放军作战中，十一师曾多次遭遇优势兵力的包围，但从来没被吃掉，我们在山东战场上，还曾经见到过他们刷在墙上的标语：“打碎吃掉十一师这个硬核桃！”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是用红色的染料涂上去的，血红血红的，我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没能彻底擦掉。我后来在三野一名将领的回忆录中也看到了这个细节。他说，那时他们真的把十一师恨得牙痒痒的，他们的首长还说，十一师这块硬骨头不好啃，弄不好是会硌牙的。
他们现在终于把它吃掉了。当时我还有点伤心难过呢，毕竟是自己待了很多年的部队，还是有点感情的。这是我当时觉悟不高的表现，不知道这是为蒋家王朝卖命的必然结果。
四五个解放军士兵挑着担子送饭来了。队伍骚乱起来，战俘们呼呼啦啦地站了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地盯着那些冒着热气的饭菜。饭菜的香味使我也很不争气地伸长了脖子，是馒头和猪肉炖粉条。十一师毕竟是十一师，没有人打招呼，俘虏们都自动地排着队，按顺序站好，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饭菜，然后蹲到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解放军的伙食很好，虽然这几天都吃得饱饱的，但面对那份热气腾腾的饭菜，我还是激动得要哭了。我这是被饿怕了，在双堆集的日子简直像狗一样，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
我已经深深地厌恶战争了，真正经历过战争的老兵都会厌恶和痛恨战争的，但我还不想死，我想离开军队，回到河南确山，找到那个叫罗麦的小姐，和她结婚，作一个本分的平民百姓，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我没有什么理想了，哪怕做一个农民也行。但我的老家我是不能回去了，听说共产党已经解放了那里，斗了当地主的父亲，分了我们家的房子和田地。我曾经是一个经常和解放军作战的国军军官，我如果回去，不但不会给父亲带来幸福，反而会害了他。
我希望他能安稳地过完下半生。
我那时就已经给自己重新起了个名字叫赵大胜，是名国军上士，而不是一名军官。这当然是假的，就连我给他们说的我老家是在河南确山也是假的。我们很早就听说，解放军会把俘虏的军官杀掉，把士兵补充到部队里。我不想死，你只有经历过战争，你才会明白，活着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们吃过了饭，都懒洋洋地蹲在地上晒太阳。最初的惶恐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认命了，何况解放军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凶残，我甚至觉得他们和我们这些正规军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他们的俘虏政策，在某一方面来说，甚至比我们还要好。我看到了我的那个叫王有德的勤务兵，他正无聊地在地上画着什么。整个连队就剩下我们两个了，其他的兄弟都死了。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低低地问他：“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当解放军。”我愣了一下，他忙解释说：“我爹我妈他们都不在了，我是跟着我姐过的，他们家也很穷。我就是想在部队混口饭吃。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当的国军。”
然后他歪着头问我：“连长，你想干什么？”
我忙低低地说：“你不要叫我连长，就叫我赵大胜，是咱们连队里的一名上士……我想回家。”
我把手枕在脑后，眼睛望着湛蓝的天空，有鸟从空中飞过，它们欢快地唱着歌，自由自在地飞翔着。我想起了远在河南确山的罗小姐，她站在大路边，手里挥舞着小旗欢送着行进的大军，她静静地看着我们，微笑的脸庞就像盛开的花朵。我知道，她实际上要看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有机会能回去的话，我希望能回到她身边，她是一个好姑娘。
从1948年年初开始，我们部队一直驻扎在确山，整天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昨天是某某部队被解放军包围了，今天又是另一个部队被包围，我们像一支忙碌的救火队，到处跑着救援，但很多次我们赶到时，要么解放军已经消灭了那支部队，要么是解放军早就转移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这样疲于奔命地跑来跑去，却没有一场像样的战斗。解放军显然也在提防着我们，他们时刻准备全力给我们致命一击。他们现在终于做到了，整个十一师彻底地完了。
那段时间我心里很乱，整天胡思乱想，解放军会不会把我杀掉？王有德会不会把我供出来？解放军如果认出了我，他们会对我怎么样？这些问题让我头疼，后来我就不去想了，该来的总要来的，随它去吧。我想的最多的是罗麦小姐，这会让我的心情好一点。但我不知道我和罗小姐之间有没有爱情。她是确山商会会长的女儿，国立河南大学毕业生。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上尉连长。我是他父亲在一次地方国民政府宴请我们十一师军官的酒席上相中的，他托我们团长做媒，说要把女儿嫁给我。我本来并不想恋爱或结婚的，到处都是战争，随时都有战死的可能，我不想让任何人因为我而成为一名可怜的寡妇。但团长的面子抹不开，我只好和她见了一面。她那天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很普通的点缀着黄色碎花的上衣站在葡萄架下，干枯的枝叶反而把她的脸衬托得更加鲜红，她可能还有点害羞，印象中那天她总是低着头。她很漂亮，皮肤雪白，睫毛很长，眼睛很大，里面蕴满了清水一样的柔情，她又有文化，家庭还有地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于是就订婚。那几天我很高兴，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幸福，但没过几天，我就开始奉命赶往徐州参加“徐蚌会战”，我只好离开了罗小姐。
我其实对罗小姐还是比较满意的，她在父亲的支持下，在确山县城办了一个私立女子小学。这在那个小县城是件很新鲜的事。虽然只有十几名学生，但我很佩服她。
