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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着镜子，无法相信这个鼻涕呼啦不成样子的人真的就是我。毒品毁掉了我的心智，只剩下了个不中用的大脑。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头子。这就见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痛君子都要付出这个代价。这一锤终究要落下。那天我吞下了越来越多的安非他明，仍然期待着给我以信心的兴奋快感再回来。我想，点上了火以后，水壶必定会开的；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甚至都不能从床上起来。这些兴奋剂可不是黑市上搞来的便宜货，而是私人医生开的右旋安非他明片。什么地方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了——不是毒品，而是我那被摧毁了的头脑。
那晚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爬到了大楼的顶上，默默地看着那两个窃贼的到来。在我严格的指示下，兰娜开了门，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我们等他，”他们说，“他知道我们要来。”我高高地躲在上面，看着那两个人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我不仅怕得不敢去盗窃，而且甚至连下去告诉他们也不敢。他们最后很生气地走了。
时间过去了，我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但是开始和兰娜一起看电视了。她高兴地看到美国从越南撤军，她的堂兄将要回家了。然而并不全是好消息。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去世了。
又过了一周左右，兰娜动员我下了床。在更大剂量的兴奋剂的帮助之下我开始出门了。起初主要是在晚上街上没有车的时候，但是有一天我到高热公司的办公室去看特里·马文。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也许是希望这能帮助我找回自我吧。
特里张开双臂欢迎我，他向来就是这样的，不管我们有过多大的争吵。那天上午他介绍我认识了杰克·康特尔，未来世界拳击冠军，那时仍在特里的掌握之下。我在等待特里的时候和杰克聊起了最近在牙买加举行的弗雷泽和福尔曼②之战，他和许多别的人一样，对于弗雷泽的失败颇感惊奇。我在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遇见了许多黑社会的有名人物。接待室成了暴徒们的社交俱乐部。特里的阿尔·卡彭狂想招来了恶果，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他在为暴徒们工作了。各种暴徒取代了挣正常工资的正常工作人员，特里付给他们大量的钱，而他们什么也不干地到处晃悠。有着暴徒情结的特里不计支出，必须每天注入感到“和他们是一伙”的这种刺激。他在个人的办公室里自豪地给我看了“龙尼·克雷”从监牢里给他送来的一张画。这是否真是克雷画的水彩画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全都相信是克雷画的就行了。
特里坐下后笑着说：“我有个棒极了的工作给你做。”他接着提出一星期付我两百英镑做我觉得几乎是什么事也不用干的工作。我没有意识到的是，特里心中自有打算。
那个时候，他正在受到一家有名的英国小报《世界新闻》的调查。报上要载的故事非常具有刺激性，揭开了一个把公司用作掩护进行冒险活动的克雷兄弟和另一个显赫的罪犯家族中许多人物的面纱。这一丑闻是特里自己的“水门事件”。尼克松也许觉得自己有了麻烦，但是在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绿地才是真正酝酿着麻烦呢。故事就像是罪犯人名录，谋杀、诈骗、毒打。不正当的抵押、被收买了的警察以及讹诈，等等，等等，像个描写犯罪的肥皂剧。我同意开始工作，指望和熟悉的人在一起能使我感觉好一点。
一两天以后有人看见马路对面停了一辆汽车，《世界新闻》的摄影记者正在忙着把每一个进出公司的人照下来。那篇揭发的报道估计星期日就要发表，特里召集了几个可疑人物来开紧急会议。没有一个匪徒能承受得起这个故事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许多当地的警官都受到了特里的贿赂，但是这类丑闻会引起上面的行动。特里和他头发灰白的同伙们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想出了一个狡诈的办法，以阻止这个故事的发表。有一个人将和那家报纸接触，提出把从特里的个人档案中偷出来的文件卖给他们，而使《世界新闻》接受这些盗窃来的材料，双方就都犯了重罪。这时偷文件的贼就会把一切向警察交代出来，警察将以盗窃罪起诉他，这样就自动把报纸因接受盗窃的赃物而牵连进来，报纸就只有在法院审判此案后才能发表这个故事。如果在审判前刊登，就是违反审理的行为。
