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就是递个眼色，咔嚓一下做什么？”
“我咔嚓了吗？”
“你刚说的，自己就忘了？”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要是有个录音机，啪啪啪，全给你录下来！”
事后一惊，我也学会了“啪啪啪”。这真是没办法，同他一起混久了，我脑子里也多了些莫明其妙的动静。
他虚心地向我学习唱音阶，识简谱，还记下了很多歌词，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笔记本花花绿绿，一些歌星头像的剪贴，来自破报纸旧杂志。一些用彩笔描出来的山水、花朵、青松翠柏什么的，装点着各种歌词。其中大部分是流行歌，无非是爱情啊泪水啊小雨啊花朵啊昨天啊黄昏啊孤独啊，粉红得厉害。他的错别字太多，总是让人连读带猜，硬着头皮看甲骨文。
但他的五音不全一次次让我失望，糟践艺术的恶习更让我经常气愤。《恰似你的温柔》在他嘴里恶声恶气，无疑成了掐死你的温柔。《酒干徜卖无》开头两句本来是：“多么熟悉的声音，伴我走过了多少风和雨……”但他心里一邪，常常唱成“多么恐怖的声音，陪我多少次抽脚筋……”还有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里面有两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一高兴就唱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缸边，听妈妈讲那锅里的烧饼……”
他有时还强迫大家一起来糟践艺术。有一个福建籍的老光头，把任何歌曲都当安眠曲，谷堆旁也好骨灰缸也好，他一听就呼呼入睡，放出尖锐的鼾声，使歌手觉得大煞风景。
黎头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看他上厕所就脚下使绊子，有一次还借口那家伙把“馒头”发音为“慢猴”，对闽南方言勃然大怒，说这老货进仓两个月了还不会普通话，简直不是个人，命手下人煽他两耳光。
“到底是馒头还慢猴？你说！”小斜眼揪住对方的耳朵。
“馒头，馒头！”
“再说一遍。”
“馒头！”
黎头这才松手。
说实话，这里不是播音室，普通话是不是那么重要，不是没有疑问的，何况黎头自己的京腔也是狗屎团子。但大家敢怒不敢言，身处牢头的淫威之下，折磨着自己口腔舌头，还是尽力挤压出一句句中国外语，反而让人没法懂。同样道理，监仓也不是军营，把口杯放成一条线，毛巾挂成一条线，棉毯折得四方四正有棱有角，这些黎头立下的规矩也十分可笑。他一时心血来潮，是不是要把我们统统培养成纪律严明的特种部队？是不是要争创模范卫生单位？我后来也蹲过别的仓，当劳动仔还到过其他仓干过活。我发现好些仓一点组织纪律也没有，犯人们吃饭分成三国四方的这一“锅”那一“锅”，有了纠纷时找不到联合国，找不到维和部队，一口饭都吃不安稳。仓里更没有卫生执法和语音学执法，经常乱得像狗窝猪圈。这样一比，9号仓虽然也是奴隶社会，但至少是个比较整洁有序的奴隶社会。我对此似乎不应有什么怨言。
因为会嚎春的关系，黎头对我比较器重，有时赏我一支烟，或者一个没吸完的烟头，让我止止瘾。他经常对我没头没脑傻笑一下，没有什么下文。见我胡子长了，觉得我不讲卫生，面容很不艺术，拿来一个牙膏皮做成的胡夹子，定要为我夹胡子。他不知为什么对夹胡子有极大兴趣，曾经在很多人脸上从事过这种手术，并且享受了充分的快感，因此决不会放过
我这个工件。但他哪里是夹，分明是扯，是揪，是野蛮施工，夹得我的两腮一阵阵麻辣烫，实在痛苦难当。但再痛这也是领导的关怀嘛，再痛也比挨打要强嘛，我只能忍着，说他夹得好。
他有时也要我给他夹，指导我操作牙膏皮的技术。
夜晚太漫长，仓里有时会举办晚会。他在这时候总是把我叫他身边坐下，权当是他的艺术参谋长，行使评审节目的大权。其实这些节目都算不上什么，除了唱唱歌和讲讲笑话，剩下的就是瞎胡闹。一个叫“老猫婆”的走走猫步；一个叫“唐老鸭”的学学鸭叫；一个叫“老鼠”的就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在旁人的膝盖下或胯下“打地洞”；一个叫“雄鱼头”的没什么好表演，就在地上翻斤斗，嘴里胡乱吼上一通，听上去不像是雄鱼倒像是林子里的狗熊……这些动物的名字都是黎头派定的。他觉得张某某胡某某盛某某这些名字太复杂，叫起来也没意思，不如一律简化为动物，或者简化成“收音机”、“电扇”、“楼梯”一类工具，世界就简单得多了。他觉得世界上有动物的名字和工具的名字，就足够了。
