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会说：“我们也不知道……”），说着最平庸的话，以此安慰别人，仿佛不这么做就会招来精英分子的谴责。“世界不会像有些人惧怕的那样，在1982年3月10日星期三这一天走到尽头。”一个星期之后，它在一条广告里这样写道：真实情况是，那一天所有的星球都排成朔望（syzygy）形式，意思就是说，它们都在太阳的一侧。（我们也不知道syzygy这个词的意思，所以我们查了字典……）如果世界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毁灭，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她变成一个更适于居住的地方呢？
后面这一段话提醒了我们，要想让中产阶级能够理解。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是多么不可或缺。幸运地受过较多教育的人阅读是为了获得惊喜，而中产阶级阅读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被肯定。偏离习惯的语言规则，会把中产阶级搞得困窘和心烦意乱。
【圣经】
中产阶级是无数《圣经》“新译版”（“重写版”的说法似乎更贴切）占压倒多数的读者。不消说，这些“新译”使我们的时代同以前相比蒙受耻辱。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教育全球化普及之前，这些新版本根本不会被认为有必要存在。受了如此不幸的教育的人们，不光对历史观点毫无知识，而且连行文风格和习语也所知甚少，除了现代英语之外，其他任何时代的英语都会难住他们，于是中产阶级甚至要求神性也要用“容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假如，就像奥登所说，
时间……
崇拜语言，而且
原谅每一个
它赖以延续的人，那么，中产阶级则痛恨和害怕语言。实际上，这个阶级坚持应该根据下面的例子做一个等级区分。那些喜欢“你前往何地，我亦前往。”（《圣经：路德记》1章16节）《圣经》版本的人，应该和喜欢这种版本的人区别开；当然中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钟爱后一种。因此，由于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心理环境，各个阶层不仅阅读不同的东西，而且，作为这种阅读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不同的东西。正是这种和其他方面的差异一样多的不同，塑造了美国，一如理查德·波伦贝格的《一个可分割的国家》（1980）一书所定义的国家。
【观念】
两个高高在上的阶层，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没有多少观点和看法。其中很少的几个他们喜欢常说的观点之一就是：首都一定不能被“侵犯”。还有一个观点是：西装革履绝不能被忽略。除这两条之外，他们就没什么成型的信念了。他们甚至像中上层阶级那样，不相信文化。或者假如他们相信文化，也只喜欢有其他货色伴随的文化。科尼利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喜欢萨拉托加温泉城，因为他发现那里“有艺术和美国最棒的赛马活动。”科罗拉多的阿斯彭是上层阶级的文化麦加，不仅仅因为去那里花费不菲，还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同时享受到文化、“景色”和有闲阶级的体育运动（阿斯彭是全美着名的滑雪盛地，风景独特，每年举办的夏季音乐会极富盛名。译者注）。
另外一方面，中产阶级相信许多东西。例如，它相信便秘，认为如果你没有“每天大便一次，”就会遇到大麻烦，必须马上吃通便药，而且最好选用电视广告推销过的种类。这有点像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来避免指责一样，中产阶级也希望把他们的大肠弄得干干净净的，别让人感觉出丢人现眼的污渍。“我正在学习肠胃治疗，”一位年轻女于告诉斯塔兹·塔克尔，“我们的消化系统并不干净。”中产阶级还坚信，一个人应该不顾一切代价成为专业人士，因为一个牙医或兽医都要比当一个拿工资的雇员来得有地位。他们相信穿什么也不如穿皮的，相信从你的旅行箱可以判断你的为人，相信你应该旅行时穿戴整齐。他们相信彼得·沙菲尔是个思想深刻的剧作家，大概赶得上莎士比亚（就像杜雷尔赶得上普鲁斯特一样）。而且，在观看话剧《马》时，他们一定会在听完心理分析医生的演说后站起来鼓掌。他们还抱有某种建筑学眼光，认为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很漂亮，包括那些金色和鸡血红色的装饰，还有所有挂着小灯泡的东西。（可以进行一项简单的测验：一个人若在听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里的布谷鸟叫声时感情达到最高潮，他或她准是个中产阶级J他们还相信“登机坪”在等级上高于长途汽车站，以及，由于对效率和进步的迷恋，他们相信一台家庭或个人电脑就可以解决生活里的所有问题。（这是贫民阶层相信“债务调整”的中产阶级版本。）中产阶级相信电器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一观念在一则电视广告中大获成功：一个父亲，在他女儿的婚礼上宣布，他将送给她一台电脑作为结婚礼物。这条广告击中了观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心，可谓机灵到了家。
贫民阶层相信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中产阶级更有意思。比方说，一个中产阶级会相信梦见的东西有意义而且可以从《解梦书》中得到证实吗？他们相信铜手锅能医治风湿症吗？相信在跑马场下赌注赢一大笔钱的机会很大吗？相信官方在军人的食物中掺人澳化物来减低士兵的性欲吗？相信莱厄特里尔将制服癌症吗？相信“创造性科学”这个概念没有矛盾吗？相信只要“发明”了某种东西（像“反重力皮带之类的东西”）就可以公开杀人吗？或像一个据说曼哈顿的旅店服务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瘸子和畸形人是因为上辈子于了坏事，今生令其“投胎”受罪作为惩罚？相信世界语是解决世界上所有误会的一个办法吗？相信只要和糜鹿、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或古代爱尔兰秩序联系起来时，设立“妇女援助组织”就不荒唐了吗？相信把一个网球锦标赛叫做“康格鲁姆经典赛”一点不滑稽、不古怪吗？这一切都是贫民阶层乐于相信的东西。比起中产阶级，他们显然更有趣。
