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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男一女，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俩人原来都是吸毒者，现在正在戒毒的最后阶段。他们问到我的吸毒习惯，盘问我为什么想要戒毒。我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痛苦，他们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把我带回了凤凰戒毒所。首先他们搜了我的身，看看有没有毒品，然后对负责吸毒者之家的那人表示了感谢，就带我离开了。在外面大街上，这基本戒了毒的俩人之一问我：“你真的需要这些破烂购物袋吗？”我默默地摇了摇头。“咱们把它们扔了吧。”他指着一个垃圾箱建议道。我稍带犹豫地把两个袋子扔了进去。当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和香烟。上了去赫恩山的公共汽车后我回头看了看垃圾箱，看见了我经常挨着睡觉的那个酒鬼。他正在翻我的购物袋呢。这一切显得是这样奇怪。
坐在公共汽车上层，我感到很安全，仿佛是和老朋友在一起。在许多年独自流浪街头之后，这是一个奇迹。看见我的同伴在一起开怀大笑，我感到很难相信他们曾一度和我一样是吸毒或薄的人。
凤凰戒毒所在伦敦南部一个小山上，是一座由私家路通达的有三十间屋子的大宅子。这是一处没有毒品的绿洲，在一切方面都超脱在伦敦生活之外。那一天我开始执行十八个月的戒毒方案。作为新来的人，每一天我都在那些已经正式接受戒毒的吸毒者的严格指导下活动。在戒毒所时间长的老资格们已经取得了进步，现在向新来的人发布他们曾经接受过的同样严厉的命令。方案仿效真实的生活，首先教你接受控命令行事，逐渐教你承担责任。在治疗的后期，戒毒者搬到恢复部，那时他们可以在外面找工作，找住的地方。这使得他们能够重新回到外部世界，同时仍能享受戒毒所集体中的安全感。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所长在内，都是吸过毒戒了毒的人。为了打破旧习愤，第一年中新来的人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
我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活动室，大约二十个年龄在十七到三十岁之间的吸毒成瘾者在那儿排着队迎接我。他们处于不同的戒毒阶段，和他们见面是个令人十分害怕的经历。这一帮人将成为我的新家庭成员，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吃饭、工作和交往。没有毒品的帮助来做到这一点是我所需要攀登的最高的山峰。从十四岁开始我都是在吸毒后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我只有在毒品的作用下兴奋迷糊或喝醉以后才和别人交往。酒和毒品这两根拐杖一直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糟的是，许多年以来我只和护土、医生或警察说过话。除此之外我就只和一只饿狗或以黑马的形式出现的上帝讲过话了。现在，真实的人，二十张陌生的面孔在看着我。那天当队长说“这是斯蒂芬”时，我害怕得只希望地板能张开口把我吞下去。
一共有五个小组，每组六个人，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里。我们的小组长彼得大约三十岁，个子很高，短短的黑头发，两只手上都制有花纹。他是经法庭许可到凤凰戒毒所来的，否则就要判刑后监外执行。他带我看我们的住宿处时显得很有自信。我们俩和汤姆一起住在这间大屋子里。汤姆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吸海洛因成瘾，他使我想起了约翰·列依和他的小圆眼镜。那晚，彼得对我解释说，在头六个月期间我只能往外寄一封信。我决定给我母亲写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封致命的信后来毁了我。我坐在桌旁写信，听见彼得和汤姆在正常地交谈，感到十分惊恐，我祈求赶快熄灯，我好独自躺在被单底下。在凤凰戒毒所的第一夜我确实感到像一条落到了沙滩上的鱼。
次日一早，汤姆教给我怎样把床收拾得十全十美，一个精子都没有。不久就有两个拿着书写板的年长的正在康复戒毒者来检查。他们看了看我十全十美的床铺，然后把床单全都拉到地上，说必须得重新整理过！他们又这样做了两次，才最后通过了我整理的床，我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早餐前在饭厅时，和别人在一起所造成的焦虑感觉又开始涌现出来。仿佛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早饭后是会议时间，给了我一包烟丝和卷烟纸，这包烟丝要吸一个星期，教育你要按定量进行消费。
在戒毒所的头一天，我被分派去帮厨，作为新来的，我得把一切东西，包括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另外只有两个人和我一起干活，一位是个快活的高个子小伙子，叫阿什利，另一位叫珍妮，是个漂亮而自信的红头发姑娘。和这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干活，我觉得比和大家在一起时威胁感稍稍小一点。
