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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文韬》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人利益一致，休戚与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会为天下人所唾弃。而要做到与天下人利益一致，就必须实行“仁”、“义”、 “道”、“德”，与人民一齐顺从天时，共享土地所产生的财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忧解难，与人民忧乐好恶相共，给人民以种种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业，不误农时，减少刑罚，减轻赋敛、徭役，不苛扰百姓，爱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实行爱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天下。所以，君主应抑制自己的私欲，无为而治。官吏要忠贞爱民，廉洁奉公。人民要孝顺父母和长辈，爱护子女和晚辈，一心从事农耕和纺织。国家要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现富足的目标。对外应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发动战争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公开声讨敌人，号召天下之人一齐征讨。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过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胜利，甚至做到不战而胜。
《武韬》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进行战争是为了吊民伐罪。战前应秘密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看准时机，发动进攻。其次，是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武韬》认为，天下之人都欢迎给自己以好处的人，而不欢迎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不掠夺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处。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就是使各国获益。不垄断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夺人民和各国的利益，不独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国，以及天下之人的拥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战而胜。再次，是运用“文伐”，即发动政治攻势。“武韬”列举了12种具体的谋略，主张用这些权谋诡诈的方法，去利用、扩大、加剧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对方，为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最后，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战争的基本规律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帅和指挥等问题。如怎样遴选将领，拜将立帅，编组统帅部，树立将帅的威信，鼓舞士气，秘密通讯和临敌致胜等。它将“智”、“信”、“仁”、“勇”、“忠”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主张用8种方法考验将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权授予通过考验的统帅。其中“王翼”篇对统帅部的组成，作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对统帅部各种人员的配备、人数和职责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阴符”篇记载了利用不同长度的符节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进行秘密的通讯联络。“阴书”篇则记载了将一封信分作3份，由3人分别送达的秘密通信法。“军势”和“奇兵”篇揭示了临阵决战，创造和利用优势，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一些原则。“五音”、“兵徵”篇将阴阳五行学说引为其理论的基础，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迷信之处。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分别论述了兵器、军用器材的种类及其性能，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和反伏击、攻城、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泽地带和险阻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并对特种地形和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如抗击突然袭击、夜袭和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等原则进行了总结。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
九十四：《唐李问对》
“兵家之楷摸，用兵之典范”
《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唐李问对》共分3卷。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
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对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名称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八阵本是一阵，临阵对敌时，出于变化制敌的需要，才散成八阵，战斗结束后，又复归为一阵。其中天阵、地阵的名称来源于旗号；风阵、云阵的名称来自旛名；龙、虎、鸟、蛇四阵的名称则本自队伍的分别。后人出于误解和以讹传讹，才将其误认为8种事物。其实在实际战斗中，阵势的变化远远不止这8种。它还对楚国和中原各国车兵编制的差异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车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组成，分为3甲，每甲25人。楚国每车一乘由150人组成。这是因为楚国地处丘陵和江河湖泽地带，车少而人多。
卷中主要论述如何戍守北边、训练军队、择人任势、避实击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排列营阵诸问题。
它认为，在平定突厥和薛延陀后，戍守北边的汉兵和蕃落应采取不同的教习方法。一旦战争爆发，就临时变易两者的旗号服色，使敌人难以捉摸，产生误解，然后出奇制胜。它又认为，君主良将应善于选择将士，利用其优势。蕃兵的长处在于骑兵，汉兵的长处在于强弩。善于用兵的人应分别利用和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战胜敌人。它还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关于虚实的思想。虚通常指劣势和弱点，实则指优势和强点。要识别虚实，必须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就不会了解虚是实，实又是虚。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动，用这一方法来调动敌军，从而摸透敌军的虚实，然后用正兵对抗敌军的坚实之处，出奇兵攻击敌军的虚弱之处。敌人以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击它，反之，就用正兵攻击它。这样，就可以达到掌握主动，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的目的，并最终战胜敌人。作者在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了虚实与奇正、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对如何争取用兵的主动权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它又指出，为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和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的方法，来取得作战的胜利。它还对李靖创制的六花阵作了详细、朴实的阐述，指出该阵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法，并介绍了方、圆、曲、直、锐等阵形和阵名。这在阵法研究中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和穿凿附会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唐宋时的军事著作往往将古代军队宿营部署的营，和作为战斗队形的阵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作者在这里虽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也没有将这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论述清楚。
卷下主要论述重刑峻法与胜负的关系，以及义利、主客、步兵对抗车骑、分合、攻守、御将、阴阳术数、临阵交战和对兵法的理解等问题。
它认为，用兵应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要铲除大患，就不能顾虑小义。主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因时制宜，善于反客为主，变主为客，才能屡战屡胜。它又对《孙子兵法》“形”篇所说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有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指的是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这种解释是颇有道理的。它虽遭到一部分学者的反对，但又为另外一部分学者所接受。它对攻守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它指出，进攻是防守的枢纽，防守是进攻的策略。
进攻不仅仅是进攻敌城、敌阵，还必须攻敌之心。防守不只是守卫营阵壁垒，还必须保持我军的士气，等待战胜敌人时机的到来。它认为，攻敌之心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彼者，保持我军士气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战胜的人，就是知己者。我军可以战胜敌军，在于敌军有可乘之机；等待并寻求可以战胜敌人之时机的人，就是知彼者。这是用兵作战要点。
不过，它在论及攻守时犯有将攻守和好战、忘战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它一方面引述《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定自取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势必危及稳定。另一方面又承认好战、忘战和攻守的道理是一样的，将进攻等同于好战，将防守等同于忘战。其结果就是将攻守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态势和作战形式，与好战、忘战这两种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相提并论，混而为一。
它还指出，阴阳术数不可信，功成业就，事在人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认为阴阳术数是不可废除的。其理由是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善于用兵的人自己不能相信阴阳术数，但可以假托和利用这些东西，以驱使和命令那些相信阴阳术数的贪欲、愚昧之辈。
总之，《唐李问对》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发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辉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但这些错误和不足并没有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
九十五：《尔雅》
第一部词典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作为书名，“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
对于《尔雅》的写作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西周初年周公旦所作，后来孔子及其弟子作过增补，有人认为是孔子弟子编写的。这种种说法都不可信。《尔雅》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楚辞》、《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书中谈到的一些动物，如狻麑（suān，即狮子），据研究，不是战国以前所能见到的。《尔雅》成书的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经出现了犍为文学的《尔雅注》。
从《尔雅》的性质来看，它本是一部以解释五经的训诂为主，通释群书语义的训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