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冤枉路才找到菜场，我买了几块豆腐，二斤白菜，一斤豆芽菜，半斤猪肉，钱就很快用完了。回到家母亲的饭早已做好，正等着我的菜，见我老半天没回来，一进屋就没好气的埋怨我，“跑哪里去了，怎么去了这么老半天？”我知道母亲心情不好，也不申辩，忍受着委屈去把菜洗好，一直等到十二点才吃这顿既是中餐又是早餐的“早中”饭，虽然很饿，但我和父母亲谁也吃不下，可弟妹们倒像饿牢里放出来的，抢着吃的真香。
晚上闲来无事，父母在商量着今后生活的打算，把我也叫了去，这时父母已把我当成懂事的大人看待，对于家中一些大事的决策，也常叫我参与讨论，父亲首先发言：“最近时局又有些好转，而工厂又没那么多汽车将我们马上运走，可能在此要等上个把月，但是工厂办事处也没有配给米，也不发薪水，这样坐吃也山空，何况我们又无多的积蓄，吃完了，又怎么能坚持到我们的目的地——独山，因此，我觉得我们应当做点小生意，多赚几个钱，以便糊口。”我和母亲极力赞同，我们又进一步，讨论做什么生意。最后决定，开个小杂货铺，卖些香烟、糖果、食杂品等，因为这是人们当前日常所必需的。讨论完毕，父亲又特别把小弟妹召至身边，严肃而又慎重其事的对他们说：“我们马上要买许多的糖果食品回来，但这不是给你们吃的，是用它们来赚钱，供你们吃饭的，可不准你们吵着向妈妈要。”小弟妹们，似懂非懂的点着头。
到金城江的第三天，父亲一大早就吃罢饭出门办货去了，我觉得呆在家无聊，于是领着几个妹妹上街转一转。金城江的街道很窄，人倒是挺多，因为火车到这里就不能再走了，都要在此转乘汽车，可一时又没有那么多的汽车把人都运出去，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这桂西北山区的小城镇里。使得这小城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转了几圈，所有商店都是清一色的茅草、芦苇棚屋，没有大都市那种五颜六色的装饰，没有什么好看的，也就早早的回来。
晚上，一直到了点灯时分父亲才办货回来，他自己肩上扛了一个重约三十斤的麻袋，后面跟了一个挑夫，挑了一担箩筐，他们汗流浃背的跨进门坎，待父亲卸下麻袋，我赶紧递上一块干毛巾给父亲擦汗。稍停片刻，我同母亲将箩筐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有各种各样的香烟、火柴、草纸、瓜子、花生、干点等，还有小孩们喜欢吃的便宜糖果、饼干，品种太多太多，简直数不清，父亲打发挑夫五百元钱让他走了，我则忙着热饭、热菜给父亲吃，父亲边吃边讲述他这一天的经过。他这天至少跑了五、六十里，而且肩上还扛着东西，天气又热，真够他累的，恐怕这也是他平生最辛苦的一天，但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也就顾不得自己。饭后，他又清点货物，整理帐目，并提出摆放货物的设想。第二天清晨父亲就出去了，一个多钟头的功夫，他左夹右拿的搬来了好多东西，木工工具，炮弹箱子，几块小板子及木棍等，是用它们来做货架的。父亲休息一会，即动手锯木块，可是父亲从来就没有做过木工活，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一块板子歪七斜八的锯成了两块。忙到中午，在靠临街的墙上钉了三层板子，算是货架，在向街的窗沿上，再搭一块大木板，算是柜台。我们将货一行行摆好，将瓜子等放进炮弹箱，此刻两炮弹箱已拆成了四个装东西的的容器，两个外包装箱是木制的，两个内胆则是铁皮的。东西贩回放好后，店铺就要开张了，此时父亲说：“我们的店铺虽然简陋但还是得挂块招牌，你们看取个什么名字好。”母亲很快说了：“就叫周记杂货店好了。”于是我马上动手磨墨，大妹妹去买了一张大红纸回来，父亲挥笔写上了“周记杂货店”五个大字。父亲从小就练得一手好字，字写得是那么刚劲有力，漂亮至极。我们将红纸招牌贴在门口，就算是开张了，没有燃放鞭炮，也没有任何其它礼仪，但是，我们还是按生意人的惯例，贴出了一张。“开张大吉、廉价三日”的条幅。中午母亲吩咐我去买了两斤肉来改善伙食，也算是为小铺的开张庆贺。晚上整理货物，清点钱匣子里的钞票，除本钱外，所赚的钱，够两三天小菜钱，生意还算不错。父亲从钱匣子里数了八十块钱，要我去买八个烧饼，每人一个，大家正吃得高兴，母亲突然拍腿说道：“我们还可去贩烧饼卖。”“生意已经做得有了，何必再找那个麻烦。”父亲似乎不太同意，所以回答了这么一句，于是母亲又辩解道：“真有你的，难道多赚点钱不好吗？何况在这逃难之中，手边多一分钱，就多一份逃难的经费。”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明天由我去贩烧饼卖。这时我已经不怕什么丢面子了，不像以前听到做生意，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现在反而觉得自己能为家庭分忧而感到骄傲。
