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的贡献。
地铁是一种现代化交通工具，早在1953年，北京就开始考虑筹建地下铁路。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65年1月15日，有关部门才向中央正式上报了《修建北京地下铁道的报告》。1965年7月1日中国的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下铁道正式开工，4万多人投入了修建地铁的大会战。1969年9月20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并通车。
目前北京地铁运营总里程只有50多公里，相当于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水平，由于地铁工程庞大复杂，导致建设进程缓慢。按照市政府的规划，轨道交通将成为北京今后几年城市交通发展的重点，2008年前，北京将斥资900亿元人民币新建轨道150公里，地铁八通线、四号线、五号线、城市铁路、机场线、奥林匹克公园内交通线等都要在这期间内建成，使轨道交通运行总里程增加到200多公里。
1994年，中轴线上的X路等共七路公共汽车实行无人售票。1997年6月25日，长安街上开辟北京第一条公交专用道。200X年，地铁从天安门前穿过。从二环到五环，环城立体高速公路改变了传统的棋盘式道路结构。现代化交通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房地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术语：“时距”。
尽管道路如同绳索，结成许多死扣，但古城北京正在逐步解开交通的死结。联合国的城市指标体系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量化依据，关键城市指标共分六个模块，交通为其中重要因素。1995年发表的《北京宣言：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提出，城市交通政策和规划管理的四项标准是经济的可行性、财政的可承受性、社会的可接受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相信日趋完善的北京道路交通系统将把北京送上现代化的快速路。
不是历史镜头的闪回，老人们记忆中的“当当车”，将在南中轴线上重现。从前门至永定门之间，一条长约3公里的有轨电车线路可望在2003年内实现运行。在一切求新的现代化原则下，这无疑是一次逆向的旅程，它提示着这座城市与时间的双重联系——未来，和历史。
【1】 刘心武：《钟鼓楼》，第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同上。
城际交通
1928年北京的统治者是张作霖。6月4日凌晨5时，沈阳市郊皇姑屯的一声爆炸，终结了这位军阀跌宕的一生。这一事件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有二：一是这列火车是事发前一天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开出的，二是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是北京城内最早的火车车厢，即慈禧太后乘坐过的“龙车”。
正阳门火车站的全称是“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与“京汉铁路正阳门西站”遥遥相对，分别沟通着北京与北方和南方的联系。这座车站是一座优美的西洋式建筑，正中巨大拱顶高悬、拱脚处镶嵌大块云龙砖刻雕饰，南侧穹顶钟楼耸立。1900年庚子之变的时候，八国联军出于运送物资的需要，已将铁路铺到这里，但正式营建车站，却是1903年的事，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建筑造型还十分新鲜。
北京城最早的火车出现在1885～1888年。在三海之间，李鸿章专门为老佛爷铺设了一条轻便的“紫光阁铁路”。它南起中南海的宝光门外，北至北海的静心斋，使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特制六节小火车。这一时期的慈禧常在三海（西苑）听政，忙于颐和园的重修。每天散朝后，要从这里乘坐火车前往北海的静心斋用膳及休息。也许李鸿章的目的是向老佛爷献媚，也许他试图让老佛爷在玩乐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染，然而，令李鸿章未曾料想，这项工业文明成果最终被帝王的禁忌所“改造”——慈禧因耽心火车头的鸣笛会破坏皇城的气脉，这辆火车因此被去掉了火车头，而改由四名太监作动力——他们在每辆车厢上拴上绳索，然后奋力牵引，同时，还有众多太监手持幡旗等仪仗，分列铁轨两侧，为大力士们加油。
慈禧的“专列”装饰豪华，每辆造价高达10万银元，是日本天皇御车的4倍，显然，它并不是交通的必需，而是出于享乐的要求。张作霖的22节专列车厢中，张作霖所在的正是慈禧“龙车”中的一节。1929年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京迁往南京，奉安大典中的灵车，也使用了“龙车”的一节。就在慈禧被这昂贵的享乐迷住的时候，一条真正交通意义上的铁路，正在改变着北京与外界的联系。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英国人为开发煤矿而修建的“唐山铁路”通到天津，名为“津沽铁路”。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惨败的清廷，百般无奈中回到了变法的道路上。就在这一年，清政府不仅将“津沽铁路”改为官办，而且将其北端通到山海关，南端则延长到北京。当时还成立了全国最早的铁路管理机关：矿务铁路总局。当时开矿和铁路并在一起管理，合称“矿路”，所以后来鲁迅先生在南京上的学堂叫“矿路学堂”。
