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那些名流和草每，回到托特纳姆和老鼠为伍。
这时我卖掉了剩下的银果钵，至少有钱买食物了。一两天以后，邮差交给我一封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寄来的信，通知我特莎·玛丽亚的监护权案将在一个月后审理。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休息，我脑子清楚了一点，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得人心的长期解决方案，一个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牢靠的什么东西。打定主意后我登广告找一个管家，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天就有两个刚刚到英国的十八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和格雷丝来见我。她们非常单纯，在伦敦没有亲戚，很容易就相信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一通胡言。胖胖的黑头发的格雷丝作为免费住宿的交换，同意说她是我们的兼职管家。漂亮的、留着红色短发的玛丽则会声称她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快要结婚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这对于法庭来说是个十分完美的形象。为完成体面家庭这幅图像，必需让人觉得我有固定的职业。为此我去找了一个老相识，他给我写了证明信，说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家里显得情意绵绵、温馨宜人，特别是每次当地的社工部门的人员来探访时，家里摆设着给他们看的鲜花和一盘盘水果。
就连老鼠也似乎规矩了。
在法庭审理前一周左右，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特莎、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进行了口头审查。我们都按照排练好了的说法回答，显得是个稳固的集体。玛丽和我甚至还拉着手。我能够感觉到，法院的人巴不得我们有这样一个装出来的格局，在这场审查中我们获胜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我那可爱的、自信的、坚决要在爸爸身边长大的十一岁的女儿。在那时，很少有父亲在争夺子女监护权的案件中获胜，更别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吸毒成瘤的罪犯父亲了。
从法院开车回家时我们经过了丽生树丛街和马丁的古董店。看到这些熟悉的景象我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停下车呆了一会儿。我自己也无法回答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这个问题，便重又上车回家。第二天早上特莎上学后，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我简直能够看见自己把许多箱子埋在马丁的地下室里的情形，但是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想不清楚细节。格雷丝工作去了，因此我带着玛丽到教堂街去查看。一路上，我一面听着阿巴唱（滑铁卢），一面激动地告诉她埋藏财物的事。到达帕丁顿后，我惊奇地发现马丁已不再拥有那片产业，现在在不远处经营着一家小商店。那家新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地下室的房间全是空的，他接手后亲自把里面没用的东西都清了出去。我仍坚持要看上一眼，不知何故，他虽不怎么情愿还是让我们下去了，他自己则在照顾一个刚进门的顾客。我垒的砖头没有人动过，我使劲一谁就推倒了，顷刻之间玛丽和我就把大约二十个箱子中的第一批搬到了上面的院子里。我很快叫了两辆黑色的出租车，把箱子从大门上递出去，把两辆出租车装得满满的。经理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分钟前刚到的这奇怪的一对在出租车的护送下离去。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连作出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回到托特纳姆后，我们把箱子搬到休息室里，用玛丽存下的最后一点钱付了出租车费。不久格雷丝回来了，看见二十来个奇怪的箱子简直惊呆了。我竭力想把锁弄开、但是总是不行。我越来越激动，最后拿一把切肉刀把箱子划开了。
