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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和我都是狂人，惟一的区别是他不借助于兴奋剂。他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替身绝技演员，进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他创的记录是开车穿过最长的火洞。他穿了过去，破了记录，但是他为了获得加倍的荣誉，又回过头来再穿一次，开到一半时汽车爆炸成一团火球。他死去了，和活着时一样，没有恐惧，没有毒品。
而在此期间，尽管特里是个狡猾的杂种，却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或佩服他，或鄙视他，完全取决于当时兴奋剂在我身上的作用。我生活在如此朦胧的世界里，很快就把他们想敲诈艾伦的事给忘了，对我来说，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一天上午，特里来电话请我到他家去和团伙头子雷吉·克雷一起吃菜点。直到那个时候，我一直是和他的李生兄弟龙尼打交道，但是我不顾危险，同意去。我采取的推一防护措施就是写了一张条子，放进信封里封好。条子上说我在斯坦莫尔的艾尔默大道和雷吉·克雷及特里·马文一起吃茶点。我把信交给了送我到那儿的出租车司机，严格地嘱咐他等在外面，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我没有出来，就把信送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我没有理由要去，特里也没有理由请我，一切都是他的团伙情结在作怪。三个人中惟一清醒的是克雷先生，他从特里那里获得大笔现金，这是特里的报答，因为他在特里制造自己的阿尔·卡彭式的幻想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为了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世界中的一个部分，特里给了克雷兄弟大量的金钱。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他给龙尼一万英镑，今天准得是二十万英镑。在到特里家去的路上，我用了双份剂量的安非他明以获得勇气，到特里家的时候已经是飘飘然了。
雷吉一面呷着茶一面讲他最得意的一个故事。一只螃蟹欺骗了蝎子，结果是在蝎子报仇中死去。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警告我，如果我再敢欺骗他们或特里，我就会像那只螃蟹一样被蛰上一口。在整个讲故事的过程中，特里和往常一样带着伤感的笑容坐在那里。雷吉的隐蔽警告旨在使我感到害怕，但是我在亢奋迷糊的状态下，只觉得挺好玩。我在飘飘然中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一个五岁孩子的理解一样，对危险浑然不知，就像一个婴儿不知道火的危险。伦敦最狠毒的匪徒在郑重其事地威胁我，可我却回答说：“这个故事真好！你还有别的关于动物的故事吗？”“听雷吉讲”代替了“听妈妈讲”。动物故事没有能够吓唬住我，特里生起气来，用枪顶着我的脑袋，怒冲冲地问：“你感觉这个怎么样？”我以为这是雷吉的动物故事的延续，现在到进行答问的时候了。在枪顶着我的鼻子的情况下，我停下来，翻翻眼睛，搜寻正确的答案。“怎么样？‘嘴里嚷道，”感觉如何？“”等一等，别告诉我，再给我一分钟，让我猜猜看。给我的脑门上来两个冰冷的圈圈。“我松开了枪的保险栓，说：”也许这会使我感觉不一样，更危险。“特里颤抖着，枪掉在地上，在地板上走火炸响了。”太幸运了。“我大笑道。这时雷吉已经受够了这种智力低下的成人幻想游戏，他只想收取他的娱乐费，然后回家找龙尼。”对不起，我和这位先生有点私事。“他朝特里点点头说。我离开时因吸毒而迷迷糊糊，但是非常高兴，一边还在想着那枪口下答问的答案。
一个星期后，我在特里的办公室又遇见了雷吉·克雷。他看见我在吞药丸，私下把我拉到一边，给我上了一生中最奇怪的一课。“那些兴奋剂会杀了你的。它们毒害极大，”雷吉说，“听着，孩子，我们向来只伤害我们一类的人，不伤害天真的少年。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龙尼从来不碰毒品。毒品对我们来说太恶毒了。你去找人帮助吧。”‘我惊奇极了。现在我受到了伦敦最危险的团伙头子的指导。雷吉·克雷的道德标准比我认识的许多别的人要高。这个人其实还关心社会。当我在五月份读到克雷兄弟被捕的消息时，还真有点糊涂了，心想，他们真那么坏吗？然而他们被捕后特里经济上大大受益，因为他不需再付给尤尼天文数字般的费用了。
同是在这段时期里，我到了面对家庭中的现实的时候了，这使我感到很难过。卡米拉心里只想到一所清洁的房子，或者是上教堂。她和我说话时就好像我是个陌生人，而当她看我的时候，她的眼睛似乎在说：“啊，上帝。我怎么会和这么个废物播在了一起？祈求上帝他今天晚上不想做爱！”我伤心之极，常常大叫：“我是什么？就他妈的是个赚钱机器吗？要是我没有钱，你和你该死的妹妹们马上就会离开的！”