凤凰戒毒所是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地方，人们像蜜蜂一样整天忙忙碌碌，完成着室内室外的无数工作。戒毒者自己管理一切，炊事、清洁、维修、种花、洗衣。我们生活、吃睡在一起，创造了自己小小的无毒品世界。无论你是在用剪刀剪草，还是用牙刷清洁大片地板，你都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对我来说，就是整天洗碗。直到晚饭后，一天中最可怕的部分开始了——集体治疗。
集体治疗是由十个人坐成一圈进行的。头一夜，我眼前出现了自己在“包打听”死后在托特纳姆那地狱般的地方与破椅子说话时的情景，就开始哭了起来。组长感觉到我很痛苦，就把我带到厨房去喝点水，好让我平静下来。因到房间里之后，当大家开诚布公地轮流就每天所发生的事情说着对别人的看法时，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如果有人指责你，你有机会对针对你的指责作出回答。谈话总是变得很激烈，互相咒骂，但从来不动手。当我们对别人大声叫嚷时，总要抓住椅子座，这样就永远不会用手势去威胁别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怕，总是胆小地设法避免直接冲突。
每晚在集体治疗之后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有热的奶制品饮料喝。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和海洛因好君子、法国人皮埃尔成了朋友。皮埃尔的父亲是巴黎一个有钱的银行家，自己掏钱让这个任性的儿子在这里治疗。这个法国小伙子长得很帅，金色的头发，穿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他比我们其余的人要高级一些。他讲起他这个花花公子和法国头号帮匪们在一起时的冒险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和我相似的背景使我和他更密切了。皮埃尔决心戒毒，非常严肃地对待凤凰戒毒所的活动，单单是每晚和他在一起就使我开始和别人也有了稍稍多一些的接触。
我仍感到与人交往是件难事，但是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情况变得好多了。现在偶尔我和别的痛君子会聊起自己吸毒的情况，在集体治疗时甚至开始回敬对我的辱骂。
几个月后，当我被派到花园去干活时，情况真正有了改进。也许就是这样计划的，但是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和我一起在花园里干活的是皮埃尔和汤姆。皮埃尔是负责人，他不那么严格，允许汤姆和我长时间闲谈。尽管活儿设计得要保持我们整天忙碌，但是终究给草坪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草，给树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枝。我们常常把棚子里已经点尘不沾的工具拿出来擦拭。皮埃尔的责任是检查我们的工作，但即使在他让我们返工的时候也是笑着对我们说的。有一天我们需要烧掉许多垃圾，包括大堆大堆的报纸。我看着这些报纸，意识到自己在湮没的流浪生活中虚度了这样多的年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阿里又一次成了重量级的拳击冠军；一九七五年二月奥纳西斯在巴黎去世；一九七五年十月伊丽莎白·泰勒再度和理查德·伯顿结婚；一九七六年一月协和式飞机首航；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九七七年一月吉米·卡特成了总统；一九七八年五月玛格丽特公主和托尼·阿姆斯特朗离婚。最后一像报纸中的一张登着，一九七七年八月，摇滚歌王埃尔维斯去世。我晃了晃脑袋。埃尔维斯死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他妈在什么地方？“你记得这些事吗，汤姆？”我问道。‘不记得，伙计，我正忙着给自己打针呢！“他笑道。
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把汤姆和皮埃尔看作好朋友了。我向他们吐露是什么使自己对于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感到恐惧。听到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的恐惧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发现自己真的在盼望着每天去干活。
偶尔我村1庆祝生日，厨房的工作人员为此会专门做大蛋糕。所有的桌子会被拼在一起，就像国王的宴会似的。在皮埃尔生日的那天，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坐在最后，而是勇敢地在中间和过生日的人坐在一起。
