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又打听到，需在这里等候两天才能有车，而这里根本没有房子住，于是我们就用简单的办法，将包行李的油布，搭了一个简易帐篷，当然不可能有床，地上铺上一点干稻草，全家八口就这么挤在一起。
安顿好吃罢饭，我感到无聊，就独自一人到马路上去转转，散散心。马路上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行来走去，好像来回搬家的蚂蚁。忽听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叫卖，我抬头望去，只见一卖饼的少年，好像我同窗共桌的好友，我迅速跑过去，果真是他，我一把将他抱起，两个要好的朋友，久别又重逢，格外亲热，他是广东人，但我们在一起，总是用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交谈，这是我们学校的通用语言。开始他见到我，似乎怪不好意思的，生怕我对他做小生意有看法，首先开言，解释说：“我做这一行，你该不会笑话我吧？不过我这也是被生活逼的。”他这是一种虚荣心作怪，其实他完全用不着向我解释，我马上对他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也干过这一行，可能比你还要早。”于是他放下了生意，陪我边走边谈，谈了离别后各自的经历；家庭成员的情况，最后他介绍了这饼子生意如何如何的好，建议我也试一试，能赚一天就算一天。我立刻同他分手，回家来与母亲商议。一到家，就见母亲在骂着二妹，责怪她把大便拉到了裤子里，其实母亲也只是骂在口里，却痛在心里，出于母爱，仍然替妹妹去清洗被大便污染了的衣裤。妹妹也可怜，一天拉好几次，有时不知不觉就拉出来了，人也瘦了，眼睛都凹进去了。
待母亲为妹妹处理完毕，我把刚才在马路上遇见同学及他做生意的情形向母亲讲述了一遍，并把自己希望去试一试的想法也说了，母亲满口赞成。随及我又将做小生意的那套行头搬了出来。向母亲要了一千块钱做本钱。这笔钱的数目可不少，相当现在买100个烧饼的钱，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因为同学告诉我，这饼子生意好做，每贩一次就多贩一点，不愁卖不出去，所以我也就大着胆子，多要了一些本钱。
走到街上，我找到了三家这样的店铺，原来他们是做饼干的作坊，现在临近中秋节，或是中秋节刚过，所以改做月饼，不过对我们这些逃难的来说，已无过节的概念，但对当地的人们，还是数着日子在过的，中秋节也还需要吃月饼，这是我国的传统、风俗。我与老板讲好了价钱，大月饼二十元一个，小月饼十五元一个，我的同学告诉我，我们卖月饼的时候，大月饼可卖三十元一个，小月饼可卖二十元，于是我用一千块钱贩了大小五十多个月饼。我从街上跑到行车的马路上，刚喊出几声。
“卖月饼，卖月饼！”
就有人喊我过去，要买我的月饼，真是太灵验了，他问了一下价钱，我按定好的价钱作答，那人二话没说，拿了十个大月饼就付了钱，不到一个钟头，铁箱的五十多个月饼就卖完了。一数钞票，连本带利变成了一千五百元，我赶紧又跑去贩饼，将一千五百块钱全数贩饼，就这么来回跑了四、五趟，钱就成倍的翻，到下午五点多种，商店关了门，我就回家了。回到家，我将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一清点，共六千多块，母亲真是喜形如色，满面笑容的说：“这生意太好做了，一千块钱拿出去，才大半天功夫，就变成了六千块，明天还去！”吃晚饭时，父亲回来，母亲将我赚钱的事告知，又得到父亲一番大大的夸奖。“真是个好孩子！才十一岁的人，就会自己找着去挣钱养家。”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拿了钱去贩饼，可今天贩饼的人就多了，排着长队，等了半个小时，才买到一锅，仅20个，这样排队等着贩饼，时间就长了，我赶紧到马路上将饼卖完，跑回家把父亲拉去一块排队，表面上我们是两家，第一次我可以贩两锅去卖，等回来正取父亲第二次排的一锅，这样就等于我和父亲分工，我卖饼，父亲贩饼，这样就可多赚几锅的钱。
一次，我背了一箱饼正在叫卖着，一个军车司机把我叫了过去，他要买饼，但他不问价钱的拿着就吃，他吃一个，我心中就数记着一个，一共吃了五个了。他似乎故意吃得很慢，五个月饼大约吃了半个钟头，我估计他是不打算给我钱了，故意拖延时间，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开口向他说：“老总！请你给钱我，让我走吧！我还要到别处做买卖。”“怕老子吃了你的东西不给你钱吗？”司机恶狠狠的回答，“先生！老总！因为你吃的时间太长了，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到其他地方多卖几个钱。要知道，我们做小生意的赚几个钱不容易，请行个方便。”“你他妈的小子真啰嗦！”接着就是一个耳光打到了我脸上，我毕竟是一个小孩子，这一记耳光我使我“哇”的一声哭开了。事也凑巧，我父亲刚好路过，见此情形，跑上来问清原由，父亲说了那司机几句，说他：“不应该随便打人！”“更不应该欺负小孩子！”后来经过路人的劝解，那军车司也就照付了一百五十块钱了事。这件事使我永远铭刻在心，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挨耳光，这是什么军队，吃了老百姓的东西，不仅不给钱，还动手打人。后来，母亲也参加做生意，烧茶水卖，兼卖金城江的剩余货物。此时，几乎全家人都投入到做生意养家的行列。
