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檞寄生
作者：蔡智恒
内容简介：
《檞寄生》是一部较成熟的作品。主要人物是大学时代的同学和朋友们。故事情节是主人公蔡崇仁和林明菁之间的若有似无的爱情，以及后来菜虫遇到了方荃后，马上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发展出了真正的爱情，而菜虫却又觉得对不起明菁，直到最后说出了真相。故事中有很多大学时代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参加社团，跳舞，表演话剧，辩论赛，每一件都是能留下美好回忆的往事。
书中的林明菁，是热情，善良的女孩，而菜虫是比较优柔寡断，不像柏森那样了解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菜虫的犹豫不决，是万万比不上深情专一的杨过的，明菁也不像小龙女，她反而比较像岳灵珊，一颗心放错了人身上，只好悲情的结束这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恋情。荃仿佛是不属于这个世间的灵魂，她纯净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像光一样照的菜虫无所遁形，这种女性真是天上人物了，是可遇不可求呀，菜虫终于和这个心心相印的女生一起走向未来。所以希望有人身居菜虫的情况时，要当机立断，不要拖延，时间拖的越长，伤人也伤得越深。
正文
序言
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
这篇十二万字的《檞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
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
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
自言自语。
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
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
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檞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 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檞寄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檞寄生。
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檞寄生》。
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
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
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量。
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
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那都是我的本分。
我总觉得要把份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
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
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
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
于是《檞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
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
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
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
会成为《檞寄生》的开头。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
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
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
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
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
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
“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
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
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
“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
“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
“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
刘老师放下书本，站起身：
“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
老师又笑了笑：
“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
“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
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
老师，谢谢你。
如果你最后问我：
《檞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我会先退开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
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
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 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
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
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
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quot；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喔？……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
“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
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
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
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
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
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
更不用说拋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
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
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
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
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起动了。
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
这很容易区别，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
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只是竖起右手中指。
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老师都会叮咛“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为什么呢？”
老师说：“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
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弥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
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
火车开始左右摇晃，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
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么脚呢？
我突然有股冲动，于是将左脚举起，伸出车外，然后放开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这样可以算疯狂吗？
再把右手放开如何？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
所谓的疯狂，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比找死少一点呢？
收回左脚，改换右脚。交换了几次，开始觉得无聊。
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
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她会有点怕。
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
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那些东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通常是别人给的。
然后是道德。
不过在学校时，道德很重，出社会后，道德就变轻了。
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控制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用双脚夹在地上。
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
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
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