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勒的，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肯定用这种办法成功地对付过任何喉管，不让它们恶毒猖狂地搅乱革命气氛。
与我同时被处决的同案犯还有两人，其中包括我们的领袖肖眼镜。他让我太失望了，一被捕就悔过认罪，供出了他的所有同伙和追随者，但仍然没有保住那条小命。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不像他以前夸耀的那样勇敢和坚定，没有唱《国际歌》更没有微笑，完全不像个男人，在去刑场的路上一直没有站稳过，两条腿成了两根棉花条，是左右两个高大军人架起来拖着走的。我忍不住想帮他一把，但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我看见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我当然也看见了他的妻子和父母，看见他们在人群中哭得泪流满面地追赶着囚车。我突然有说不出的委屈：老天，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为什么那是他的家人而不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我形单影只倒是这个吓晕了的可怜虫反而有家人追赶着一路相送？
我不想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好些年里不再愿意提到罗汉民这个名字，以免再一次使自己全身发冷和心痛欲吐。我努力让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空白，就像从来也未发生和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永远退出自己平静的小日子。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被宣布结束了，很多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居然都平反了，连我家父亲也获得了平反昭雪。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口，几个陌生人走过来，笑着向我母亲打招呼并进了房门。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开水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着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她似乎一直没有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了还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了好一阵，才让她明白了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而且直到半年后我们搬回了宽敞明亮的机关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亲人和朋友的好消息也陆续传来。小学同学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有一半早卖成了现钱，还有一半也算是他父亲捐给了政府，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们家？是房子就可以发还吗？发还了就是他们的了？是不是房管局和档案乱了套大家就重新洗牌随便摸？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马劳社”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已经成了家，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里做饭。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色的丝绸袄子正在看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把手伸进烘架上的热被子里，给我们一人递上一支烟。
“你弟弟的事现在有什么动静？”
他没有吭声。
“你家里的人也不去跑一跑？”
还是没有吭声。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上面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调到省检察院做事。”
汉军清了一下嗓子，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所有能做的准备动作都做足了，才缓缓地说：“他算不上走资派，算不上右派，平什么反？”
他又冷笑一声，“公安局就是你们办的？法律是你们写的？光是政治案还好说，汉民在银行打劫也算是英雄？”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以前对我们隐瞒了一段：当时“马劳社”缺少经费，汉民曾经胆大包天带着少年在储蓄所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再一声口哨四下逃散，不过作案未遂而已。
我体会到案情的复杂，但还是很快找到了新理由：“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抢钱固然不对，但当时的动机是为了抵制‘文革’，应该说是好心办好事但没有找到好方式是不是？何况并没有造成后果是不是？”
“你这是狡辩。”
“狡辩也先狡辩一把再说嘛。”
“我说了这个案子不同一般。”
“能翻一半也好。”
“屎不臭要挑起臭？”
“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啊。”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
他突然生气了。我与方强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简直混账无比。直到他吐出一口长气，把我们拉到大街上散步，我们才最终明白了他的混账。“你们真是死卵，你们说的那些道理我没想过？我是汉民的亲哥哥我没想过？这几年来我差不多天天在想，夜夜在想！”他声音有些异样了，“但我问你们一句：平一千次反一万次反，我弟弟还能再活一次？”
这问题不用回答。
“好，既然不能死而复生，一个空名对他有什么用？他平反了，但我老爹还活不活？”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几乎忘记了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到公安局去的。汉军说得对，如果儿子是个罪犯，他父亲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还可能心安理得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是个英雄，他父亲就成了双手沾满亲子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凶手的同谋，将被押上新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我们家有什么意义呢？冤死者还是死了，只是冤屈被千万倍放大，压在生者的头上，成为生者的罪恶。那只不过是在夺去了弟弟的一条性命以后，再来夺去他父亲的一条性命罢了。那只不过是用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平反仪式，用鲜花、哀乐、眼泪、赞词、握手以及死者的遗像，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一遍又一遍而已。
我和方强都不说话。
汉军擦了擦眼睛，“是不是罗汉国要你们来当说客的吧？”
他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似乎不大相信我们否定的回答。“那个臭杂种没安什么好心，讨个婆娘也是个婊子！他们不就是想吃死人饭吗？不就是想买电视机和房子吗？他不是个人，他休想进我这道门！他喊三麻子来也不行，喊莫少爷来也不行……”
这些话我和方强就听不大明白了。