第二天一大早，我摆好货物，就来预备自己的行头，我把一个铁皮箱倒空，在箱内垫上纸，又带上一张白纸覆盖烧饼用，再找一根布带将箱两边绑好，跨在胸，样子还真像个小货郎。我只向母亲要了一百块钱，因为我害怕贩多了卖不掉，先做一次试试看。到了街上，方知有几种烧饼，这可把我难住了，不知买那一种好，最后，我决定买一种稍大一些的，腰园形的红糖烧饼。我以为它个大，显得便宜，肯定别人愿意买。
于是我走到一家烧饼铺，说明我是贩烧饼的，老板问我：“要什么样的？”“要腰园的。”他一看就知道我是头回做生意的，他告诉我：“一百块钱给你十三个烧饼，你卖十块钱一个，一百块钱就赚三十块。”随后他把钱接过去，给了我十三个腰园的红糖烧饼。当时我还顶高兴，觉得一百块钱就能赚三十块，赚头还不小。我离开烧饼铺，就串小街跑车站，我放开嗓子喊：“卖烧饼罗！卖烧饼！”“又大、又热的甜烧饼！”可是可怜的我，叫喊了两个钟头，才卖掉了两个烧饼。有时，有人把我叫过去，当他一揭开盖纸就调头走了，起先我满以为他会买两个，谁知这一调头，却使我大失所望，我又叫卖了半个小时，才又卖了一个。我知道，我不会做生意，再叫卖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这时我的肚子也饿了，于是我哭丧着脸往回走。一路上我也舍不得吃一个，也不敢随便吃。
回到家，向母亲说明了原委，母亲安慰我：“算了，卖不掉，不怪你。”此时，父亲突然叫道：“孩子们！都过来。”随即将剩下的十个烧饼全分了，弟妹们接过烧饼，可喜欢了。我虽然也有一个，但我并不高兴，相反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我觉得这吃的是我的本钱，今天吃的倒是挺高兴，明天也许就要饿得难受。
下午吃罢饭，我就调换了一个行当。我将各种各样的香烟装进了我的铁箱子，点上一支香，而且将买来的一刀96张的毛边纸，一张张叠起来，放了十几张到铁箱里，准备去卖。此时，母亲突发联想，将九岁的二妹与七岁的三妹叫过来说道：“你们也有这么大了，老在家里玩也不是事情，不如跟你们的哥哥去卖点草纸，也替家里赚点钱，贴补，贴补。”两个妹妹把这当件好玩的事，高高兴兴的拿了一些纸便跟我走了。我叫卖着香烟，她们叫卖着草纸，我把她们领到车站，合卖了一段时间，就分手了。好多挑夫把我叫过去，买上一根纸烟抽抽，很少买一包的，好不容易才碰上个买“老刀牌”或是“大前门”的。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三兄妹都回到了家，我卖了四百五十块钱，两个妹妹也各卖了十几张纸，二、三十块钱，母亲非常高兴，每人奖励了一小块糖。我也因为卖了好多钱而高兴，这样，我们一天赚的钱，也基本上够我们一天的花销。两个妹妹卖纸，三妹总是能比二妹多卖几张，三妹虽比二妹小，但通过此事说明三妹比二妹灵巧，以后两个妹妹又卖过几次茶水，且收益比草纸还好，而我又卖了几次烧饼，这回可有经验了，卖的不是那种红糖烧饼，而是白糖的园烧饼，这种烧饼看起来小一点，但人们喜欢吃它，也就好卖多了。母亲也自己动手做过一些点心卖，像猫耳朵、兰花根之类，头两次做得不太好，自己吃了一大半，以后做得好些，也能赚钱贴补一点家用。
一天晚上，大家正在熟睡，母亲把我从梦中喊醒，一翻身坐起，就听到外面雨点声刷刷直响，父母亲忙着收拾货物。我跳下床，也顾不得穿衣踏鞋，就帮助收拾。我们将货物装进桶内盖好，生怕被雨水打湿，因为那是我们的本钱，逃难的经费，是我们的命根子。货收拾好了，才顾得着来管我们的被褥和衣裳，但已经有很多被打湿了。我们在房内撑起油布，打着雨伞，还用脸盆接着漏水。
只怨我们盖房子的技术不高明。盖毛草蓬，房顶的坡度要尽量大一些，以便使雨水迅速流走，而不致房内漏水。我们忙了一整夜，到天明雨才渐渐停了，太阳又高高挂在天空。我们则忙着把昨夜打湿了的东西，拿到屋外去晾晒，这时屋内还在滴着雨点。真是外面下大雨，屋内落小雨，外面雨停了，屋内雨不停。我的鞋打湿了，没有鞋子穿，就只好拿卖钱的草鞋穿，从未穿过草鞋的脚，一穿它就打起了血泡，后来还烂了，但为了赚钱生活，可怜的我还不得不穿着它忍着痛，到街上去叫卖。
此外，在金城江，还发生了一起令我们全家难忘的事情：因为我们家的行李衣物，已在金城江那场大火中付之一炬，父亲为解决衣着，在地摊上买了两套旧的美军军服，一套是米黄色咔叽布料的；一套为咖啡色毛料的。时值九月，正是穿那套咔叽布料衣服之时，可没穿几天，碰上一队宪兵，他们质问父亲衣服是哪里来的，父亲告知是地摊上买的，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他们才确定父亲与偷卖军服无关，并允许脱下衣服了事，但不能让人赤裸着身子回家，故扣下证件，责令回家换衣服后再去赎回证件。
