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好得很”。
曾经和张艺谋一块浇过地的那个九叔，关心地问我们结婚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九叔说：“还等啥哩，赶快结婚，老了就没意思了。”大家都善意地笑了。
还有个五叔，他年轻时曾在外面干过几天事，我们在队上时，他给张艺谋看相，说张艺谋是个当大官的料。这次我们去看他，他得意地对大家说：“看我当年说到了没有？”这个老头有一颗童心，很爱表现自己，大家也爱取笑他，开他的玩笑，说他满口牙掉的一个不剩，是因为他年轻时天天刷牙捅掉的。大家一直说到天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用带来的小相机，挨门挨户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有的要求给家中的老人单照一张，以备后用；有的托人来说，儿子要相对象、说媳妇，想单独照一张给对方看，我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三天我们准备走了，我才想起我们脱下的湿衣服和我那双脱帮的鞋，不知随手丢在谁家了。这时队长提着一个包来找我们，接过包打开一看，竟是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那双脱帮的鞋也用一块新黑布垫着，密密麻麻地缝好了，我俩不知怎样感谢乡亲们才好！
离开村口时，我回头望了又望。啊，北倪村，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我的爱、我的青春都在你那里。
短暂的幸福时光
1982年5月份，张艺谋即将毕业，他来信叫我去北京结婚。我按他的吩咐做了细致的准备，并给学校领导打了招呼。学校领导挺照顾我的，批准我教的英语课提前考试。
到北京的时间是我事先在信中和张艺谋约好的。买好火车票我又给他拍了电报。上火车，我心里就描绘着他接我的情景。火车进了北京站，我伸着头往车外看，寻找他的身影，可是没有。我非常失望，也非常扫兴。
北京站的广场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又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还是没有。我感到特别委屈，就跳上公共汽车，去了姐姐家。
见到姐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亲热之情，但对张艺谋的气还没有消，坐下来就愤愤地说：“说好的他来接我，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姐姐见我不高兴，连忙说：“张艺谋来过了。专门来打了招呼。你看，给你的东西都放任那里。”我这才发现，张艺谋那个大提包就放在旁边，心里倒也泛起一阵暖意。
晚上张艺谋才从学校赶来，进门就忙不迭声地给我解释：“我是早上八九点才看到电报，时间已误，赶到火车站也来不及，知道你一定会先到姐姐家来的，所以就把手头的事办完才赶来。”
看着他那副忙乎乎的样子，还一个劲地向我道歉，我还能说什么呢？反倒觉得像欠了他什么似的，直劝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吃完晚饭，大家聊了一会儿后，姐姐突然站起来说：“对了，我得给你们去搭床。”一下子，张艺谋和我都显得不好意思。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将要开始的那种庄严与迷茫的特殊感觉……
张艺谋给我讲了他们毕业分配的大致情况。他们摄影系共有二十六名同学，其中就有十四五个是北京人，而留在北京的名额只有十个，这就是说，家在北京的同学都得有几个去外地，家在外地的学生想留北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张艺谋本来想留北京工作，因为他认为，搞电影处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好处很多，信息交流快，容易干成事。可是面对这种局面，留北京显然没有希望，这使他非常难过。我建议他回西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向我解释说，西安只有一个名额，而从西安来的则有六个人，先不说争取会有多大困难，就是争取到了，他在西影也不一定会被重用。而且他比别人大近十岁，需要马上投入工作，如果再耽误时间，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时间不等人，岁月不留情。再者，他是他们家中的长子，如果回到西安，家中的大小事毫无疑问地会先找他。他不想陷入家庭琐事中去，只渴望一心一意地工作。最后这一条理由，除了反映出张艺谋的工作热情很高外，不难看出，张艺谋已经具有了不愿承担家庭责任的倾向，只是我当时并没有能感到其中的严重性。
这段时间，张艺谋的情绪似乎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偌大的床上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吃了一惊。四下里一张望，黑暗中看到沙发那边有个红点一闪一闪的，是他坐在那里抽烟。我心头一紧，意识到他心里一定有什么巨大的痛苦，这痛苦会是什么呢？是不愿和我结婚吗？是分配工作不理想吗？我跳下床，蹲下身子，抱着他的腿，轻声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事心里烦？是为了分配的事，还是……”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学校已经风传让张艺谋他们去广西厂。由于广西比较偏远，同学们都视若畏途，认为就像发配去西伯利亚一样。张艺谋曾经联络了几个同学争取去潇湘厂，他们认为潇湘厂虽是新建，但毕竟在内地，实力也比广西厂强些，加上分配到那里的名额多，同学们在一起容易形成一股力量，容易干成事。谁知这一努力也失败了，这使张艺谋十分痛苦。他对我说：“只有去广西厂了，这可能还是入学时和学校的不愉快，使他们始终对我抱有成见。去广西厂后，我一定要奋发努力，干出样子来，让学校请我回来，证明他们错了。”