我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不能完全明白我发掘出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电击治疗后的记忆缺损使我无法理解这一切。我像个发现了久已遗失的玩具的孩子，但箱子里的东西却触发了大量的记忆，使我狂乱起来。这时已是一九七四年，但是看到所有那些文件后我坚信这仍是一九七O年，我周围的人都是从某位博士的时间机器中出来的。我没法全部理解。我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有着几十个存折，为什么却和托特纳姆的老鼠住在一起？箱子里有许多汽车和产业的钥匙，藏匿起来的钱箱的清单，太复杂了，我弄不明白。在一个信封里我找到了一千英镑现金，我欣喜若狂，大叫：“我们是百万富翁了！”两个爱尔兰姑娘跑了进来，看见这些钞票后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找到了我那失去的百万钱财了。我们三个都疯也似的把其余的箱子撕扯开，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我用一些新找到的钱买了一台电打字机，开始口授有关五年前就已经了结了的事件的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信件。最后我和格雷丝就信上应写什么日期的事激烈地争吵了起来。她要写上一九七四年，可是我怒火万丈地坚持是一九七O年。当她拿着一张报纸回来给我看日期时，我非常生气。“是他妈假的！”我嚷道，但是脑子更糊涂了，于是不再写信。
到特莎放学回来时，为了庆祝找回财宝，我喝完了好几瓶香滨酒，已经醉了。玛丽和格雷丝也有点醉醒醒的。一个满脸狐疑的小学生在长沙发上坐下，拼命想弄明白在她遍遍的托特纳姆家里出现的这一幕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就想要几只鹦鹉来着！”我醉醒醒地吻着特莎的额头，大声说道。我给了格雷丝一把钞票，一个小时以后她和特莎一起坐出租车带了两只卿卿喳喳的鸟回到家里。大鸟笼里的鹦鹉被骄傲地放置在地板中央，周围是钞票、汽车钥匙和天知道什么的别的东西。我们以我的一个强盗朋友的名字为一只鹦鹉取名叫查利，另一只的名字是斯威维，马耳他语幸运的意思。
我们把两只鹦鹉放出笼子，让他们在房间里乱飞，公寓简直变成了像疯子办的茶会。房间里大音量放着滚石乐队的（这只不过是摇滚乐可我喜欢），推一没有醉的人是特莎。她像个被弄糊涂了的爱丽斯，最后在地板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玛丽和格雷丝互相搂着在长沙发上睡得人事不知，只有我一个人丝毫睡意也没有。好奇的鹦鹉从笼子里钻进钻出，查看他们陌生的新环境，我则在吞服安非他明和重新审查文件中度过了整整一夜。
到了早晨，我已经决定到林福德堂“萨米”宅去住，相信在好一些的环境中我能够想得更清楚些。我开始忘乎所以，把三个女孩子全都叫醒了，声音尖得像个吸了毒的流浪风笛手：“我们是百万富翁了，我们要像王室一样生活。跟我来！”
我从马路那头一个市场摊主那里借来了一辆运水果的旧卡车，两个睡眼股跳的爱尔兰姑娘帮着一个快活极了的女学生装车。她们把二十个箱子、两只鹦鹉和几床毯子放在敞蓬卡车后面。那辆老卡车一路上抛了好几次锚。我们看上去像一群流动的山民或吉普赛人。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嘎嘎响着开进了林福德堂的大门，在满月下，站在台阶上看宅子隐在一片黑暗之中。进到里面之后，我发现电源和电话，实际上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切断了，感到十分震惊。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这所宅子的地毯和电灯装置全被拆卸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洗涤槽和抽水马桶都给拆了。我非常生气，开始像个什么怪物似的大喊大叫。那两个爱尔兰姑娘不愿睡在光地板上，非要我把她们和特莎送到旅馆去过夜。
把三个筋疲力尽的女孩子留在村里的客店过夜，我又开着运水果的货车回到了那座无人的宅子里，更加发起疯来。我在整幢房子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喊：“我要把那找不到的几百万绪烧了，哪个臭东西也别想弄到手！”在近于完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我正是这么干的。我在房子的后回廊上燃起了一堆巨大的黄火。我点着了二十个箱子里的东西，把钱藏在什么地方的具体细节全销毁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失去了多少钱，但我知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喝掉了最后一瓶香模酒，喝醉以后看着火焰蹿上天空，开始唱起歌来。那夜刮着风，火没有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也没有把房子烧掉，真是运气。
一定是有人通知了警察，因为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开来了一辆当地的警车。两个村普看到眼前的情况时眼睛都瞪圆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不断重复问我：“你在烧什么？”放在运水果的货车后面的鹦鹉查利开始模仿他。“让那只该死的鸟住嘴，你也别笑了。”警官非常不高兴地说。他说话的时候鹦鹉继续叫道：“你在烧什么，你在烧什么？”
最后我平静了一些，给他们看我手上的这片房产的钥匙和所谓的租赁协议。我没有犯法。光是烧烧髯火不是犯法行为，而且这时火也已经灭了。警察怒冲冲地走回警车，说他要和地方当局查对这座宅子的所有权问题。“我肯定会再见到你的。”他冲我晃着手指头说道。
警察走了以后我开车离开了，听任灰烬自己熄灭。我开着排气管像坦克样轰响着的货车回到客店，叫醒了可怜的女孩子们。我们开始长途驱车返回到仅仅十四个小时前才离开的托特纳姆的老鼠窝时，是凌晨四点。
回到公寓后我瘫倒在地，睡着了。晚上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可能已经花掉、丢失或烧光了我所有的现金。在头昏脑涨的情况下我决定要干些更加疯狂不怕死的绝事。监护权案子要在那个星期三审理，我感到十分担心。尽管我们做了一切努力，还是可能会输掉官司。如果真输了，我要特莎风风光光地离开我。为了能好好地最后款待她一次，我吸食了更多的毒品，好有勇气去偷更多的钱。