我常常从窗口看着特莎和卡罗琳在街上玩。卡罗琳和特莎同龄，她家和我们家隔几个门。偶尔我看见卡米拉和邻居们一起笑。为什么她不能对我好一点呢，我从窗帘后面张望时心里在奇怪。我惟一能够得到的平静是我睡着了的时候。我常常在几夜兴奋剂的亢奋后一连题上两整天。如果有人在我睡觉的阶段来电话，卡米拉就会干脆地说：“过两天等他醒了再来电话吧。‘俄锁在自己的屋子里，路易莎、劳拉、约瑟菲娜和特莎照玩不误，在如此大剂量的镇静剂的作用下，什么也吵不醒我。我不是仅仅在睡觉，而是仿佛死了一样。我的头顶上终回笼罩着愁云，因此也只能看见世上的伤心事。那年六月当博比·肯尼迪被枪杀后，我回想起他哥哥杰克被暗杀时我是多么难过。什么都没有变，看来似乎只有吸毒能给我继续活下去的意志。
我醒着的时候总是火气很大，没法相处，不断和卡米拉吵架。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要在休息室里搭一个游戏房。我已经连续干了好几天了，在花园里锯木头，敲敲打打。第三天，大约午夜时分，一个邻居穿着睡衣来了，大叫说这该死的声音吵得他睡不着觉。我已经答应了特莎周末就可以做好，而且决心要做完，就到休息室里继续锯木头。卡米拉这时醒了，走下楼来。看见昂贵的地毯上满是锯末，就大发脾气，逼我停下来。第二天早上她用吸尘器吸地毯的时候，又重新大吵了起来。吵得把孩子们吓坏了，跑到一个邻居家里呆了一整天，我们则继续吵架。
我从来没有打过卡米拉，但是为了使她不再尖叫，我总是打碎房子前面的玻璃窗。所有邻居都能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使她吃惊得闭上了嘴。这是保证能得到和平的良方，它发生得如此经常，当地的玻璃匠甚至创造出了一个省时间的办法。他们量好了每一扇窗子，编上号，这样我打电话时只要说：“今天是六号。”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一周甚至要来四次。“啊，又是二号。这星期不错呀。”玻璃匠常常在电话上开玩笑道。
在暴风雨中也有奇怪的间歇，那是我们做爱时的平静的晚上。在这样的一次平静后九个月，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安东尼娜出世了。当卡米拉的身孕明显后，一切变得有了点人情味，甚至邻居有时也问我妻子怎样了。安东尼姐出生的那天，我带五岁的特莎到产院去看她的新妹妹，特莎激动极了。母女俩看上去极美，但是卡米拉的表情使我感到她甚至不愿让我抱婴儿。那天下午，两个女邻居在我家的车道上向我跑来，问道：“怎么样？”“是个小女儿。”我答道。她们转过脸互相看着，说：“我们明天得去看卡米拉。”然后也不向我道别就走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医院来送信的门房，好像我和婴儿毫无关系，也无所归属。
可悲的是，这是事实。我透过兴奋剂的云雾来看世界，我确实无所归属。
安东尼娜出生的时候，随着我的毒瘤越来越大，我已是一只活药瓶了。我从来不和她在一起，也不再和特莎玩了。可怜的安东尼娘连她姐姐都不如，她姐姐至少还有短短的几年看见过一个吸毒成瘾的爸爸，可安东尼娘根本就没有爸爸。
没有哪个孩子该有一个这么坏、毒瘤这么大的爸爸。
安东尼娜出生后头几个星期，家里的情况稍好一点，但很快争吵又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读到约翰·列依和辛西娜要离婚的消息时，我心里想，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谣传就连甲壳虫乐队也要解散了。报纸上惟一正面的消息是杰姬·肯尼迪嫁给了奥纳西斯，但就连这似乎也显得快了一点。
我的父母开始每个星期日下午来我家，但多数时候我在楼上睡觉。有一天我醒来时听见楼下有叫喊声。我母亲建议卡米拉改信犹太教。我父亲对挂在我们厅里的耶稣十字架表示了不满。喧闹声不断，但是等到我的药丸起作用使我清醒过来、终于罐盼着走下楼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走了。卡米拉在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时，表示永远禁止他们来我家或看孩子们。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这太遗憾了，因为我父亲确实爱来看孩子们，也许他现在意识到他过去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孩子。为了他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是不像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对妻子的决定提出异议，我只是用了更多的兴奋剂，砸碎了一扇玻璃窗，离家而去。到这时我们的婚姻已是一场闹剧，家只是我睡觉和存放毒品的场所。
