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能动，感到身体瘫痪了，一只眼睛睁不开。用能够睁开的那只眼睛我看见床上有栏杆，就像儿童床上的那样。我活着，但是我在什么地方？眼前又一黑，我仿佛在往下落，落进地心里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疼痛又向我袭来。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感觉到房间里有人。我听见有人在说：“你伤得很厉害，我去找护土。”不久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脸。“别动，医生快来了。”她说，但我眼前又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了。后来的几天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全都混在了一起。
多年以来我一直忽视生活的决定性要求，侥幸过关。现在我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断了线。几天后我张开眼睛，看见弟弟保罗站在床边。“请你告诉汉雷洛蕾我爱她。我需要她。”我还是动不了，一个劲求我弟弟。他答应告诉她，拍了拍我的手离开了，这样护士可以让我的老母亲进来看我。
母亲俯身向着我哭泣，眼泪滴到我受伤的脸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她哭。我的母亲，我一直渴望从她那儿得到爱的人，终于来到了。她来看望她那吸毒成痛的孩子，现在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已是一个老妇，现在突然打开心扉，倾泻出了她从未表露过的全部母爱。她弯下身来吻着我的脸。我瘫痪麻木了，感觉不到她吻我的嘴唇。我的身体失去了一切感觉，但是那又怎样，我找到了我的妈妈！
戒毒加上受的伤，我活像在地狱门口转悠的绝望者。一天早上正当我相信自己就要死去之时，有人送来了一大束鲜花。护士给我读了卡片上的话。
“我将永远爱你，汉雷洛蕾。”
后来的日子我只能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看着和我一样慢慢死去的鲜花的花瓣一片片落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惠廷顿医院对我的病做过什么研究治疗，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宣称根本没有我在那里住过院的记录。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我相信他们销毁了病历。
不久，他们要我出院，但是我还不能走路，聋了的耳朵也在往外渗血，看东西都是双影，头痛更是日益加剧。我一直认为他们让我出院是因为我是在自己吸毒过量的情况下被打伤的。瘾君子的恶名几乎要了我的命。
母亲来接我出院，抗议说我病还很重，不能出院。医院简直太不像话了，可是一个老太婆能怎么办呢？总不能举起一把枪来说，“让我儿子留在医院里，给他动手术，不然我就开枪！”后来发现，如果我没有做这个费时间的手术，把严重断裂的头骨和耳朵缝合起来，因耳朵引起的脑膜炎或脑脓肿肯定会要了我的命。
我病得很厉害，回到母亲的公寓后躺在了她的床上。我就一直呆在那儿，虚弱得动不了。我所做的事就是每天给德国写信，最多一天写到四封。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我的情况越来越糟，视力退到已经无法写字了。有一天我想起来，我扫地的公司还欠我两个星期的工资，我说服妈妈去把钱取了回来。过了一两天，我趁母亲出去买东西，就叫了辆出租车到兰多医生的诊所去。我几乎连路都走不了，但是尽管我明显地有伤，他还是和平时一样，头也不抬地给我开了大量的安非他明。
我没有服用买来的毒品，回到母亲家后我把安非他明藏了起来。这一次是我一生中惟一不是为了追求兴奋畅快而服用安非他明，我只是希望得到足够的力量在我死去之前最后再见上汉雷洛蕾一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在电话上对她撒谎，说我已经好多了，我们现在有住的地方了。她相信了我，同意到英国来，那个星期六就要乘车船一体服务的火车到达伦敦了。
有地方住？那只是当地的一家供应早餐的小旅馆里的一个房间。我用所有剩下的钱预付了几天的房钱，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汉雷洛蕾不知道的是，我能够给她的一切就是一连串的伤病和满满一口袋的安非他明。
我一直休息到星期六清早。火车还有四个小时就要到达时我吞下了第一把安非他明。一小时后我完全像疯了一样。不是去做急救手术，相反，我像头疯牛一样笔直地冲回到了吸毒岛上。
第三十五章 赴霍利黑德的恐怖之旅
我是一个病得绝望的人，等待着在那天早上去接汉雷洛蕾。正如时间将会证明的那样，惠廷顿医院让一个急需手术以挽救生命的病人出了院。如果没有安非他明的作用，我决不可能有足够的力气和足够的疯狂试图行走，更别说到维多利亚火。车站去了。我爱汉雷洛蕾，没有她找活不下去，但是没有毒品我也活不下去。要我从此不再吞食安非他明就像要我停止呼吸一样。