现在特里和他的一伙需要的就是一个愚蠢到真会承认自己犯了盗窃和密谋策划罪的人，一个十足的笨蛋。他们不用往远处去找这样一个傻瓜，只要到办公楼的卫生间去就行了。我已经是一天里不知道第多少次在那里吞服安非他明了。我晕晕乎乎地甚至都没有考虑一下后果就快活地答应去欺骗那家报纸。口袋里的安非他明药丸沙沙地响着，我横穿过芬奇利路向摄影记者招招手，他们跟着我来到了拐角处。我给他们看了各种各样的文件来吊他们的胃口。他们中了计，把我带到编辑室去见编辑。在《世界新闻》的办公楼里我拿出来了几份显示有罪的文件，谈好了价。编辑愚蠢地同意付给我一笔钱作为部分付款，我被带到了出纳办公室，拿到了钱。有了我的那份签了字的收据，特里和他的暴徒朋友就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制止登载那篇报道。在报社的办公楼外，一辆有个大个子司机的汽车在等着我，他一言不发地把我送回到特里那儿。当有个人到对面戈尔德斯绿地警察署去安排逮捕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和几个粗壮的人物在办公室里等着。五分钟后我被带到了警察署，在那里我在一份供状上签了名，牵涉到了《世界新闻》。警察关了我一个晚上，然后将我交保释放。一个有名的犯罪家族中的小兄弟到拘留所来接我，把我送回到兰哪家里。我下车时他说：“别见人，别惹事。”我哪里用得着多嘱咐！我浑身难受，直接上了床，在上面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
我的母亲和弟弟保罗收到了克拉拉从澳大利亚写来的信，告诉他们我病得很厉害，他们非常担心我的身体。在他们的邀请之下，兰娜和我退掉了马丁楼上的公寓，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把原来家里的房子卖了，这时住在芬奇利区亨登巷的一套小公寓里。
这时我急需住院。对我来说惟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疗养院。我脑子的状况越来越恶化，现在已经不仅是吸毒的事了，我得了精神病。我怀疑所有的人，觉得说不定把我搬到母亲的公寓是个阴谋。也许妈妈和兰娜是那些每天早上从信箱里钻进来的六英寸小人的同谋。他们都想偷我的小红本。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记本里我仔细地记载了我仍然能够记得的藏钱的地方。其中有的房产已经换了主人，新主人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财宝。随着不信任感的加剧，我甚至在睡觉时把红本子塞在衬裤里。但是有一晚，我实在受不了本子压在阴茎上，就想出了一个轻松得多的主意。我编了一首诗，在诗里用暗语列出了所有藏钱的地方。这首诗是这样的：清晨与百灵鸟同起一切都隐藏在公园里让我们一起快活精戏一切都隐藏在一号教堂里大家一起把枯枝拾起一切都隐藏在七十六号里那首诗就这样一直继续了两页……
公园指的是海德公园大道上我们家原来的房子，教堂是指教堂街马丁的店铺，七十六号是诺福克大街上祖父的房子，如此等等。我整天背这首诗、天天背这首诗，我那可怜的被摧毁了的头脑是在努力从那些疯狂吸毒的年代中抢救出些什么来。许多个星期以后，当我已能将那首诗倒背如流时，就郑重其事地把那个小本子烧掉了，把灰放进了一个小果酱罐里，罐上贴着“红本酱”。“流浪行动”按新的总计划执行，我笑着想道。现在谁也不可能得到我的钱箱了，只有我知道那首诗。我一天三次把这诗写出来，每次都把写下的东西烧掉，把灰放进罐子里。最后，在每次活动结束时，我就在随时带在身上的“诗歌记忆表”上打一个勾。
我的神经已经近于失常，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更糟。我最后在繁忙的事登巷里乱跑，嘴里高喊着：“杂种们，现在得用十吨卡车才能害死我了！”许多车子都急拐弯以避免压着我，其中一辆是警车。结果导致伦敦最出名的精神病医生约翰·兰德尔给我检查。以前我看过不少精神病医生，只是为得到毒品而装疯，可这回是真的了，我确实疯了。
从兰德尔大夫那里我第一次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光荣，一个真正的人，对于他来说，病人的利益比钱包更为重要。“你今天就得住院，”他对我说，“我现在马上把你送到庙堂山病院，这是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精神病院。”接着他说：“我不能让你离开这个诊所，你会危及你自己，也会危及别人。”一小时后我来到了庙堂山，这原是坐落在汉普斯特德旷原上的一座独立宅院，被改成一个有三十间病房的医院。当救护车开进大门时，我看见杰克·康特尔跑了过去，他正在对面的旷原上进行训练。他在为不久即将在文布利举行的世界冠军挑战赛做准备。我向他招手，可是他没有看见我。
医院的接待处里尽是些怪模怪样的人，打扮成女人的男子。除了他自己的一般住院病人外，兰德尔大夫每星期到这里来两次，给患有易装瘤的精神病人看病。在等着住院的时候，我写下了我那首诗，烧掉那张纸以后我大声背诵“清晨与百灵鸟同起……”，这时一个漂亮的碧眼金发的人走过来对我说：“而你会被鲨鱼吃掉！”他一她微笑着说：“这首诗更好些，宝贝。”我开始哭了起来。另一个有易装痛的人用他的一她的胳膊搂着我说：“别理睬琼，她是个淫妇。”这时一个护土走了进来，把我带到楼上一间病房里，并给我服用了强效镇静剂。