我们每星期两次组织起来在后院的大草坪上进行足球比赛，在这样的一次比赛中，我和一个已经在戒毒所呆了很久的戒毒者冲突起来。那晚这人和我在一个治疗组，他比我更自信，没有多久就把我压了下去，说我根本不懂足球。轮到皮埃尔和汤姆说话的时候，他们各自表示了反对此人的意见。有朋友支持自己，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尽管有这些激烈的争论，所有的人，包括敌对的人在内，都不再吸毒了。凤凰戒毒所创造了奇迹。我已经五个月没有吸毒了，戒毒的时间越长，我和大家的交往就越多。事情发展得很慢，但是在发展着。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把落叶耙在一起，抬起头来时看见了在厨房干活的珍妮正站在窗口。她微笑着看着伦敦的方向，没有看见我在看她。仿佛她在想象不久就要开始的她的没有毒品的新生活。她看见了我，大声说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都可以又在那边生活了！”她举起了一块小牌子，是我在美术课上做的那块，上面写着：“凤凰人骄傲地前进。”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和皮埃尔及然热告别，他们要到巴黎去。然热已经在戒毒所生活了很久了，他被挑选陪皮埃尔一起去给他帮帮忙。在皮埃尔最终回法国之前这是他最后一次探家。
在毕生吸毒后，我自己的恢复仍旧是如履薄冰。继续木间断地在凤凰戒毒所生活一段日子将会给我时间去成长，教会我表达自己，成为和别人平等的人。然而可悲的是，这宝贵的时间被残酷地缩短了。两个从伦敦警察厅来的警察正等着要和我谈话呢，他们通过我给母亲写的那封信找到了我。我沮丧极了。在多年的流浪生活后我在这里竭力想把毒戒掉，可是现在又来了这事！他们想要什么？从英国警察总部来的警官是木调查小偷小摸的罪行的。这些警官是否有权把我从一个治疗中心带出去，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同意第二天早晨跟他们走。
别的戒毒人员不断问我：“出了什么事了？”于是，我在凤凰戒毒所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突然出了名。我变成了苏格兰场警察缉拿的特殊吸毒鬼，这不仅使我和他们产生了距离，同时也使他们和我的距离加大了。我不稳定的薄冰上的康复之路现在有了一条巨大的裂缝。我从一个前流浪汉变成了一个超级罪犯明星！
那夜躺在床上，我被是否要逃跑的念头折磨着。这次警察调查的决不是停车罚单，必定是我过去的某极恶行回来讨债了。汤姆和彼得都睡着了，我从卧室的窗子向外面看去，考虑着如何逃跑。可是我能逃到哪儿去呢？所有的路都只会通回到吸毒岛上的无期徒刑。我回想着那酒鬼在我的购物袋里搜寻的情形，和在庞德巷被像个麻风病人般用水龙头冲洗时的痛苦。我决定必须留下来，必须面对一切。我无法入睡，整夜睁着眼躺在床上，我咒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不来打搅我呢？特别是现在！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警察来了，我在众目税源之下被带走了。凤凰戒毒所的规定是，谁也不可以在没有一个资深的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独自离开，就是去法院出庭也不行。然而没有人和我一起去。我想许多资深员工现在很怀疑我并不是个流浪汉，我吞服安非他明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到警察署去的路上，警官们是超级的友好，“来支烟，来点巧克力吧。”所有用来感化人的老一套。
登记以后我被带到一个狭长的房间里，里面约有三十个档案柜，装满了多年前的相片和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文件。在许多个小时的询问开始以后，很快我就明白他们调查的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已经关押起来的犯罪团伙的头子克雷兄弟，以及伦敦其他犯罪家族，其中有美国人艾伦·库柏以及他与黑手党的关系。
警方在调查，像高热公司这类的小公司是怎样突然拥有起赌场、夜总会和许多别的产业的。他们的钱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使一切显得更为凶险的是，我过去的同伙，梦想成为阿尔·卡彭的特里·马文帮助过伦敦的每一个有名的匪徒。苏格兰场要处理的既有事实，又有幻想，二者完全搅混在一起，看起来比真正的情况要凶恶得多。警方出示了我是总公司的具有一半资产的合伙人的证明。面前摆着回溯到一九六二年的相片和文件，我看到的是我生命的高潮期，我是在吸毒的云雾中飘飘然地度过这段岁月的。
没有了安非他明，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不同，非常虚假，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似的。坐在那儿时我开始想，我们在谈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不可能是我，我刚刚才不再在商店的门道里睡觉！也许他们要找的是我的孪生兄弟？当我穿着戒毒所简朴的衣服站在那儿时，就连警察似乎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找对了人。询问的时间越长我越糊涂，没有了毒品给我的勇气，我只想回到凤凰戒毒所那安全的环境中去。
询问了大约六个小时后，警察发现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们要我写一个书面声明，我写了，谁也没有牵连，只解释自己什么也记不得了。我宽慰地想，总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