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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不算长，看完信我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我被他那种倔犟的性格，那种空逆境中奋斗不止，那种不屈的自信心和对我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为他在疼痛，觉得再不能让这颗受伤的心痛苦了，我要去找他，我要立刻走到他的身边。我突然醒悟到我们俩人从开始交往那一日起，就不是一般少男少女的游戏，而是两颗心的碰撞。我不顾一切地向他家跑去。
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在锣鼓声和家长的嘱咐声中，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我们坐上汽车，以红旗、锣鼓开道，在市区周游一圈，然后离开了西安。我既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坐在汽车上，心里的感觉就像往常乘公共汽车一样，一味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发生了什么。汽车一出西安，大家都安静下来。热闹的大城市迅速远去，平时很难见到的田野、村落扑面而来。想象着今后无法预测的生活，想象着我们将去插队的乾县，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惆怅。我悄然向张艺谋望去，他一脸深沉。
到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公社，已经是中午。照例有来欢迎的人群。这个公社叫杨汉公社，距乾县县城二十里路。我们学校分到这个公社的有一百多个知青。我和张艺谋、刘全、李广平四个人是事先约好一块下乡的，一同被分到北倪大队。我们大队距公社七八里路。来到队上天已近黄昏，大队部的门口聚集着各生产小队的队长和前来看热闹的孩子们。大队干部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让各生产队长出来挑人。我们大队有七个小队，各生产小队长的热情似乎比大队干部低多了，他们对身体瘦弱的，个子矮小的都不屑一顾。一个小队长把张艺谋和另外一个高个子女同学挑上了，我却被晾在一边，心里委屈得直想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是张艺谋胆大，他站起来，指着刘全、李广平和我说：“我们四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小队长把我们四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摇摇头走了。挑来挑去，有的嫌我们人数多，有的嫌我们体力不强，最后我们被派到全大队最穷最缺劳力的一个小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高兴，大家总算没被拆散。
来到生产小队，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到了饲养室，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观望，男人们是来看新来的人身体怎样，是否是些好劳力；女人们则是看新鲜，看新奇；小孩子们当然是凑热闹瞎起哄了。看我们进了屋子，大人们不好意思站在那里呆看，只是装做有事，或找人，或办事，进进出出。小孩子们挤在门口不眨眼地往里看，比比画画地议论。时不时的把一个小孩硬推进来，这小孩慌忙地往外逃，其他孩子哄哄乱笑。也有几个胆大懂事的孩子，居然平平稳稳地走上前来，叫我和李广平“学生姨”，叫张艺谋和刘全“学生叔”，还老练地问寒问暖，使我们觉得又有趣，又好笑。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以往在西安小孩们都叫我大姐姐，第一次听别人叫我“姨”，很不好意思。
队上让我们几个人就住在饲养室的院子里，这个饲养大院座落在村外，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集体。
我和李广平住的那间房子小得古怪，大约只有五平方米，真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除了两米见方的土炕外，剩下的地方，从炕边一步就能迈到门槛上。我们俩一人带一只箱子，我的箱子大，放在下面，李广平的箱子小，摞在上面。脸盆等洗漱用具，只能放在地上，用完就马上靠立在墙根，不然房子里连脚都插不进来。房门后边有个像一块砖头大小的佛龛洞，大概是预备放煤油灯的。我们因地制宜，把牙刷、牙缸和肥皂盒放在里面，还挺合适的。我们又在墙上钉了两颗钉子，系上一根绳子，上面搭上毛巾、手绢。等一切收拾好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如果谁再多带一件东西，就不知该放在哪里了。
相比之下，张艺谋、刘全他们住的窑洞就宽敞多了，大约有我们房子三四个大。乾县是平原，这里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不一样，不是依山挖成的，而是用土坯在平地上固起来的。这窑洞原来准备做队上的仓库，我们来了，临时腾出来住人。他们搭的是木板床，那木板有两寸多厚，结实极了。开始我们很羡慕，后来一打听，这木板原来是借别人家作寿材的板子，就再没有提这件事。
