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它提出了通过观察敌军的外在表现以了解其内情，审察敌军的虚实以攻击其要害的原则。这种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作战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军队治理与否，即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治理产生于进退有节度，饮食适时适当，人马体力充沛，足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胜任并完成其任务。此外，临阵还必须避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平时必须重视军事训练，包括战阵的排练、演习，矛戟弓弩等兵器和旌旗金鼓的配备使用，军伍的编制和按号令统一行动，以及战马的驯养，装备的保养和骑兵的训练。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
该篇指出，将帅是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勇敢并非决定某人能否担任将帅的唯一标准，而只是将帅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将帅必须注重和做到：治理大军就像治理小部队；出门处处严加戒备，如临大敌；临阵破敌，不怀生还之念；初战告捷，仍慎终若始，小心如初；法令简约而不烦琐。
该篇认为，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良将应具备“威”、“德”、“仁”、“勇”四项条件，足以统率部下，安抚大众。良将还应把握战争的四个关键：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其战斗力。这是指挥作战的关键，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该篇又指出，用兵作战的要点是必须先预测敌方的统帅，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观察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采取相应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些，即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该篇首先指出，在突然与敌遭遇的情况下，若我军车坚马壮，兵强将勇，全军只要听从号令，统一行动，诛杀不服从命令者，就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敌众我寡，则应避开开阔地，抢占险阻，迎击敌军。
接着，又分别论述了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
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又如敌军逼近，我军无路可走；或敌众我寡，猝然遇敌于山谷险阻之间；或遇敌于两山夹峙，进退两难的狭窄地带；或遇敌于大泽之滨，车骑不可用，舟船又没有；或阴雨连绵，车马陷入泥水中，四面为敌军所包围；或强寇突至，掠取我田野和牛羊，则应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以战胜敌人。
最后，该篇对攻破敌国城邑后的行动准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主张在攻占敌国城邑后，应入居其宫室，任用其官吏，没收其器物。军队所至之处，不得砍伐树木、侵入房屋、强取粮食、滥杀牲畜、烧毁其积聚，以示无残民之心，并应招降、安抚其人民。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该篇认为，国君必须做到：发号施令而人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人民与国君同心同意。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应尊崇有功，论功行赏，优待战死者的家属，激励无功者立功受奖。
《吴子》一书与《孙子兵法》同是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
九十二：《尉缭子》
“议兼儒、墨，合名、法；论诛暴乱，禁不义”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而应兼守城外，占据城外的军事要地，设置工事，以增大防御纵深。二是不能只进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必须积极发动进攻。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围攻下，防守者或是依靠外援，或是靠消耗削弱敌军，出奇以制胜。外有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必定能坚守不拔。外无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不一定能固守到底。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九十三：《六韬》
“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六韬》被定为武学必读之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阐述了政治（文治）和军事（武功）的关系。《文韬》认为，政治先于军事。政治是军事的基础，军事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之心。收揽人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