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轮得上你这号人来读？你再在娘肚子里翻两个跟头，看下一世有没有可能！“
“愚昧！”
“你说什么？”
“我说你愚昧，愚昧！”
哥哥的拳头已经挥过去了，打得汉民一闪身就溜出了门，在门外留下了一句愤怒呼号：“打倒斯托雷平！”多年后汉军才闹明白，那是指旧时俄国一个专制政府的头子。
汉军把车什么斯基一类书统统捆起来要扔出去，引来母亲不由分说地破口大骂：“读书比打架好吧？读书比偷东西好吧……”汉军非但没有把书扔出去，倒是被老娘锄了一个丁公，头上冒出一个包。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件事。初夏的一天，大哥罗汉国想给家里修整一下橱柜，到处找他的刨子，最后撬开了汉民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他在弟弟的房间里还是没有发现刨子，但心惊肉跳地发现了油印机、纸张和油墨，还有一些署名为“马克思主义劳动社”的传单。他早些天就听说最近冒出了一个反动组织，全市好多公共场所出现过这个组织张贴的反动传单，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提出要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引来全市警察倾巢出动，手忙脚乱到处搜索探访，闹得满城风雨。汉国没想到那些传单的源头竟在自己家里！竟在与自己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那一间房子里！他在这间房前走来走去竟然完全不知道！他在这颗巨型定时炸弹前修脚踏车、刷油漆、洗衣服、吹头发而且吹口哨竟然完全不知道！他感到天塌了，吓得根本不敢再进弟弟的房间，脚步踉跄地赶忙找回了父亲和母亲，又气急败坏地去找汉民那个不知死活的畜生畜生畜生啊——那一天汉民刚好去了另一个城市，事后才知道这个畜生在省城反动了一把还不算，正在把反动传单往周边各个城市里分送。
两天后，这个不知死活的汉民回家了，一进街口就被邻居认出并且抓住扭送给警察。此时几十个军警已经密不透风地守候在他家里和整个街区，高层建筑上甚至架起了机枪和无线电发报机，一个遮挡视角和射角的民房烟筒也被头戴钢盔的军人粗暴地砸倒。以前只在电影里见到的荷枪实弹大军压境吓得整个巷子里的老百姓都蛇行鼠窜，也吓坏了汉民的家人。正像邻居们当时知道的，罗家老汉一开始还冲着军警大声说：“你们何必这么辛苦？都回去吧，都回去吧，你看这太阳毒的！三崽子他肯定跑不了，只要一回来，我就会送他来投案！他舅子、他满姑、他大哥都找去了，我罗家都布下天罗地网啦……”他说了好多遍，发现军警仍然面色严肃坚守岗位，才觉出自己的话并未受到完全的信任，不免有些委屈。幸好汉民最终回来了，把破凉鞋挂在肩上光着一双脚走回来了，足以证明他的家人没有说假话，没有暗通消息放跑案犯。汉民在家里的落网也足以证明他父亲确实是一个老工人，是一个革命觉悟很高的老劳动模范，是值得领取以前那些奖状和搪瓷口杯一类奖品的。他父亲两天前想也没想就把汉民的事情告了官，而且保证送汉民来投案自首接受教育。
汉国不同意父亲告官，知道此事时发现父亲已经从派出所回来了，气得连连跺脚，大骂父亲是只猪。他当然被父亲操起一根扁担赶出家门，好几天没有回家。
汉国把汉军召回家，两人分头去摸案情。他们来到公安局，没料到接待他们的警察满面笑容，端茶送水。“我们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一位公安局副局长热情握住了他的手，“如果没有你们家属的大力支持和大力协助，如果没有你们这样高的政治觉悟，这个震动全国的‘6·13’大案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破！这么多案犯不可能在两天之内一个不剩地全部落网！我要代表党和人民政府谢谢你们！”
汉军支支吾吾地说，他弟弟早已同意投案自首，基本上也是投案自首的，请政府在审判量刑时考虑这一点……
“你父亲已经说过了，你母亲也已经说过了，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就放心吧。”
“他还没有成年，完全是不懂事，是受人蒙骗和利用……”
“当然，他太年轻嘛，不是首犯，也算不上什么主犯，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明确政策界限的。何况他还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怎么可能真正走上反革命的路呢？是不是？”
“我老娘身体很不好，已经卧床一个星期……”
“看了医生没有？吃了药没有……她老人家一定要保重，一定要保重。我们过几天就去看她。我说过了，我们还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我们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嘛。你们的亲人，也就是我们的亲人。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儿，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儿！你母亲就放心吧。”
汉军眼睛一热，突然跪了下去，脑袋在地上砸出三声巨响。他看见窗边还有一个正在打字的小警察，也冲过去磕了三个头，感谢警方的情深义重。
副局长连忙把他扶了起来，“不要这样，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你们虽然是罪犯的家属，但你们没有罪，非但没有罪，你父母亲和你全家还有功嘛！是不是？你喝茶，你不要激动。”
对方再次把汉军的双手紧紧握住。
四
汉军后来多次回味这一次求见时副局长有力的握手，回味他家里那面鲜艳的锦旗——是一群警察和几位街道居委会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上面有“无私父母高尚情操”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汉军问我这些举动里面有什么样的暗示，问那面锦旗是否有利于他弟弟从轻发落。当时“6·13”大案还没有判决，“马劳社”被老百姓戏称为“马上劳改社”，真真假假的有关传闻已经从城里传到了乡下。汉军利用星期天来看我，买不到汽车票，没能够搭上每天只有一班的长途汽车，便步行三十多公里山路，走到半夜才摸进了我所在的村子。他说只能在这里停一停，因为他还得走回去，明天早上还要上班。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是反革命案犯的亲属了，不得不格外注意遵守劳动纪律。我没法留住他，也没能在柜子里找到点辣椒和面条给他做点吃的，便在衣袋里揣上两个生红薯，陪他上路夜行。我们走在夜色里隐约可见的沙石路面上，脚下嚓嚓嚓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亮，不时惊跑了路边的青蛙，或者招来附近村子里的一片狗吠。黑森森的山峦在我们身边有时慢慢地升起来，有时又慢慢地落下去，像一片黑色的巨浪汹涌澎湃一次次要把我们吞没在浪谷。
走着冒汗，我们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赶路。途中遇上一阵大雨，算是给我们劈头盖脑洗刷了一通。
“都是那个小杂种害的，”汉军在屋檐下把湿透的上衣拧出一串水滴，“等他出来，老子要他好看。”
“他这次挨了一烙铁，应该会有教训了。你以后还是只能同他好好地讲，打打骂骂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这个畜生！你想想，要是判他个七年八年，我老娘的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当初装关节炎，不想下乡，我也就不跟他争了。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天天只会梳头发，照镜子，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当初就不该让他跑回城里来……”
“汉民可能会没事吧？那个副局长既然已经那样说了……”
“难说，传单毕竟都是在我家里印的。”