同样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这条铁路同样没有延伸到城墙脚下——所谓的“龙脉”拒绝了交通的动脉——永定门外的马家堡成了它的终点。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庚寅（公元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而西行逃难的慈禧太后回京，就是从永外马家堡下车。这次列车是由比利时铁路公司和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负责准备的。全列车为21辆，其中有供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皇后等乘坐的特等车3辆，供王公大臣及太监总管李莲英乘坐的头等车4辆，供侍从、太监乘坐的二等车3辆，洋员杰多第事务车1辆，铁路人员乘坐车1辆，装货车9辆，运载仆役、骡轿的车1辆。当时车辆没有制动装置，只靠机车制动，因而行车的安全、平稳全靠司机的技术和经验，稍一疏忽，便会招致杀头之罪。
慈禧到马家堡时，马家堡车站已被义和团烧毁，清廷官员只好临时搭了大棚迎接銮驾。隆重之中不失狼狈。一位接驾官员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混乱景象：“六下起，面烟后，天明出南西门，到马家堡棚内。九仲后，货车到，人乃嘈然。又庆王到，吃面者争往。遂由道南过道北，倒乱已极，非复图上次第亦无人收职名。精严结撰半月，至此毫无所用，惟新赶万民伞数十柄立焉。”（ 《高给谏庚子日记》）
前面已经提到，慈禧回京时，八国联军的那条军用铁路，已经修到了正阳门下。他们把天津来的车站设在前门东，把保定来的车站设在前门西，初步确定了后来前门东西车站的位置。也许是这条铁路与慈禧外逃中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慈禧回銮时才舍近求远，没有在正阳门火车站下车。
1905年8月26日上午10时，端方等出洋五大臣在正阳门火车站刚登上火车，就被革命党人吴樾以炸弹行刺，五大臣中有两人受伤，吴樾当场牺牲。清廷的变革之声来之晚矣，社会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正是在这一年，沙皇俄国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成立国家杜马；爱因斯坦提出划时代的科学理论——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时间观念，而风雨飘摇的中国对此还一无所知……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5月5日，鲁迅第一次到北京，就是从正阳门火车站下车。《鲁迅日记》中写：“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他一次去津，三次回绍兴，其后于1926年8月26日下午四时余乘火车离开北京，以及后来两度回京省亲，这十四次上车、下车都是在前门车站，只有1924年7月去西安讲学，是在西车站上的车，回程也是在此下的车。民国前期，这里一直是北京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
侵华日军把前门西站改为货运站，前门东站改为客运站。直到新的北京火车站建成，这样前门东西车站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前后存在了58年。
利玛窦送给乾隆的西洋钟使中国人对时间有了形象的认识，来自西方的铁路，则改变着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它使巨大版图中的远方不再遥不可及，为这个古老国度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作好了辅垫。当然，后一种输入，中国人是以被动的形式接受的。火车在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中的艰难起步，是封建社会的末世王朝中，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对于一个有着巨大的制度惯性的东方国度来说，它的起步速度太慢，付出的成本也过于沉重。这幅照片（图56）记录了铁路穿越旧城墙的景象，作为东方封建政治象征的城墙与西方工业文明象征的铁路的这种奇妙组合，对于蜕变中的帝京来说，颇具隐喻效果。
正阳门火车站拆除于1958年，那年，整个北京城都在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设计和兴建“十大建筑”，一座新的北京站在1958年12月开始进入设计阶段，并于第二年顺利完工。此后，全国人民大都从这里，来到祖国的首都。国际列车也从这里出发。
XXXX年，北京铁路局对正阳门火车站进行复建。由清华大学设计研究院设计的这座老车站商城保留了原建筑的欧式典雅浪漫风格。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建筑，而与之相关的一切历史悲喜，早已悄然隐去。
求解四合院方程
