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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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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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五十四:《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五十五:《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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