我们没有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说下去不过还是一些重复了多次的分析和预测。每个预测说起来都很有道理，说着说着又破绽百出不堪一击。我看得出太多的分析已经让他有点扛不住了，看得出他害怕黑夜，也害怕即将升起的太阳，于是决定再陪他走一段。
嚓嚓嚓的脚步声在我们身后激起回声，听上去似乎有人在后面跟踪，使人忍不住经常要回头看看——虽然那里什么也没有。
其实，我很想宽宽他的心，比方说一说我哥哥的故事：他原来属于省城最为激进的红卫兵派别，对现实十分不满，上山下乡时去了西南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继续他们激进的大事业。他们白天做农活儿，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领队的知青朋友来借粮食，顺便从一位粗心大意的女知青手里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再也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了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的政治高层。据说毛泽东南巡视察到省城时，省委书记华国锋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个问题，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之一，是一些极“左”派的红卫兵到了乡下还在准备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企图对抗和颠覆“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这一汇报的详细指示不得而知。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私下透露，传达下来的领袖指示纪要上只有一句话：“有些事二十年以后再看吧。”这句话细想起来其实很费解，引而不发若即若离也很像毛泽东的诗歌风格。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等二十年以后再收网打击？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二十年以后反革命小子们就会不攻自溃或不战自降？抑或毛泽东在那一口吐出的烟雾里还有什么别的玄机和深意？……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见诸纪要的话，就是因为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山里的那个知青学习小组居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抓捕，没有任何人被批斗，他们试探着到公社里去要求回城探亲，公社干部的脸上甚至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他们拿着公社开出的回城度假证明踏上真真切切的火车，又走下真真切切的火车，来到真真切切的都市广场，竟不敢相信眼前的自由是真的！
我很想告诉汉军，我家遇到了奇迹，他弟弟肯定更会有好运，光是他的红色血统就足以抵掉几年刑期。这还用怀疑吗？但我最终没有这样说。自从哥哥他们那个记录本的一去不返，我也学会了守口如瓶。何况我知道汉军正在怨恨那个棋友肖眼镜，那个把他弟弟引入重案的中学教师。一旦他知道我家也有一个肖眼镜，他会不会再吓出一身冷汗并且不再与我交往？
我把红薯递给他。
“你吃。”
“你吃。”
我们总算又找到了话题，总算张开了嘴并且发出了声波，谈了一些关于红薯和乡村的事情。
我们在一座老桥分手。我看着他脚步一歪一歪地走进了曙光，没有再回头。我后来给他去过一封信，他没有回信。队长买回石灰的时候，用报纸垫着多孔的箢箕。我扯了一角报纸去了茅房，在这一角皱巴巴的旧报纸上读到了几则迟到的旧闻：样板戏演出、夏粮丰收、三结合小组科技攻关，还有一个罗汉民：……国庆节前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所谓“马劳社”反革命组织主犯罗汉民，昨日已被押赴刑场伏法。消息的大意就是如此。我惊恐得差一点摔倒在茅房里，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十几遍，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在抽干我的血肉和我的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着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我感到不是那个少年而是我在这个茅房里被一枪击毙了。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钢铁的枪口对准我的后脑勺，钢铁的子弹带着嗖嗖的冷风飞驰，轻脆地击破了头盖骨，然后旋起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前面那一个草坡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物，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也摸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像一缕透明的空气在漂游和流散。
我在这一天知道了死的滋味。队长和其他农民最终发现我栽倒在茅坑前，没有注意到我后脑勺上无形的弹孔，没注意到这一角旧报纸正越过门槛随风飘去。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是我在签名后留下了这些笔迹？在判决书的空白处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才中断？多年以后公安局把有关材料给家属过目时，才让我的家人明白一个普通的地址原来也是一句可以重复千万遍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是那位少年还是我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一行动，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没有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的儿子。
母亲居然没有看到这些话。她在听到宣判时已经昏过去了，在儿子死后的第三天也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儿子遗物送回家里来的那一天。为了表示坚决拥护正义的判决并且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我的父亲和大哥也坚决不让母亲去刑场给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了关系，就不能有这些拖泥带水不清不白的勾当。我们全家人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牌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过着最后的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直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他们再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其实我并不准备说什么话，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也不奢望拥抱和亲吻，我知道这些更不可能。我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不至于离开得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