我们的公寓在我父亲的旧裁缝店上面，这地方现在租给了一个卖高级首饰的印度珠宝商。他的店铺里有防盗系统，但是我知道自己能从走廊的内墙破墙而入，不会引响警铃。半夜里，当女孩子们在楼上安睡之际，我在吸毒后的幻觉中在墙上挖了个洞，很快进到了首饰店里，偷了一大堆华丽的首饰，甚至都没有考虑店主下星期一开门时会出现的问题。
星期日早上，两个茫然的爱尔兰姑娘和特莎陪我去到女人巷的露天市场，我们把偷来的首饰在那里卖得了许多钱。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廉洒漂亮地提着第三只名叫闪亮的鹦鹉，去到大东方饭店享受一顿豪华的香滨宴。我们为希望取得监护权官司的胜利而干杯，就连侍者祝我们幸运时也喝了一杯酒。回到家里以后，在我等待警察到来之际我们继续喝着酒。
第二天一早帕特尔先生打开了店门。我听见他的惊叫声：“哎呀老天爷，墙上有个洞！”不久警察来到公寓对我们进行询问。为了看起来好像有人从外面破门而入，我已经把街门砸开了。我们声称昨天晚上很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盗劫，大家都非常吃惊，但是我们全都喝醉了，没有能打电话报警。警官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的话，但是暂时离开了。这就够了，监护权案子两天后就要审理，我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星期三，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里，尽管我的前妻指控我严重犯罪、吸毒和大量其他事情，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的监护权。即使在法庭上，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我仍在不断吞服更多的药丸。我已接近精神错乱，也没有钱。更糟的是，我没有前途，只有一个老鼠成灾的家，但我还是赢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制度就有什么地方在腐烂发臭。毕竟这是我女儿生命攸关的大事。
在这场有重大意义的案件结束后，我完全垮了，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由玛丽和格雷丝照顾特莎。
很快事情越来越糟。警察威胁说要指控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甚至可能包括我的女儿，犯了盗窃罪。为了保护女孩子们，我别无选择，只能承认，说自己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干的。我被指控，但不久即交保释放。玛丽和格雷丝的父母十分担心，几天后把她们接回爱尔兰去了。她们以进入我的生活时同样迅速的速度离开了我的生活，两个天真的姑娘不幸地陷入了一个痛君子的悲惨的蛛网中。
那个高级社工人员一向对许多事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一开始就知道我从来没有工作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正是他在帮助我申请社会保险金。我们一星期得到大约二十英镑，在一开始领到补助金时特莎就负责掌管这笔钱。“我们要按定量来支配钱，”她自豪地说，“一半用来买食品，一半给你买头痛药。”这就是这个可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眼中的我的安非他明药丸！我们像这样生活了几个星期，特莎成了小学生兼妈妈，而吸毒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则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特莎还是很高兴，因为她的爸爸在家，我们的新小狗“包打听”睡在她的床脚头。
风暴总要来到的，而且也的确来到了。有一天当我和特莎从学校回到家里时，我们发现叫斯威维的那只鹦鹉头朝下栽在金鱼缸里。门马上开了，布赖恩·克利福德走了进来。和他一起的是一个魁梧的男人，身高超过六英尺，还有个有一头金黄色短发和两只冷酷的眼睛的年纪稍大的女人。“这些事故其令人不快。”克利福德向死鹦鹉的方向点点头说。
特莎伸出胳膊抱住我，开始哭了起来。那个大个子用枪指着我。这可真糟糕。只有我和宝贝女儿在家，这个危险的精神变态者又找上了我。对于小短腿来说，如果那天他气不顺，那么你的老婆、孩子、爹妈都是他攻击对象。我吓得哆哆瞟咳地紧搂着特莎，准备着最坏的事情发生。虽然克利福德仍旧认为我欺骗了他，但是在当时这并不相干，因为我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了。小短腿只是代表了我过去生活中存在过的一位人物，除了最近在林福德里那可怕的一夜之外，一切其他事情在我脑子里都是十分模糊的。那两个男人抓住了我，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金发女人把特莎从公寓里带走。我被捆了起来，但仍不住求他们把我女儿还给我。“我是个有病的吸毒成病的人，”我哭喊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接受过电击治疗。”当另一个人搜查房间的时候，克利福德拿着一把切肉刀向我走来，尖声叫道：“也许来点脸部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