那天早上，我不断摔跤，有脑子大出血而死的危险。起初我在售票处旁边等着火车的到达，后来我站不住了，就背靠着一根柱子坐在车站冰冷的地面上。一个警察过来让我离开，对于他来说我一定看着像个喝醉了酒的流浪汉。“我只是在这里等汉雷洛蕾。”我求他道。“我们都在等她。”他大笑着再度叫我离开车站。幸运的是，在我们争论的时候火车已经进站了，我抬起头来，突然看见汉雷洛蕾就站在我的面前。
当她看到我倒在地上被打得半死的样子，她的脸上出现了惊恐和难以置信的神情。我的左脸完全麻木了，被打后大面积的青肿使我的脸至今仍显得发育发黄。在星期六上午迎接她的这个人，和几星期前她曾在德国挥手告别过的那个举止得体的人是多么不一样啊。比起我身上所有的伤来，我的表现更为糟糕。现在她见到的是一个神经失常的、大脑在毒品之海上漂浮的人。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我扶进了车站的简便餐厅。我们在这里坐了下来，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他们彼此爱上了以后，现在成了现实世界恐怖电影里的主角。
在我挨这场打之前，我是来自大城市的英俊而神秘的男人，与汉雷洛蕾所熟悉的、一起长大的、单调平凡的村子里的小伙子是那样的不同。我是一张能让她脱离那使她厌烦的乏味的乡村生活的通行证。我们推一的共同点是我们彼此相爱。
但是爱上一个痛君子，结局只能是灾难性的。“汉雷洛蕾生命中最可怕的十天就要开始了。她放弃了工作到英国来开始新的生活，现在她意识到她爱上的这个男人不仅是个半死的人，而且还是个毫无戒毒希望的瘾君子——一个吸毒吸得迷迷糊糊的鸡蛋样的矮胖子，纵使国王所有的医生来了也无法修复好！
坐在车站的餐厅里，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孤身来到外国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听到了我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你把车子开来了吗？”我问一个刚刚下火车的人。“我们需要车去抢劫‘乡宅’，我现在站不稳，没法骑越野自行车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上午，我浸透了安非他明的脑子和我年轻伴侣的脑子完全木在一个世界里。“你必须得躺下，你病得很厉害，得去看医生。”她不断说道。她递给我一枝玫瑰花，开始哭了起来。我接过花，想象自己在深坑下的棺材里，看着上面穿着黑衣服的她。
我痛得很厉害，我们极困难地用了一小时回到了伦敦北部。我用牙齿咬着那技玫瑰花，在几乎无法直立行走的情况下，帮着她从芬奇利车站把两只沉重的箱子抱到了几个街区外我们的旅馆里。
春利底是一个小小的、一尘不染的、提供膳食的寄宿屋，约有十个房间。我们陈设得很好的房间在一层的后部。一对上年纪的夫妇把这所私家小旅馆经营得像一部润滑良好的机器，很快他们便对新来的客人担起心来。我一进房间就倒在了床上，几天都没有离开过那间房子。为了保持平静，我每小时吃一片镇静剂，使自己从早到晚都处于像喝醉了一样的恍惚状态。只要我一醒来，多数时间都坐在桌前看书或写字的汉雷洛蕾就会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她要让我去看病，但是当我给她看我的病历卡的时候，她就糊涂了。医院预约我一个月以后去看病。“他们对我说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不断对她说。汉雷洛蕾出去买过两次食物。除此之外，在后来的一个星期中，我们只从俯瞰繁忙的停车场的大窗子里看过外面的世界。陌生人开着汽车来来去去，但是在我们的房间里时间却凝固不动。我的母亲和弟弟不能或不愿再继续帮助我，现在除了汉雷洛蕾，我是全靠自己了。那顿毒打使我成了大脑死亡的僵尸，而且当然啦，吸毒只会使事情更糟。
汉雷洛蕾的钱快花光了，不久我意识到，除非我们一起在公园的长凳上过日子，否则她就不得不回德国去。我们没有多少在一起的时间了，我们俩都知道这一点。第一个星期末，汉雷洛蕾离开了我几个小时，带回来一张未定日期的去德国的火车票。“我必须回家去，”她坚决地说，“但是首先我要把你送进医院去。”她的话对于我是永别的表示。
我无法接受这必然的结果，吞服了巨量安非他明好鼓起勇气去乞讨、去借或者去偷得足够的钱，争取时间来恢复我受到伤害的头。我必须把她留在我的身边。