如果节目出尽时间还早，他就要大家摔跤打架。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动物们和工具们高喊口号，各就各位，摩拳擦掌，一边嚎叫一边厮咬和扑打——这就是9号仓以武会友的每月擂台。黎头一高兴，召集我这样的评委，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入围奖什么的，相应地奖出饼干或者香烟。说实话，有了这种物质刺激，没有哪个不会眼睛红红地发起猛攻。
这一天我们疯过头了，只顾着跺脚和鼓掌，没注意牢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更没有注意鬼子偷偷进了村。当时我们取笑一个败下擂台的麻子，正在大声背诵一首骂麻子的民谣：筛，天牌，风篮盖，雨打沙台，虫子蛀白菜，石榴皮翻过来，长街烂泥走钉鞋，满天星斗无云遮盖……我突然看见坐在对面的几个人空张着嘴，一脸的表情凝固，领悟到我身后发生了什么。
回头一看，是车管教那一张阴沉沉的脸，上面也有两三颗阴麻子。
要死，今天怎么这么巧！
“念啊，怎么不念了？”他笑着问大家。
我们不敢吭声。
“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嘛！朗诵得很整齐嘛！”
有人急忙献上两个苹果，想讨好或者通融一下。“报告政府，我们是笑邱麻子，绝对只笑他一个人。我们对您是无限尊敬和无限热爱的，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同政府作对。我们觉得政府今天好靓丽，好光彩……”
这真是越描越黑，揭疤抹盐，气得车管教一脸通红，啪的一下打掉苹果。“聚众喧哗，违犯监规。说，谁带的头？”他把我们的脸一张张看过去，指着我们的电棒一直在颤抖。“好吧，你们不说，你们有种，给老子玩邪的。把这里当成了渣滓洞和白公馆？想玩一盘宁死不屈永不变节是吧？要迎接解放绣红旗是吧？嗯，想得好，很好。只是都没睡醒。”
他长着一个小脑袋，两只招风耳，一看就是个机灵人。老犯人都说他平时惩罚人的方式花样百出，一只蚊子专咬你身上肉少骨多的地方，一根刺专扎你的指甲缝。这一次，他没有罚我们到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暴晒，没有罚我们去跪瓦片渣子，只是用电棒逼着我们继续“玩游戏”。玩法当然要改一改：围坐一圈，击鼓传花一样打耳光，算是互相醒脑，集体受教，不用他来动手。
“不打不成人啊。”他语重心长地说。
大家对新玩法不是很适应。一耳光打给下方，下方本能地跳起来反击，耳光就没法往下传，整个规矩就乱了。只是经车管教教练，大家才慢慢克服本能，眨眨眼，想一想，弄明白自己出手的方向。这样，一阵噼噼啪啪下来，我们总算把耳光传得很顺利，但人已经晕了一半。在他叫停之后，我几乎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只听到最可怕的一句：再玩！
又是几轮传递，耳光扇得大家头昏眼花，渐渐有点看不清人了。天旋地转之中，我觉得旁边有个家伙的上身与下身已经错位，另一个家伙的脸则窄成了一条线，黎头则在一个劲冲着我笑，身子一张纸片似的在风中飘摇。我肯定也是傻了，大祸可能就是这一刻铸成的。
不知什么时候，锁门的声音清清晰晰地传来，意味着车管教走了。我还没来得及高兴，扑通一声来了个狗啃泥。
“你这个臭杂种没王法了！”我听到了黎头在大叫。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骂我。我后来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坐在他上方，耳光都扇在他脸上，早已使他怒不可遏。一不留神就把他打重了，更使他狂怒无比。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受害者啊，被我的上方打得更重，左脸早成了热面包。我那一刻只惦记着身后晃悠着的电棒，哪里还管得住自己出手的轻重？
他揉着自己的腮，狠狠地啐了我一口。动物们和工具们立即遵令上前，一张棉毯蒙住了我，对我来了一通黑打。这些王八蛋落井下石，冤不找头债不找主，把我当成了今天的出气筒。
黎头是个半文盲加法盲。他的上诉书我根本没法写。如果我告诉他，杀坏人与杀好人都是杀人，在法律上同罪，没有什么不同，他一定会惊讶得两眼圆睁，好像我是一个火星来客，两腮支着十几片鱼鲫。
如果我告诉他，法律就是法律，一般不考虑一个强盗在打杀时是冲在最前还是躲在最后，在逃跑时是溜得最快还是撤在最后，在分赃时是比较贪心和还是比较大方……法律不会在强盗中评劳模，而且越是劳模的强盗，有时越会遭到法律的严厉打击。他对这种说法肯定更会惊讶得缺氧，好像我不光两腮支着鱼鲫，而且一步步精确计算，硬是把一加一算成了一万。
