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墙瓦解之后，寻常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昔日的皇家广场上；从东西交通上，他打通天街，使东、西城贯通；而在南北交通上，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长街和北长街、南池子和北池子，并在南街口设计了拱形街坊门，既在形色上与皇城红墙统一，又使东西长安街一览平直；他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使国人有了第一座公园。所有这些繁复的工作，基本上都在1914年完成。战争的硝烟正在欧洲蔓延，许多古老的城市遭受着灭顶之灾，而这一年，一位民国官员悄然地推动着一座封闭的东方古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即使在今天，朱启钤对旧京的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改造依旧被奉为经典。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到东四八条寓所，听取这位老人对北京建设的意见。
显然，在政局动荡、财力紧张的局面下，朱启钤主持的旧京改造，集中在城市最核心的部位上。如同一位手法高妙的中医，打通了关键的穴道，赋予一座旧都崭新的生命力。他的改建，又绝非一味破坏，而是将古都胜迹巧妙地容纳于新的都市图景中，使它们具有新的含义。
朱启钤在1915年主持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时使用的那把银镐，至今在朱家收藏。初夏的细雨中，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那把特制银镐，率先刨下了第一块城砖。银镐的红木手柄上刻着如下字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在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完成以后，正阳门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正阳门位于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上，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是“国门”，也称“前门”。这组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的城池建筑，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诸多部分。在内城九门中，正阳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门禁严格。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闸门关闭后，无论多么紧急的事，也要等到第二天开城才能出入。
明中叶以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商业区在正阳门外悄然形成。鲜鱼口、肉市、粮食店、煤市街、珠宝市、布巷子、猪（珠）市口这些商业街道，出现在原本空旷的御道两侧。为进京应试举子修建的会馆仅正阳门外就达百余家。清初朝廷下令，茶园、戏楼、妓院只准在外城开设，就连热闹的灯市也从东城搬到了前门外。城外成为闹市，而城内一片肃然。正阳门处在这两个迥异世界的衔接点上，它森严的门禁在涌动的人流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比这更紧急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汉和京奉两条铁路延伸到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的跟前。来自远方的熙嚷人群会在瞬间出现在前门楼子跟前，交通“愈形逼窄”。
城市改造必须谨慎进行。特别是这座规划无比完美的古都，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败笔都将在岁月中永远陈列。朱启钤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考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比赛，他的对手是他所看不见的古人。
朱启钤拿出的方案是：拆除环联正阳门与箭楼瓮城的东西月墙；搬迁月墙外的东西荷包巷两个占路小市场；在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门洞，是东进西出的单行线；修筑了两条宽20米的马路，路边开辟人行道，修排水暗沟，导入护城河，防止雨季积水。
从这两幅拍摄于同一角度的照片中（图35、36），我们可以看到正阳门改建之前和改建之后的景象。1915年之前的正阳门，城墙马道清晰可见，而在1915年之后，马道就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它实际上是被包在了城台里，两侧的门洞，使进出交通更为方便。
除正阳门外，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的瓮城也在1915年相继消失。一条环城铁路，从这些城楼和箭楼中间穿过。失去了瓮城月墙的正阳门箭楼，在它的防御功能消失以后，是否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呢？
一位法国工程师成为改建的设计者。京汉铁路的工程师罗斯凯格尔将他的图纸摆在朱启钤的面前，立刻引起了这位总长的惊叹。90年后，当我们仰望这座中西合璧“大前门”，依然叹服于这位法国专家的大胆设想和高超水准，不难体会到朱启钤兴奋的心情。
在箭楼东西两侧，他增筑弧状月台，并在外墙饰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楼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阳华盖，每扇窗户都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楼的阶梯曲折别致，东西各82级，全用磨光的大条石砌成。护楼与护梯的汉白玉石栏杆，采用传统造型，玲珑剔透，不失皇城风韵。他还购置了三对大石狮，摆放在箭楼东西楼梯口和正阳门前。如今，旧城墙已遭到毁灭，箭楼已脱离了整体环境氛围，但在中轴线建筑群落中，“大前门”依旧是不可缺少的角色。1958年，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综合设计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前门，不能拆除。
1919年，朱启钤受北方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一部建筑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营造法式》（抄本）。11年后，他把亲手创建的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团体定名为——“营造学社”。
新中国时期
罗哲文老人至今保存着《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份由他的老师梁思成组织清华建筑系师生编制的目录，共有四百五十多个条目，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发给各路解放大军，成为部队在战火中保护文物的重要依据。
朱启钤曾经说过，历代宫室五百年一变。看来北京也是凶多吉少。梁思成从清华校务委员会出来，一枚炮弹就落在他身前不远处的小桥边。1949年的建筑学家们对古都北京的保护持普遍的悲观情绪。
只有梁思成胸有成竹，因为此前的1948年12月底，他已同中共有了接触。在张奚若带来的神秘客人的军事地图上，梁思成对北京重要文物建筑的位置作了明确的标注。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这位负责人，是梁思成在认识龚澎之后结识的第二位共产党人。就是这两位共产党人，决定了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归属。
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曾为日本奈良免遭轰炸而亲赴美军指挥部的梁思成在默默等待。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大展宏图的时间不会遥远。
这是梁思成绘制的新北京规划图。绘制时间是1950年（？）。这幅图纸集中体现了梁思成“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整体思路。