当安非他明引起的兴奋到来之后，我总算使自己下了床。我进入了吸毒后的过度兴奋，宣告说我们要到伦敦中区去找我曾经藏在那儿的钱。“你看呀，”我高声说道，给她看我丢失的财富的文件，“我知道有钱在什么地方。”汉雷洛蕾莫名其妙地跟在我身后，完全糊涂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到了大理石拱形牌楼那儿的一片房子，那是我全盛时期住过的地方。我们虽然不能进到里西去，但是站在外播街上，我开始更多地记起了过去的事和我藏起来的钱。整整一天我拽着汉雷洛蕾到各个地方去找钱，可是，唉，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现在连买食物的钱都没有了。我们长时间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夜里我｛11来到破旧的夜总会的霓虹灯招牌下找寻摩西，多年前这个牙买加人曾经照料过我。付给旅馆的房费只能再住一夜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否则我们就无处栖身了。我们从一个下等酒吧找到又一个下等酒吧，始终也没有找到摩西，当最后有人告诉我们摩西在坐牢时，我在大街上就哭了起来。这时已经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筋疲力尽，坐早班火车回到了旅馆。路上汉雷洛蕾沮丧地低声说，她再采最后一晚，然后回德国去。
回到旅馆后，一夜未睡的汉雷洛蕾，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时，别的客人才刚刚起身。她很快就睡着了。太阳从大窗子里照射进来，他躺在那儿，我想象着她在德国的那个湖边，远离吸毒岛的魔爪。她睡了一整天，我躺在她旁边，完全处于安非他明造成的迷糊状态中。
傍晚时她醒了过来，心情十分激动不安地高声说道：“你的家人为什么不帮助我们？难道就没有关心你的人吗？”她非常难过、但是得不到任何解答，只得又回过头去睡觉。我躺在那里听着她的呼吸声，脑袋里的疼痛一阵阵袭来，更加厉害了。好久以后我起床坐在桌旁，玻璃板下面压着的住宿须知上写着：“上午十点钟前必须退房。”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清晨四点了。
我感到自己像是在死囚牢房中，只能再活六个小时了。
这时我更加不顾一切，决定打碎橱窗进行抢劫。我吞下了更多的安非他明，离开旅馆去找家珠宝店。二十分钟后，在状态并不佳的情况下，我往附近一条高级街道上的一个橱窗里扔了一块砖头。我非常虚弱，根本算不上是扔，只能说是砖头落到了玻璃上，自己也倒在了砖头旁边的地上。我甚至都没有能够把玻璃震裂，只好哭着爬进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棚去休息。我坐在那儿，脑子控制不住地乱转，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老保姆维奥莱特，她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一英里左右。她一定会帮助我的！我对自己这样说着便动身向她的公寓走去。要是她没有在多年前去世的话，也许是会帮助我的。清晨六点钟的时候我绊倒在她家门外。新住户气坏了，威胁说如果我再上门就要叫警察了，说我两年前就去过了。
最后我回到了旅馆，汉雷洛蕾仍在熟睡。我又吃了更多的安非他明好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我想到了一个迄今为止最疯狂的计划，突出表现了我滥用安非他明的真正可怕之处。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我决定把汉雷洛蕾带到爱尔兰南部的科克去。此行目的何在？去把十四岁时和绅士乔治一起盗窃失败的那个案子再做一遍。
我用大堆的谎言叫醒了姑娘，对她说一切顺利，我刚给朋友打了电话，他们买好了船票在爱尔兰等我们。“他们还要帮我们找个医院呢。”我大声说。汉雷洛蕾对我的话非常怀疑，但她对我的爱使她愿意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两个小时后，在两人都不成个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在尤斯顿站上了火车。在开往爱尔兰海峡的途中，安非他明把现实和幻觉整个搅在了一起，使我真的开始相信自己的故事了。朋友？在爱尔兰等着我们？哪儿有什么见鬼的朋友？过去二十五年来我惟一的朋友是背面刻印着右旋安非他明字样的圆圆的黄色小朋友。
因为没有票，我们多次被送下火车，但每次我们只不过在又一个冰冷的候车室里坐着，等着上下一班经过的列车。通常四个小时的路程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又累又饿地到达霍利黑德渡船码头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已在毒品作用下糊涂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竟然在和别的乘客一同走上渡船的跳板时还半期待着绅士乔治来迎接我们。唉，一位高级船员冷冷地说：“没票不能上船。”此时我那爱尔兰新生活的梦想便突地终止了。尽管我一再保证有朋友在科克拿着钱等我们，他根本拒绝让我们上船，一再重复着“没票不能上船。”
看到一切毫无希望，我开始像小孩一样发疯地大叫：“他们不让我们上船！”就像一个小男孩对妈妈大喊一样。汉雷洛蕾沿码头一面走一面轻声痛哭，她现在明白爱尔兰有朋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