我很想回到确山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宁愿在她那个女子小学当一名普通的教员。
命运这东西让人捉摸不定，后来我再也没去过确山了。若干年后我才听说，第十一师在“徐蚌会战”中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确山时，她不相信，在她的坚持下，罗会长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带着她赶到了双堆集，她亲耳听到了第十一师全军覆没、二连官兵全部战死的消息。她趴在大雪覆盖的战场上放声痛哭，在那些没有姓名的坟堆前烧了一叠又一叠的纸钱。她后来嫁给了一个转业的解放军军官，听说后来还入了党。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也有三十多岁了吧。
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想回到确山，找到我的未婚妻，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因此我害怕暴露自己的军官身份，害怕被解放军杀掉。我们没想到的是，解放军要的是士兵，放的却是军官。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军官一般都有复杂的家庭背景，最不济事的也至少是地主。有钱才能读得起书，读了书才能上军校当军官，因此思想比较顽固，让人不放心，所以校级以下的军官，他们很快就放回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这些俘虏被集中到一个晒麦场上，士兵站在一边，军官站在另一边，整个队伍黑压压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可能有几千人吧。俘虏们穿着棉衣，但都觉得很冷，每个人都簌簌发抖，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解放军。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心里都有点慌慌的，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家伙惊吓得尿了裤子。一个瘦瘦的解放军军官主持了会议，他一开口就说，这是一个释放被俘军官的仪式。我的脑袋“嗡”地就炸了，那些被俘的军官要被释放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竖起耳朵，瞪大眼睛，看着那个解放军军官，他和士兵穿着一样的衣服，我根本就看不出他的官职大小，他扬了扬手中厚厚的一叠纸，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放你们走，你们的名单就在我们这里存档，如果以后还当兵，再被我们抓住，那时就绝不客气了！”
接着就当场念名单，果然念一个放一个。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家伙背着破烂的包袱，踏上回家的路途了。我看了看那个解放军军官，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我如果现在坦白了，他会对我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把我关起来？会不会毒打我一顿？这种可能会有，但根据我对解放军的了解，也许不会。但我还是没有勇气站出来，因为那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一样可悲和可笑。
我在忐忑不安中看着那些被俘的军官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们这些士兵，解放军的班长过来领人了，他们把我们拆开编到了不同的部队。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王有德，四年后，我听说他在朝鲜战场上抱着一根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他英勇战死了，成为一名志愿军的英雄。我很感激他，他到死都没向别人透露我的身份。
我后来也成了一名解放军军官，知道那天讲话的人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俘虏大队的大队长许秋桂，他那时还只是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我后来和他很熟了，才知道那时所谓的被俘军官名单存档，是根本没有的事，那时战斗频繁，生活紧张，谁还顾得这些事啊，只是吓唬人的。我知道后，有点哭笑不得。我被命运结结实实地捉弄了一把。
我被补充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五连二班，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三十四师步兵第一○○团，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它的前身是红二十五军有名的“夜老虎团”。它后来还参加过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那时我已经是名连长了。
说实话，那时我对十一师的灭亡感情上还有点转不过弯来，但我参加解放军，也不能完全说是被迫的。除了顺从命运的安排，我还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想看看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两年前战争刚爆发时，我曾经亲眼看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手里拿着鸟铳甚至长矛参加战斗，但他们无所畏惧，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冲锋。如果那时有人说，我们将被解放军打败，我会觉得他是在讲一个天大的笑话，堂堂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部队，怎么可能会被一支连个像样的武器都没有的军队打败呢？
但我现在知道了，他们是伟大、勇敢的士兵。任何一支军队，遇到这样的士兵，都会头疼的。十一师就是这样消失的，并不是它不够强大，而是它遇到的对手更可怕。我至今仍为自己曾经在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