一个女大夫第二天和我谈了整个一上午，但是我没有承认自己可怕的吸毒恶习，因此她不可能作出诊断。谈了几个小时以后她在我的住院卡上写道：“严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妄想恐惧。”对于真正的问题所在，即安非他明依赖症，这是能做到的最接近的判断了。
开始时对我采取了深睡疗法，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使我一天二十个小时人事不省。我醒来只是为了进食和上厕所。每一次苏醒的时间是三十分钟，然后打一针再睡。我每次醒过来时都背那首诗，睡着前还在嘟娥。我不再把它写下来，我的拍纸簿和装灰的果酱罐在什么地方的小柜子里。许多星期后当治疗结束时，他们允许我和别的病人在一起，把我的东西也还给了我。我又可以烧我的诗了。
在进行作业疗法时我们常常画画，我总是画诗里的景象，百灵鸟啦，教堂啦等等。我看见墙上的这些画时常常会笑起来，心里想，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画里包含的秘密。有一个护士总是开玩笑说：“你要成为新毕加索了。”这位老画家一个多月前刚刚去世。
只眼用医院的药，我似乎平静了下来，但随着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我感到厌倦起来，觉得该是进行补充治疗的时候了。我给兰娜打电话，让她给我带已经装好了衣服的箱子来。箱子有层假底，我在里面秘密藏好了应急用的毒品。在兰娜拿来箱子的那天上午，我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她的探视，她挥手和我告别时我就冲进厕所，一下子吞了大约三十粒右旋安非他明。我以前从来没有一次吞服过这么多，在医院这平静的一段生活后，我的脑袋准备好了要接受一次无比剧烈的兴奋和畅快的满足。我坐在其他半死不活的病人中间，开始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百病皆无的感觉，我的脑袋膨胀爆炸。我大笑着在医院到处乱跑，对护士说我要走了。我找自己的大衣，眼看着就要离开时一个大个于男护士突然一把抓住了我。“可抓住你了！”他喊道。似乎是刹那之间他就把我拽进了一间侧面的病房，在另一个护土的帮助之下把我捆在了床上。我拼命挣扎，可是根本动不了。他给我打了一针。这一针本该使我失去知觉，但由于安非他明这时正发挥着最大的效力，我仍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以避免再给我打针。我感到他们在我头上放了垫子，猜想大概要给我做头部扫描，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可能通过机器读到我的诗，就感到放心了。突然阵阵闪电照亮了我的脑袋，我的身子蹦到了空中。
上帝的脸在望着我。几秒钟的沉寂。然后地震又一次发生，如爆炸的焰火照亮了我大脑的细胞。这一次上帝在嘲笑我。在这一切数次重复之时我在痛苦中呻吟。然后是空无。寂静。
我的头阵阵抽痛。我睁开了眼睛。电线已经没有了。我独自躺着。我能听见附近有人在呻吟。我们都死了吗？我是不是在真实的“驱魔”电影里？教士在哪里？他已经把我身上的恶魔赶走了吗？突然一个护士出现了，没有拿钉着耶稣像的十字架，而是拿着一块书写板。他把我领进了一间陌生的房间，我和一群神情恍饶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喝着茶，两眼茫然地瞪着天空。几分钟后我意识到我记不起我们是怎么进到那个房间去的，也记不起那该死的茶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给我进行了电击治疗，这会使你暂时失去记忆，在有的情况下会永远失去记忆。记忆丧失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在我身上是记忆的完全丧失。过去十年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被全部扫净，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一小时后护士把我送回到娱乐室，我只是心满意足地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奇怪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当有旋安非他明在我空白的大脑中打转的时候，护士过来给了我一块花生着三明治。
我觉得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伸手拿出来了一张图表。上面写着，诗已写，灰入罐。在每一行下面都有打的勾，最后一次是星期四上午记的。一个护士走过，我问她今天星期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