18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描述了男仆费加罗与女仆苏姗娜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传奇显然不大可能在北京的四合院内上演，因为在四合院中，男仆和女仆几乎无缘见面。四合院是微缩的紫禁城，表现着儒家传统对社会秩序的排列设想。
世界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抽离了传统礼序的内核之后，旧时庭院的处境显得十分尴尬。随着人口的激增，完整有序的宅院格局被不断肢解和篡改。它的结果不仅是私搭乱建造成的空间混乱，而且伴生着人际关系的危机。刘心武的《钟鼓楼》、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对四合院的境遇有着深刻的描写。
岁月流转，四合院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
三眼井胡同的居民们近期议论得最多的就是四合院改造的事。这条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属于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政府已开始把成片的四合院民居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北京市制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按照这个规划，北京旧城内37％的地区将得到整体保护，而不是拆除重建，其中绝大部分是四合院保护区。
三眼井胡同在清朝时期属皇城，民国初年在北京市内分区，皇城改称黄城，原皇城的范围均属内六区。现在在三眼井胡同的个别老宅门上，还能依稀看到蓝色的“内六区”的门牌。翻阅《燕都丛考》等文献古籍的记载可知，这一带在清末民初时肯定相当气派和风光，应该是东城区精华所萃的一个地方。深厚的历史价值使这里绝无拆迁希望。所以对它的改造，对这里的居民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
从景山东侧北大红楼南行数百米，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名叫箭杆胡同，其中有一个9号院，有人把这个院落称作五四运动的司令部，因为它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北京的寓所，这个院落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7年1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以后的所在地。我们查阅到解放初期登记的房屋院落属于私房，房主姓孙，房产来源是祖上遗产，购于1911年。由此我们推测，陈独秀先生1917年从上海来京，租孙家的房子做寓所的。
现在箭杆胡同一带正在开始进行危旧房拆迁改造，这条小胡同只剩下短短的一段。它隐身在民政部大院的西侧，胡同北侧的房屋在不久前全部拆迁，已经用蓝色的挡板围成了工地。胡同南侧只有紧邻民政部信访办公室的9号院还存在。它没被拆的惟一原因，就是因为它特殊的历史价值。北京市文物保护部门最近派人来此做过勘察。据院内居民讲，他们不久也将搬迁出去，这个院落将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力争恢复历史原貌。
四合院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方式，除住宅外，诸如宫殿、寺观等其他类型建筑也多采用这种形式。它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礼制原则和宗法观念，而且从实用功能上看，其房屋、回廊、庭院之间的动静分区与虚实结合，也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想——院内的一道道门（或者一座座门屋），并非僵硬地切断建筑间的联系，而是显示空间的性质不同，能居住环境充满诗意的节奏。东西方都有合院，只有中国的合院是将户外变成屋内的一部分。居民们围着一个院子生活，在应用上，相当于每一边的房子都拥有同样大的庭院，这种实用面积大于建筑面积的神奇布局，对于今天的房屋设计者，别具一种启发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典范，学者们一再呼吁尽可能地保留四合院。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在回访他所设计的北京金鱼胡同“和平宾馆”时，对着当时尚存的四合院说：“为什么不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修缮一批民居四合院作为旅游旅馆呢？你看那阳光，透过四合院的花架、树丛，显得多么宁静！住家的气氛多浓！还是个作画的好题材呢！”
然而走进任何一个昔日四合院、今日大杂院内，我们几乎都会听到居民们对改善生存状况的急切期盼。作家刘心武著文《四合院与抽水马桶》，对现在四合院里居民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作家李国文认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四合院建造实际上考虑了水源问题。居民们通常在两排四合院之间的小巷里打眼水井，蒙语“胡同”（意为水井）一词便成为这样的小巷的代称。景山一带还曾建有供胡同使用的地下水水厂。三眼井胡同内有一口三个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