也是在这小小的南丹镇，还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
一日，我正在这马路上卖着饼子，只见从金城江方向开来了好多好多的军队，我无法来形容他的数量，我只知道是我一生中见到军队人数最多最多的一次，队伍从早上到下午，过了大半天。所过军队的门类也不少，前面有装甲车、汽车、坦克，在一些汽车，装甲车后面拖着各式各样的火炮，有山炮、野炮、榴弹炮，以及马背上驮的重型迫击炮，因为我是兵工厂员工的子弟，小时见到的兵器种类就不少，汽车后面还有好几队骑马的骑兵，数不清的步兵，看来他们的装备很精良，好多好多的重机枪、轻机枪，还有不少的美式卡宾枪。
这使我很奇怪，也感到纳闷，在这样战局紧张之际，这么大部队的行动是调防？但似乎不像，好像是撤退。因为汽车上除了装有弹药箱以外，还装有不少家具、自行车、皮箱，甚至马桶……上面除坐了一些带大盖帽的军官外，还坐了不少涂脂抹粉的摩登女人，这大慨是这些军官的太太小姐吧！由此断定他们是撤退，而且是恐慌性的撤退。
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么装备精良的军队，为什么不开往前线去杀日本鬼子，反而撤退到后方，而且跑得比老百姓还快，真不知国家养这么些军队是做什么用的。但通过这样一件事情，使我后来想通了以前怎么也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偌大一个中国，怎么连个小小的日本也打不赢？为什么丧失那么多国土？使我们的同胞惨遭日本鬼子的杀、戮”正是我们当时的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才将大半个中国举手奉送，使我们的人民沦为亡国奴，饱尝痛苦。
大部队过后，我们猜想战局肯定发展很坏，日本鬼子离我们已不会太远，所以父亲强烈要求办事处尽快将我们运走。就在到达南丹的第四天下午，我没有出去卖饼，因为这天下午我们就要从南丹出发，就留在家里帮助收拾行装。
这次我们坐的仍然是敞篷的卡车，在一个昏沉沉，夜幕即将来临的时刻，驶离了南丹镇，又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历程。
从这以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苦，经常的露宿，使我们家好几个人都病了，母亲也病了，二妹来南丹的当天就病了，三妹、四妹也都打摆子，发着高烧，可是又找不着一点水给她们喝，口都喊干了，一次二妹在路边拉肚子，一辆汽车倒车，她只好往后退，一个跟斗滚下路坡，掉进水田里，父亲连忙跳下去把她救了起来，可是全身湿透。时已十月中旬，天气已渐冷，妹妹冻得直发抖，但我们家的衣服在金城江全被烧光了，哪里有衣服给她换，只好将被褥把她包着，又怕被她弄脏了，我们连盖的都没有了。但骨肉之情高于一切，生怕妹妹再被冻着，用被子裹她身子为第一。
第七章 凄凉的独山之夜
汽车用了两天时间，才从南丹到达独山，要在平时，顶多小半天就够了。到达独山的那日，正是一个月明之夜，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上，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远处一栋栋城市建筑巍然耸立，一朵朵蓬松的白云，在空中漂流浮起。
由于战事的紧张，在这快近深夜之际，市区已经戒严，我们不能进城，汽车只好在郊外停着，可附近又找不到住处。十月中旬已过，已临近冬天，气候已觉非常的冷，我们身上又无多的衣穿，每人仅有一件在金城江买的军棉背心，北风呼啸地刮着，似利剑一般刺透衣裳，冻得我们全身发抖。而二妹妹此时已病入膏肓，一个晚上要起来上十次，有时来不及了，也常拉在裤子里，把母亲也累坏了，出于母女之爱，累也毫无怨言，常拿着妹妹弄脏的衣服到田里去洗。
当晚，我们就只好挤睡在卡车下面，地上用块油布垫着，隔隔潮气，两边就用床单遮挡，但无济于事，根本挡不住风寒，一晚上冻得不能合眼。
第二天早晨，司机又说车子不能开了，父亲就只好一个人步行进城去找工厂驻地，可是到了傍晚，才见父亲一人垂头丧气的回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向我们倾吐苦肠。“工厂还没搭起架子，城内只有一个办事处，一切乱糟糟，根本无法过问员工的生活，住宿问题更是无法解决，只有靠自己找，可我找了大半天，一个住处也找不着，就只好空手而回了。”