这样说吧，他也许知道什么是犯罪，但脑子里另有一套歪理邪说，出口就是胡言乱语不着边际。比如他看不上贪污受贿，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它武不武，文不文，只是依仗权势和关系，不劳而获欺世盗名，好汉不为也。他也看不上盗墓、扒火车、撬井盖，割电线，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它们太累人，简直是重体力劳动，搞得一个个黑汗水流，气喘吁吁，就像乡下的农忙，一点都不爽。用他的话说，可以流汗的地方满世界都是，那些鸟怎么喜欢流汗？怎么不到祖国大西部去支边？
他最蔑视的罪行，要算嫖娼了，尤其是“因公嫖娼”——这是一个嫖娼犯的说法，指消费公款的公关接待活动。
这个嫖娼犯是个山东大汉，堂堂仪表，算得上小帅哥。他刚来我们仓时，对门14号仓的牢头还通过劳动仔捎来口信，说这家伙有钱，是老七的好朋友，要黎头多加关照。黎头还算讲规矩，一开始就让嫖娼犯当上了上等人，可以随牢头一起进餐。对方也够朋友，面子大，一来就获得管教批准，带来了四箱饼干和面包，两箱鱼干和咸鸭，外加两箱矿泉水，差不多满满堆了一个屋角，让全仓的伙食标准大大提升，众人喜出望外。只有雄鱼头有点悲从中来，美美地咬了一口咸鸭，感叹他儿子没跟着他享上福，恨不得儿子也来蹲仓。
“哎呀，他上次帮别人销赃，本来是可以进来的。后来就是工商局插一杠子，只判了个罚款！”他遗憾地说。
不过，嫖娼犯太多话，一旦吃饱喝足就开吹，说这个城市最大的立交桥就是靠他引进的资金，说这个城市的新机场也是靠他的关系才得以立项。他还认识市长、厅长、中央军委秘书，国务院副总理的媳妇等等，同他们三天两头就要在一起吃饭的。尤其是同黄副省长一家人，几十年来从不分你我，五粮液一喝就是半箱，一瓶瓶地吹，咚咚咚，开五粮液就像开矿泉水。他说形势发展太快了，他现在正操心两个新项目。一是要把港口整个卖给美国，一共卖十二个亿，一个子也不能少。这事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二是要把整个城东区的改造承包给日本公司，由他来做第二轮主谈代表，这样不仅可以在这里再造一个香港，还可以解决十五万人的就业问题，让全市的经济增长至少增加两个百分点……
当时，小脑袋还没有结案，一直以为自己是死罪，虽然听不懂嫖娼犯的话，但模模糊糊知道是好事来了，还知道模模糊糊的好事与自己无关了，于是更加悲哀，一连两天没怎么吃饭。
很多人已经看出了嫖娼犯的身份不凡，忍不住凑到他身边，向他打听一点有关法院和官场的情况，希望他帮个忙，关心一下小弟的案子。他倒是个热心人，有求必应，不仅详加询问和指导，还闪烁其辞地许诺，比如说：“你的案子我会注意的。”或者说：“你放心。我事情再忙，时间再紧，该管的事还是一定要管。”或者说：“你不要急。你在这里安心改造。等我出去以后，我看看，我看看……好像王处长是管这一方面的吧？要是王处长不管，刘处长肯定会管。”他没有说明王处长和刘处长是谁，没有说明他找姓王的或姓刘的要干什么，但这一类含糊已经足够，已使很多人深受鼓舞。
“你说这事还要等多久呢？”有人这样问。
“唉，不会太久了，不过要紧的是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啊。”这种回答不知所云，只是让旁人一头雾水，又不好再问。
黎头本来也想去问问案子，但一直没怎么听懂对方的话。“市场化的体制框架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件事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研究”，“普法教育一定要落实到基层”，这一类奇怪的话灌下来，黎头只能目光迷离哈欠连天。对方说到什么单位和人，还总是不忘了指明级别：看守所，顶多是个副科级吧；建设银行的分行，顶多是个副地厅级吧；福海寺的智海法师，算什么呢？他有什么样资格坐二点零的广州本田？怎么可能有那个待遇？这个事，宗教局也不来管一管，都是白吃饭的官僚，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他愤愤地把矿泉水瓶子狠狠地摔向墙角。
黎头吓了一跳，回头对我说：“这家伙脑袋进水了吧？”
“听他口气，倒像是个干部。”
“干部就这样子？那还不把老百姓统统搞蠢？”黎头十分困惑，也十分不满，“这号鳖，只有用扫把抽屁股，用鞋底抽耳光，逼他每天挑一百担大粪，他就会讲人话了！”
黎头夹光了胡子，梳齐了头发，以水代油把头发抹亮，换上一件洗过的衬衫，兴冲冲地召集众人审案。这种审案其实也是娱乐，无非是让犯人们各自交代案情，可能的话，还要表演案情，比如盗窃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