汉国拍拍我的肩，递来一张名片，才让我认出眼前这个烫出了波浪形鬈发的美男子，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音像公司的编辑，并且当上了什么协会的理事。我们碰巧在同一桌吃饭，就餐者都是市政协的委员，还有他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汉国说了个什么传闻，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说话中“佛罗伦萨”一词既响亮又有意大利语的神韵，但差点被我误听成“湖南长沙”。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同时不忘记每一盘菜端上来之际，都抢先给身边的“皮短裙”夹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也不管其他人操着筷子四下寻觅无菜可取。她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明珠大厦的菜就是不好吃，拿出化妆包要离席，汉国也就赶忙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是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让几位高龄的委员不安地交换着目光。汉国开始发言了，是补充前面几位委员关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意见。他说到慷慨激昂处领带都滑到背上去了，茶几上的杯子也被他拍得跳了起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开始说到当年的“马劳社”和他的弟弟，说他弟弟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烈士，是南方的张志新和遇罗克，是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一切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六岁的生命！十六岁呀同志们！还是青春少年呀同志们！他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虽然已经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悲痛而死的，可至今没有一分钱的抚恤费。烈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多少年来就因为这个冤案而丧失了政治前途，不能上大学，不能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没有任何补偿。还有他家的住房和父亲的病……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他拿出了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一位是退休老将军，据说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他们都为他弟弟当年的义举而深深感动，并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
他又拿出一首诗的手稿，说全国某著名诗人听说他弟弟的事迹以后曾经彻夜难寝，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示对他全家的慰问。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的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的眼睛里收藏了所有的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所有人的缺席
一声枪响，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在很多委员好奇的请求之下，汉国开始朗诵这首长诗。我很佩服他圆润明亮的嗓音，佩服他浩荡奔腾的激情，并且渐渐被他感动。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正在颤抖。他的头突然偏过去，接着低下去，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脑子里冒出来他刚刚提到的“佛罗伦萨”，眼下正有一种面对佛罗伦萨的某座古典雕塑的感觉。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他还是个活人，发现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刚才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倒是我的暗中挑剔想起来令人惭愧，算不得什么义道。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的听众也红了眼圈。有人走上前去，把无法再朗诵下去的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但听众的情绪有点无法控制了。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落实政策方面的迟缓。一位剧团的委员擦着泪眼，提议大家为“马劳社”冤案的彻底平反签署联合提案。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走上前去，握住汉国的手，说罗同志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提出的问题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烈士真正得到安息。
我看见他的背脊在老干部的怀里一起一伏。
碰巧的是，这天晚上我到大学一位朋友那里去玩儿，一个大学生组织召开什么会，请几位社会名人去演讲，把罗汉国也请去了。据说到会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个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鬈发在几只临时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又不期而遇地撞入了我的视野。面对着黑压压的青年学生，他再一次朗诵全国著名诗人写来的长诗，再一次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一片鸦雀无声。然而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还是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颤抖。他的头照例偏过去，接着照例低下去，照例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照例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这座古典雕塑再一次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然而这一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一连串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怎么也酸不起来。我在听众的人海里只是久久地惊愕。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很多人涌上台去找英雄的亲人握手和签名。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使我后来对汉国所做的一切都难以信任。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句“佛罗伦萨”，我都怀疑出自台后的排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玩会了这一套。报上后来公布了罗汉民烈士当年的读书笔记摘要，还有罗汉民烈士当年家书的轰动性发表，都是汉国整理供稿的。我不能不怀疑这里面都有他的排练，更不相信他那些出生入死以求保存这些珍贵资料的离奇故事。我很想感动起来但总是力不从心。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我的哥哥愿不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最好要写得有趣味一点，写的主题鲜明情景交融栩栩如生一点。他使用了这些文学术语以后又冒出一句音调飘滑的“罗曼·罗兰”，作为他心目中写作的最高标准。他说有一个台湾的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这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他从来认为朋友高于一切，所以知道这件事以后首先想到了我和我们家。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问你跟太太拌嘴了？我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