除了广西厂别无选择，张艺谋也就死了心，准备提前往广西托运行李。我也天天跟他上街，筹办这一切。张艺谋其实没有多少东西，除了一套铺盖，一箱衣物外，最值钱的就算那一大纸箱子书！这是他上学四年一本一本积攒起来的。他特别重视这只箱子的包装。除把书用细绳捆扎之外，还在纸箱上捆了好几根铁丝，为的是即使遇上野蛮装卸，纸箱破了书也不至于散失。
就这样忙乱了近一个月时间，事情才稍稍有了头绪：毕业证已发，行李书箱已托运，学校也正式放假了。姐姐一家三口要到西安探亲度假，他们便把房子留给我俩使用。
直到这个时候，张艺谋的心、才算安静下来，才有了心思陪我玩。这是我们在一起很少有的时间，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我才能找回我自己，才能感受到夫妻恩爱的真正乐趣。我们去了圆明园、八达岭、颐和园、北海，照了一大批照片，这是我们在一起拍照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此后再也没遇上这样的机会。
到了后来一段时间，我明显地开始挑剔饭食，特别想吃酸东西，每次去饭馆吃饭，总要一盘酸黄瓜，还没等饭菜上来，酸黄瓜早就一扫而光。开始还不介意，后来细细一想，不由得脸红心跳，莫非是有了？我把这话告诉张艺谋，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儿子！”“这几天要好好看球赛，培养儿子的兴趣，长大了让小子踢足球！”当时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我们沉浸在对未来家庭生活无限美好的憧憬之中。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后，张艺谋的学校生活和我们的蜜月同时结束了。
回西安途中，张艺谋谈了他以后的打算，他动情地对我说：“学校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拼搏开始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闲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小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说到这里，他停了停，深情地望着我，说：“说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无能为力……”他的话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拉着他的手摇了摇，表示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也许是为了排解忧虑，他笑了笑，继续说：“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事业心强。想干什么，一门心思都用上了，就是在身边也不一定能照顾好你。”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同行作妻子，这样她就能和你一块干，对事业有好处！”他说，“从表面道理上似乎是这样，但我不愿意。首先，现在的女孩子我不了解她们，就拿我们班上那三个女同学来说，我和她们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生活、环境、经历都不一样，思想感觉也不一样，这个差距很难弥补。而咱们相处了十几年，我极了解你，你虽在事业上直接帮不了忙，但你在其它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多，这就够了。再说夫妻之间怎能整天谈什么艺术、事业，在外面谈已经够累了，在家里我需要的是温顺的妻子，安逸的家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
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汽车站而去。
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女儿出世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三十二岁，这在医生眼里已列入高危产妇，医生几次试图给我做剖腹手术，可妈妈总是认为自然生产顺乎自然规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剖腹。就这样，我在一切听其自然的心情下，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后来张艺谋告诉我，他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当别人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代表青年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
会后，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起名字。提了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军钊说：“今天是四月一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三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