父亲在赌博中把钱输得精光。他还有房子，但这就是他仅有的一切了。我父母惟一的收入是出租旧店的微薄租金和我每周给他们的二十五英镑。我一直都骗他们，说钱是特里给我父亲的，为的是不让他开一个公司去和特里竞争。这是个谁也不会相信的荒唐故事，但是这使他免于需要向我表示感谢。我利用我古老的准则，我是在拿钱买我父母的爱。即使是瘾君子也希望他们的父母关爱他们。有一天我爸爸和我吵了起来，我在火头上，而且毒性大发，就尖叫着说：“那该死的钱是我给你们的。现在是那个抢提包的贼在供养你们两个乡巴佬呢。”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对他们是又爱又恨。
就在我对父亲发脾气后一个星期，我送父亲到了医院，当医生告诉我癌已在他全身扩散后，我几乎崩溃了。卡米拉听到他的病情时却无动于衷，仍拒不同意让他看看孩子们。“我爸快死了，你这个臭婆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嚷道。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她坚决不肯和解。那天上午我坐在楼梯台阶上，为这个无法解决的局面伤心大哭。“滚蛋，你个婊子，”我喊道，“把你该死的妹妹全带走！”我爱过的这个女人如此冷酷漠然地对待我得了癌症的父亲，现在我连看她一眼都觉得受不了。我伤心至极，失去了理智，逼着卡米拉和孩子们当场搬到附近一家旅馆去住。我开车送她们去旅馆时歇斯底里地大叫：“该死的钱！从头到尾你们这些杂种要的就是我的钱！”在一阵大怒下我把几千英镑扔到了车窗外面。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去找扔掉的钱，但是已经没有了。对于一些那天下午在托特里奇附近走过的人，那是个幸运日。
我开始蔑视金钱，终于认识到了它带给我的只有虚伪。
第二个独自在家的晚上，我正在看电视上尼克松庆祝他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面前是两个带着毒品搜查证的警察。用不着有爱因斯坦的脑子就能知道是谁告的密。我顿时慌了，想着楼上还有几百瓶安非他明呢，法院决不会相信这些都是供我个人服用的！我会被指控为贩毒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警察只拿到了一个大瓶子的毒品，相信这就是我的全部所有。他们把我带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指控我拥有毒品，取保释放，等待下个星期出庭。
回到家里以后我冲上楼准备去拿掉所有别的毒品瓶子，生怕警察再度搜查。我打开放毒品的柜子，惊恐地发现里面只剩下了一瓶。我发疯般搜遍了所有藏放的地方，包括阁楼上，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必再害怕警察会找到更多的毒品了。已经没有了！
我整整吞掉了那么一大堆该死的药丸！整个一船货，足够十年的供应量，不到五年就光了。
现在真到了恐慌的地步了。我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不是被警察指控，不是老婆和孩子在旅馆里，也不是身患癌症即将死去的父亲。我的问题要大得多！我没有兴奋剂了！我得找到新的来源，可是到哪儿去我呢？一开始我找了六个私人医生给我开安非他明的方于，可是这比起我对毒品的可怕渴求来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我总是没有足够的毒品，绝望之下我撬开了当地的一家药店，这至少暂时提高了我的储存量。我得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于是开始制定我的终极计划——武装抢劫，但目的不是钱。我的想法是去武装抢劫一家制药公司。这回将是“安非他明大劫案”，一麻袋一麻袋的毒品装上军用卡车。对于像我这样的痛君子，这是个终极梦——弄到足够一生享用的药丸。储存着大批毒品所给予我的安全感就和别人看着自己的银行存单时的感觉一样。感谢上帝这次“安非他明大劫案”始终没有离开设计图板。
后一个星期我惊异地在巴尼特法院门外看见了父亲，在我为钱的事辱骂他以后，他还能这样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次我是初犯，罚款了事。
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抑郁。有一天玻璃匠给我来了个电话，想知道是否一切都好，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接到我的电话了。“我们都还行，”我说，“我妻子出去度假了。”“啊，怪不得呢。”他答道。那天下午，我完全失去理智地吸完毒接着就喝起酒来。酒精和毒品一向是双料毒药，这一点在那天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歇斯底里地狂笑着砸碎了房子前面的每一扇窗子。我拿起电话，对着玻璃匠狂呼道：“成啦！全家福！从第一到第十六号一块不拉！”几分钟后警察到了。“闯入者，该死的无赖们！他们都跑了。”我微笑着对警察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离开了。一个小时以后，我还在哭着，玻璃店的老板亲自来给换玻璃，并且对我表示同情安慰。他是个工匠加治疗家。
几星期后我允许卡米拉和孩子们回家来了，但现在情况有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