我们刚下乡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给我们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农村的雪景比城市的好看多了，衔天接地，白茫茫一片，一连好多天都是那样洁白、干净。为这雪，我们好一阵激动，为它的气势、它的洁白所倾倒。
那场大雪的第三天，我们四人为赶回西安过元旦冒雪往县城走。看看前后左右的洁白世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心胸豁然开阔起来，一种豪迈之情油然从心中荡起，真想张口甩出一串美妙的诗句，无奈不知怎样抒发，于是只能直拧着脖子向天大喊。
下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我觉得，只是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的和失去的，都是在真实中进行的。
我当上了户主
一九六九年的元旦，我们在西安多住了几天。回到队上饲养室，不由惊喜一番，院子里明显地整理和打扫过了。队上还给我们买了一大堆做饭用的炊具，有烧火用的风箱，有擀面用的案板和擀面杖，这案板足有多半个单人床那么大，擀面杖也有一米多长，另外还有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和一个装面的缸。队长还派人帮我们在张艺谋他们住的窑里砌了一个灶，灶头上安着两口大锅。一看这两口锅。我们四个人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前面那口大锅直径足有二尺，后面那口小的也有一尺六。我们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这么大的锅。队长对我们的笑挺不高兴，他说村里家家户户都用这么大的锅，比这大的还有的是，前面的锅做饭，后面的锅温水，饭做好了，水也热了，用起来方便。经队长这样一介绍，我们也觉得这种灶还是蛮科学的。
刚下乡的那几天，我们都是到农民家吃派饭。现在我们要自己开灶了，心里虽然没底，但有一股吸引人的新鲜感。第一次开灶，队长背来一背篓麦草，说：“咱们这里没有硬柴（指木柴）就烧这东西，你们是公家人，场院里的麦草随便用。”队长走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第一顿饭吃的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大家手忙脚乱，直到队长第二次来看我们，饭还没有做熟，柴草已烧完。窑里浓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队长叫张艺谋跟他去再背些麦草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眼泪，正想出去躲一会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路上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不会烧火，这一背篓柴，要是农民就可以做几顿饭了。”来到场院他一边往背篓里装草，一边细心地给我们讲怎样用麦草烧火。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心想反正有张艺谋呢，于是就转着脑袋看景致。嗬！这大麦草垛子，有几间房子那么高大，哪能烧得完呢！麦草垛的底部中间已经被提麦草的人掏了一个半人多高的沿，一屁股坐进去既挡风，又挡雨，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这小小的场院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遐想。以后每次来扯草我都轻手轻脚，唯恐惊扰了什么。我一边扯，一边支楞起耳朵听，就怕在这里会突然遇上一件什么事。有时候背篓已经装满了，还探头探脑地向四周张望一阵子。一次我和张艺谋一块去，看见我这付神情，他挺纳闷，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一时半时说不清，就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窑里做饭，几乎每做一顿饭都是一场灾难。火一点燃，拉起风箱，一会儿窑里就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张艺谋和刘全主管烧火和拉风箱，我和李广平操刀，擀面条。由于烟总是往上窜，我们俩呛得透不过气来，捂着鼻子跑到院子里换气，擦眼泪，抹鼻涕。而他们两个总是在稍后一些功夫才跑出来，还嘲笑女的忍耐力差，我和李广平很不服气，想辩解但又喘不过气，只有拿白眼看他们。
这种炉灶里做出的饭总有一股烟昧，吃起来呛鼻子。大家都很饿，又经过烟熏火燎的磨难，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时间不长张艺谋他们住的窑洞就被熏得一塌糊涂。靠近炉灶的地方黑得最厉害，几乎能当黑板用。灯泡也成了黑黄色的球。张艺谋下乡时带来的毛主席石膏像也变成了灰色。他们俩人的被褥，就更不成样子，几乎无法辨出原来的花色。
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把队长找来，告诉他我们用眼泪换来的饭是什么滋味。队长拧着眉头替我们想法子，他把烟囱捅了又捅，毫无效果。最后队长给我们在院子里另砌了一个灶台。还拉了些玉米杆搭了一个棚子。开始时，大家都很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的苦了，谁知时间一长，糟糕的事又来了。
