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产丝区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学，后来她转到一间男生中学去教书，只好把女儿留在家里。因此梅玲很小就学会了理家，让母亲安心上课，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亲对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原先她跟母亲上学，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读书，大家都叫她“老师的孩子”。她常和同学热烈争吵，护卫母亲的湖州口音。当时各地已规定老师要用国语上课，但是梅玲的母亲和大多数的南方人一样，总是改不了家乡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盘”字之类的声音总是念不准。她老说“牌”，而自以为说了“盘”字。梅玲知道母亲念错了，因为她自己念“盘”字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她总是坚持说她母亲念的是“盘”字，她发出一种介于“牌”和“盘”之间的声音，“ㄣ”音若隐若现，然后始终维护她的母亲。但是在家里她却告诉母亲念错了，想教她发出正确的“盘”音。母亲慈爱地说：“孩子，我的舌头又僵又笨。我知道那个读音，但是我读不出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教书维生哪。”第二天母亲听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维护母亲，她很感动。
当梅玲逐渐长大，不再上学，晚上就在她们唯一的客、餐、卧兼用的房间里书桌上，不仅埋头做功课，有时还翻阅母亲批改的学生笔记和作文。她观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从母亲那儿学到超过学校学生的东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寻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见母亲改到好文章时，脸上不觉一亮，两个人便一起欣赏其中的佳构。梅玲不久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积在桌上，趁母亲不在时用毛笔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数，还在末尾学母亲的字迹，加上批评的字眼。母亲回家，意外地发现作文批好了，因女儿的大胆而震怒。后来她检阅评语，不觉点头微笑。梅玲写得还不坏，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这个评语还不坏，你怎么做的？”
“噢，妈，”女儿回答，“很简单嘛。你常用的评语不会超过二十个字，只是常加以变化——譬如‘文笔流畅’啰，‘漫无条理’啰，‘虎头蛇尾’啰——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亲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删太多。梅玲对这任务非常自豪，非常尽力地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兴趣，兴致勃勃为好句子画线或勾圈，有一次还在两篇杰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记号。母亲览阅她批阅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学生都不知作文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体的不自然，母亲解释说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负责洗衣、煮饭、清洁工作。她们的房间在一条巷子里，是著名的“陋巷”，巷里挤满红砖房，谁都可看见十尺外对面房子的动静。她们的窗子正好面对一家棺材店。两端翘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丑的东西，不过就连这种东西看熟了也会产生轻蔑感。
不过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见贫贱的妇人为孩子买棺材。“你知道，”她对博雅说，“连死都有贫富之分。丧亲的穷人比较哀痛得深。有时我看见有钱的弟兄穿着丝绸，来为母亲或父亲买贵重的棺材，和店东讨价还价，仿佛买家具似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小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胸脯喂孩子、大声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凉——一切都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有钱，人们很自然民主。工厂做工的太太小姐们自己每天有两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钱打扮或散心。就在这样拥挤、吵闹、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层社会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因此培养了贫家女子的独立精神。巷子里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闹，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巷子里一天也不沉闷。对一个过惯这般闹街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见邻居的僻静住所，似乎单调得难以忍受。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这是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既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很精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起她的情绪。她喜欢伯牙和钟子期故事中描写河上月光的段落，优美的音节仿佛由字音和字意描绘出河上静月的美景。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说。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稚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健康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猝死的震撼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有文凭的人就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计划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身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顶，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小姐，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眼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
梅玲继续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转个弯，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气问她，他能不能用车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纪又轻，无拘无束，又有冒险感。她愿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毕竟交个朋友也没坏处。他看出她脸上的矛盾，就热切地说：“当然，你不认识我。张小姐明晚还在这儿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这儿和你相见？”
“好吧。”梅玲笑着走开了。
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开始。在七月酷夏的凉夜里，她多次和他在屋顶戏院及小咖啡馆相会。不久两个人爱苗滋长。上海街上的恋史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那个年轻人——梅玲也没有告诉他名字——似乎真心爱上了她。他仪态温雅，面容斯文，只是带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特质。梅玲天生自信、纯真、冲动，不久就告诉他自己是单独一人。她开始给他看自己发表的文章，使他对她更崇拜。他发誓说要娶她，但要等以后才能让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间，看见唯一的窗户面对太阳，屋里热得像火炉似的。他奇怪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说要租一个好地方给她住。几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常来看她。
不久他的双亲发现了这项安排。父亲是“中国商人航海公司”的买办，不相信儿子是认真的，建议用钱打发这个女人，但是儿子坚持立场，发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间起了巨大的争吵。有一天他母亲出现在梅玲的住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儿子，梅玲拒绝了，坚持她并非为钱而嫁他的。经过母亲的调解，最后解决之道是儿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须先上大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更让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复旦学院，以特别身份选修英语和钢琴。未婚夫常到学校去看她，周末并带她出去。她在学校没有注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议论，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约一年后，年轻人的父亲希望儿子厌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认这次的婚姻，说要等他们超过两年，才正式让他们成亲。他父亲进一步坚持要调查女方三代的底细，这是订婚前的习惯。
这时候梅玲把母亲的身世和父亲的资料告诉她的未婚夫。他的父亲仇恨心很强，爱走极端，憎恨所有军阀，特别是梅玲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叫儿子不要再与曾经关他入狱——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耻辱——的军阀女儿来往，对梅玲而言复杂得出乎意料之外。她丈夫一再把父亲的话转告她，说她是汉奸的女儿，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债，老天爷派她来家讨债的。
然后有一天他来告诉她，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