独山——本是父亲工厂搬迁的目的地，原以为到了独山，就会有个安定的生活，没想到这苦难的日子不仅没熬到头，反而比前一段还要苦。瞧我们坐在马路边那副狼狈样子，真是十足的一群落难人。这时弟妹们冻得直叫唤，正好一个好心的过路人，看我们太可怜，就告诉我们。“附近不远处，有个民众教育馆，现改成了难民收容所，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或许还有个栖身之地。”以前我们坐火车、汽车逃难，都是靠的父亲工厂，也就是说是有单位的，是有依靠的。如今要去投难民收容所，难道我们真的成了无依无靠的一群，去投那无依无靠的难民队伍了吗？想着想着，我们的心不知有多么难受。但不管怎么样，人家是一片好心，今夜我们也无处可去，也不能再露宿街头，出于万般无奈，也只有去投奔难民收容所了。
我们分成两批，母亲带着两个小弟弟留下看守一部分行李，我与三个妹妹就跟着父亲先行一步。半路上，几个妹妹都叫走不动，因为她们都有病，到后来，四妹妹干脆不想走了。也难怪，才不到五岁的小小年纪，又拖着个病躯的身体，怎么能走得动呢？可我和父亲手里都提着行李，腾不出手来抱她。于是父亲将四妹牵到一家人家的屋詹下，哄孩子似的对四妹说：“好孩子！你走不动了，爸爸又拿了东西，不能抱你，你在这里坐着等爸爸，爸爸把他们送到后就来接你。”四妹乖乖的答应了，于是我和父亲，领着其他两个妹妹继续向民众教育馆前进，果不一会就到了。一跨进院子大门，父亲就急急忙忙把东西交给我，要我守着两个妹妹不要离开。可是父亲去了两个多小时还未回来，这时我可真有些着急了。我想，来回顶多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为何去了两个小时还不回。是发生了意外？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意外呢？我甚至瞎想，是否父母不要我们几个了？那么我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带着两个妹妹又怎么办？总之，一些胡思乱想都涌上心头，真是难过极了，我流泪了，抱着两个妹妹痛哭，正哭着，父母亲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母亲背着一岁多的六弟，一手牵着五弟，另一双手还提着一件行李，父亲也是一手牵着四妹，一手提着东西。我立刻由哭转笑的迎了上去，我一方面笑我幼稚的瞎想，另一方面也是重逢后的喜悦，最后我还是带点埋怨的口吻，问父亲：“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才来，把我和妹妹都急死了。”还没等父亲开口，母亲就带着一种动情的语气说：“刚才你们爸爸也是太大意了，把四毛一个人放在那里，要知道她才五岁，等你爸爸回头去接她时，她不在了，这可把你爸急坏了，他到处喊，到处找，找了好一阵，最后才在另一远处的巷子口找到她，她蹬在那小声呜呜的哭着。算是上帝保佑，又给找回来了，否则，我跟你爸没完。”听母亲讲述完，我才与父亲跨进民教馆的大门。刚一跨进门坎，跃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整个大厅的地上都睡满了人，连一个插足的地方也没有，哪里还有我们容身之处，也找不着负责人，我和父亲只好退了出来。
现在再也没有供我们歇息的地方，只有在民教馆院内的一棵梧桐树下，用散落的梧桐叶垫底，开一个地铺一家人就挤在这潮湿的地上，再凑合上一夜。这一夜，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呆呆的凝视着天空，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一会儿被灰白色云块遮住，一会又慢慢突出云块的包围，露出她那皎洁的容颜，我的嘴里轻轻哼着我儿时常唱的月光曲：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故乡远隔在重洋，旦夕不能相望，那儿还有我苦命的爹和娘，盼望着游子还乡。
整个一夜，引发我对儿时生活的暇想，我想起了我所有生活过的地方，1933年我生于长沙，1938年日本鬼子打来，长沙大火，我随父母回祖藉湘乡，后又随父母辗转湘谭、下摄司、祁阳、永兴，最后落脚桂林，那幸福快乐的往事情景，一幕一幕重新在我脑海中回荡，我想了许多许多。当我再回到现实中来时，觉得过去是一场梦，而眼前又是那么凄凉，全家流离失所，无一处栖身的地方，再凝望那古老的梧桐树，枯黄的树叶，被秋风一扫，一片片随风飘荡，落在地上，像没爹娘的孤儿，四处漂泊，任人践踏。
想着，想着，一夜就这么过去，此时，天已逐渐放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