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锅抬回窑里去做，要不就一做好饭，马上拔锅回窑。看到我们经常拔锅农民都笑我们。他们十分讲究，锅是不能从灶台上拔起来的。当地风俗是只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才拔锅散伙。而我们经常拔锅，弄得灶台和锅的缝隙越来越大，火也越难烧，夹烟味的饭也越难吃，搞得我们直想骂娘。
刚下乡的半年，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给。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粮店去买，买粮的地方离我们生产队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他们两个男的去买。一次刘全和张艺谋都没在，粮食吃完了，我和李广平只好去买粮。我们赶到粮店已是中午，粮店的人下班了。只得先休息。等他们上班。我从衣袋里掏出粮本来翻看，意外地发现在户主一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这使我非常惊讶，谁也没说过，我怎么当了户主。过了些天张艺谋和刘全回到队上，我问张艺谋，他漫不经意地回答说：“办粮本的时候，人家问户主姓名，我随口就说了你。”“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他笑笑没回答。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张艺谋时时惦记我，总想维护和抬高我的地位，我心中甜甜的。
“锅净饱”笑论芭蕾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有意同张艺谋拉开了点距离，为的是不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造成什么影响，也不使刘全、李广平他们不自在。但不知不觉中这种距离慢慢地没有了。当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之后，你越想拉开距离，距离反倒更小。
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张艺谋和刘全拉开架式开始洗衣服。他们飞快地从井里往外绞水，给院子里扯起绳子。不一会儿绳子上搭得满满的。我和李广平从绳子边经过，觉得很可笑，李广平指着这些衣服说：“这哪是洗衣服呀，根本就没有洗净，这次洗不净，以后就难洗净了。”我伸手摸了一下衣服，果然油腻腻的。我把李广平的话向张艺谋重复了一遍，谁知他好半天才淡淡地回答：“这样也就行了。”我急了：“这样怎么就行了呢？明明不行嘛，我看还是再洗一遍吧！”他没说话，只是聋拉着脑袋看着我。看看他这副样子，我心动了，就说：“这样吧，你绞水，我来帮你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口里连声说好，飞跑着绞水去了。从此，我们俩的衣服总是一块洗。他绞水，我洗衣服。这也许又是张艺谋的一个小计策吧。从那次起，我们俩之间超过同学友情的表现，就再也没有遮掩过。
张艺谋饭量大，是我们四个人里吃得最多的一个。每顿饭都是他刮锅收底。我和李广平背地里都叫他“锅净饱”。
他吃的多，干活也有劲。给队里拉粪，千把斤重的大车，他一人驾辕，我们一群女人套着绳子拉梢。有一次我们和社员一块在饲养大院前的粪场上起圈打粪，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说笑笑，张艺谋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跳芭蕾舞《白毛女》的那个女演员，脚怎么能转得那么欢吗？”大家一下子被问住了，齐刷刷地看看张艺谋，那种神态真像看着一块突然开口说话的石头。张艺谋笑了笑继续问：“你们试一试，转两圈不晕才怪了，人家一转就是几十圈，怎么搞的？”我们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心想这恐怕外行人不好回答，涉及到舞蹈专业技巧、基本功等问题……估计他也许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他是不会轻易说这话的……还没等我往下想，就听张艺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因为舞台上有许多小坑坑，在台下看不见。白毛女的脚尖上带着滑轮，脚尖一插进去，就噌地转开了。”直到这时候，我们大家才意识到张艺谋在说笑话。一时间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得肚子直抽筋。我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开这种玩笑，简直是在胡扯。后来我问张艺谋为什么要这样开玩笑，他说：“解闷儿。”
是的，农村生活的确很单调，是应该想些解闷的办法。
“文革”初期，我认识一位叫薛光熙的大学生，由于他的帮助，我一度喜欢上了小提琴，迷上了西洋音乐。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是薛光熙帮我挑选的，虽然是处理品，只花了四十元钱，但音色很好。在西安，平时我在人面前根本不敢拉，怕人笑话，等爸爸妈妈上班，家里没人了，才慌慌忙忙地拉上一会儿，觉得还像那么回事。下乡时我把它也带来了。有一天李广平不在，我就拿出来拉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还可以，谁知几天后张艺谋对我说：“那天我在窑里听见你拉提琴，声音简直像杀鸡。”气得我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