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曾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规划进行研究。营建系的四位年轻教师程应铨、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成为梁思成的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此后梁思成和这四位年轻人频频出现在与北京城市建设有关的各种会议上，宣传呼吁城市规划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们经常同意见相左的人士，尤其是决策者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开玩笑说这四名骨干是梁思成的“四路野战军”。这个戏称在“文革”期间成为梁思成的“反党”罪名。
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梁思成就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指出在旧城区内兴建政府中心的不可操作性：“第一，北京原来布局的系统和它的完整，正是今天不可能设置庞大工作中心区域的因素。”“第二，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总面积至少要大过于旧日的皇城，还要保留若干发展余地。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而巨大的皇宫，又增加了机关之间的交通距离，降低了办事效率。显然，“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同时，他还指出两种“解决办法”的缺限。第一个“办法”就是沿街筑高楼，对此，梁思成说：“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办法”是“按中国原有的院落原则”兴建办公建筑，“虽略能同旧文物调和，办公楼屋亦得到安静，但这样的组织如保持合理的空地和交通比率，在内城地区分布起来，所用面积更大。”【1】梁思成这篇洋洋万言（？）的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城外选择一片理想位置兴建新城，即能解决新旧城混杂带来的种种混乱，在建造时节省人力物力，又能保护古城，可谓一举三得。梁思成称之为“新旧两全”的安排。他为政府行政中心选择的“理想位置”，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
笔者在采访时，在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档案库中意外发现一份由日本人设计的北平城规划图。日本规划师佐藤俊久和山崎桂一于1938年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草案，由伪建设总署于1941年3月颁布。这份制作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之后的图纸，同样采用新旧城分开的原则。与后来梁思成的思路不谋而合，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选择的新行政中心区，以颐和园佛香阁为标志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其中轴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西四环一线。这不仅使新城区的正北方有了一座“靠山”，附合“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而且在新城中轴线上，利用了现成的水域（昆明湖和长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营造学社已经解散。梁思成南下昆明，在那里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加之这份图纸是日本人的绝密，梁思成不可能看到它。这份图纸除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中国的野心以外，验证了古城保护的某些基本原则。它的设计者XXXX亲自把这份图纸送到北京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柯焕章手里。
百废待兴，各机关纷纷利用城内原有建筑办公，这似乎是使一个新兴的政权迅速运转起来的最简洁办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古建筑被机关占用。
不同规划思想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古代城池与现代城市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对立——这才是北京这座三千年古城、八百年都城历史困惑的真正根源。城市在古代象征权力，城池的规制如同权力的等级一样有着明确的刻度，它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的目标，因而防守成为城池的第一主题。在它的各种设施中，障碍，成为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而现代城市的主题则是舒适、畅通和高效，它取消了障碍的价值，因而，城墙壕堑终将被通衢大道取代，它们在劫难逃。
在古老的北京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朱启钤曾做过一些努力。但那仅仅是个开始。梁思成站立在新旧北京的交叉点上。大匠的困惑也是整座城市的困惑。他试图用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的办法，回避这个矛盾。但是八百年的腥风血雨都未能涂改这条中轴线，永恒的中轴线必将成为新历史的见证人。
领袖在登上天安门城楼时，说他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苏联专家说，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城市，要提高工人阶级人口的百分比。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50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行政中心区最终在中轴线两翼展开，而古城墙的命运，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天安门的意义转型
清代顺治皇帝第一次进入北京时，天安门城台上的城楼已经毁于炮火，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五个门洞。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建皇城正门，并将这座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三个世纪以后的1949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北京建立时，天安门城楼依然是遍体鳞伤，在整理城楼时，还在XX上发现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从弹体上的英文字母，可以准确地推断它们是八国联军在庚子年送来的“礼物”。
实用美术家张仃在这一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住进中南海，他的主要任务有：勤政殿和怀仁堂的装饰设计、首届政协会场和会徽的设计，以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此后，他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在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中，果断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的主要构图。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设计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写于1949年10月23日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坚决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
与后来的天安门不同，最早的“承天门”， 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孔木牌坊，牌坊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承天之门”四个字，暗示着门内的这个朝廷“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理应万世为尊。
清朝初年建造的天安门，城楼殿宇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帝王的九五之尊。皇帝率兵亲征，要在天安门颁诏、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