回后母亲非常气愤，认为收回去也是留着他们自己穿，便将那套咔叽布旧美军军服的所有内口袋全部剪掉，这也正好成了我家缝补旧衣服的碎布（的确那时我家一小块旧布头也难寻）。而另一套毛料的却给我们家带来了更大麻烦，1946年，父亲曾穿那套毛料美军制服照了一张“全家福”（见本文所附之相片），可在1969年“文革”中，就因为这张照片，硬说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挨整达3…4年之久，及至“四人帮”倒台后才得到平反。
这张照片既无领章，又无肩章，说明没有军衔，这怎么会是国民党军官呢？难道现今所有穿旧解放军服而无领章帽徽的人就都是解放军吗？这只能说明，“文革”时，一些人受极左思潮影响，无知到了极点。这算是我们在金城江的一段小插曲，也引来了这一段插话。我们在这一片瓦砾的金城江生活了一个多月，突然时局又紧张起来。十月初的一天下午，父亲去贩货还没有回来，我正准备上街去卖香烟，突然办事处派一名工友来通知我们：“你们赶快准备，马上撤退，今天晚上就搭车到独山去。”这时我们可慌了手脚，赶紧把没卖完的货装好，又忙着清行李，什么都搞完了，可父亲还没有回来，真是急死人。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见父亲慢吞吞的走回，一见此情形就知事态有变，也赶忙帮助收拾，麻烦的是，又进了一些货，货虽不多，却增加了逃难路途的负担。
晚上，我们将行李、货物送到办事处，装上了车，不过当晚车并未开，于是我们又带着被子回到我们自己搭盖的茅草屋内，睡上最后一夜。第二天，四点多钟母亲就把我们叫醒，又自己做了饭吃。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了由我们自己搭盖，陪伴我们经历了四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茅草屋，我久久的抚摸着那房柱，用脸贴着它，作最后一次吻别。这房子不用作任何移交，也不用上锁，也不知它明天的主人是谁，也不知这房子能保留多久。
到达办事处上了车，但不知什么原因，左等右等还不开车，一直等到下午六点，车才慢慢地驶离了金城江。这就是战乱年代，一切都没有了时间概念。还记得十分清楚，行车十数分钟，即过一座公路桥，桥那边是陡削的高山，好像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及至行到跟前，又有路让我们继续前进。
第六章 如此军队
汽车从金城江开出不久，天就黑了，车停在一个只有几家店铺的小镇子上，但店铺都关了门，我们前去敲门，全然不予搭理。在这黑灯瞎火的夜晚，既没有东西卖，又找不到水弄饭，只好饿着肚子睡觉。当时我们坐的车是没蓬的卡车，也没有真正的座椅，就坐在行李上，互相倚偎着。第二天起来，身上的衣服及搭盖的东西全都湿了，露在外面的头，也像被雨淋过似的，布满了颗颗露珠。也就是从这日起，我的二妹妹，就开始发烧、头痛、肚子痛，时不时还拉肚子，可是在这逃难的路上，又哪里去寻医找药呢？只有干着急。汽车在八点左右又开车了，车行一个多小时，又到了一个小镇，镇上有几个乡下人摆着小摊，我们每人喝了一碗糯米粥，算是慰问了一下肚皮。汽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一停就大半天，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趁此机会去找水喝，做饭吃，这样无规律的行车生活，过了好几天，我们的汽车才到了南丹。按现在的里程算，也就一百五、六十公里，可我们的汽车行驶了快一个星期，也不知汽车是怎么在走的。进入南丹镇，只见马路两边摆满了汽车，汽车上都坐满了难民，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像乱鸡窝，活像一群叫化子。马路上卖东西的人也不少。
我们的汽车，好艰难的才穿过了这长长的车队，开进了一个大草坪。草坪内搭着两个棚子，里面堆满了东西，这就是父亲工厂驻南丹的临时办事处。由于我们要在此地换车，所以要将我们的行李、货物全部卸下。后来父亲又打听到，需在这里等候两天才能有车，而这里根本没有房子住，于是我们就用简单的办法，将包行李的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