当看到一则Tiffany的丑陋珠宝广告时，中产阶级会砰然心动，而看到某广告声称可以减轻直肠发痒、或吹嘘一本关于扑克的书可以给购买者挣到“终身收入”时，贫民阶层同样会感到激动不已和满怀希望。
贫民阶级与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迷信的谦恭态度。正是大多数贫民阶层人士相信建筑物不能有13层，赛车时不会用13编号。的确，恰如大数字（前面总带着美元符号）深深植根在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头脑里，贫民阶层也喜欢数字，比如体育比赛的计分对他们常常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幸运数字和乐透奖彩票号码等等。不久前，我在一个机场的报亭排队，我前面是一个贫民人士，他的老婆站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他花了2。65美元买了一份杂志和口香糖，然后冲着他妻子大喊，简直是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好让人知道他是个蛮棒的运动员：“记住！65是咱的（彩券）号码！”贫民贪婪地阅读占星术，经常接受星相建议。他们相信赢和输存在“运道”，是不可改变的，也相信赌博。由于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助你找到丢失的东西，他们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里刊登对圣安东尼的帮助的鸣谢。他们相信老天爷。他们对下面这样的直邮广告给予答复：
你需要帮助吗？你需要祈祷吗？你遇到麻烦了吗？你孤独吗？你需要源源不断的钱财祝福吗？……我要给你寄去“财富的金十字架”。如我所嘱，不要寄任何钱来。
托克维尔曾得出结论：“宗教的疯狂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尽管跟随他的结论走下去也许会乐趣无穷，但这对本书来说题目过大了，而且也不应该在宗教信仰的角度上讨论等级问题。不过，到最后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各个阶层的殡葬行为里包含的社会分层意义。也许，最重要的上层和下层区别（不论把它们界定为什么阶层）在于，冬天给人下葬时，贫民阶层的家庭会把一条花毯子盖在棺材上，好让死者暖和一点，而上层阶级压根就不会想到这件事。另一条分界线是，上层阶级举行场面壮观的葬礼，并在报纸的讣告栏里刊登动人的广告，而下层家庭则不这么做。吉里·库伯摘录（或创作）了一段名言：
上帝带爹爹去了天堂，
那是他老人家的愿望。
但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依旧整日在想。
怀着最深挚的爱。永远想念您的：
多蕾丝、沙伦、艾德娜婶婶和小泰瑞。
不过最好对这类事情不要探究得太深。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中西部上高中的孩子的警告，对这类话题躲远一点儿。他在回答一个正在做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时说：“没错，我们在哪儿都吸大麻。在车里，在课前四处瞎逛的时候，甭管什么时候。可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相信上帝，或者我们会允许什么人去推倒上帝。”
第七篇 “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不论你继承了多少财富，你的工作是否可靠，你的居住条件怎样，你的外观如何，也不论你的私人车道的形状和面积，你家起居室和前廊的摆设，你的饮料的甜度，你吃正餐的时间，邮购什么商品，也不论你上的学校在什么地方，你对它有多少敬畏，以及你读什么样的书报——只要你一张口说话，你的社会地位就暴露无遗了。“一个人的言谈永远是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告示牌，”约翰·布鲁克斯针对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把本琼生三个世纪以前的发现换了一个说法。本琼生说：“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人。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十七世纪的道理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显得更具有真知的见，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恰恰存在一个尽管不为本琼生所知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唯恐自己的语言冒犯了别人，因而对那些能巧妙地显露等级地位的表达方法心醉神迷，像委婉语、雅语和伪脏话，如“Golly！”（老天哪）但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要准确地讨论语言的等级意味，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谈论别国的而非自己的等级和传统，就更是容易出错。英国人H·B鲁克斯一贝克，在他最近为理查德·巴克的《重访上层与非上层》（1978）一书撰写的上层和下层用语之美国部分中，就错误地理解了美国的等级用语。掌握这门专业要花费数年时间，能在大西洋两岸都保持精确的听力也绝非易事，后一点已是共识。因此，布鲁克斯一贝克所谓的上层美国人回避的二十六个表达法便显得错误百出。
例如，他告诉我们非上层人士才说“affair”（活动），而不说“party”（派对）。可任何阶层的任何美国人都明白，这两个词完全不搭界，讲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af…fair”是指商业性的饭局，比如沉闷的聚餐会或招待会。如果你打算玩个痛快，你不会去参加“affair”，而是去参加“party”，除非你是去进行“1ove affair”（偷情）。布鲁克斯一贝克还告诉读者说，贫民阶层才把钱说成“folding stuff”（折纸）。不对，这是个已经老掉牙了的俚语。今天的人们常说的是“mazuma”和“green back”（绿背）。贝克又认为，美国的贫民阶层把上层穿的“tuxedo”（燕尾服）说成“tux”（礼服），他又错了，上层人士会认为这两个称呼都是低层用语，他们说“dinner dress”（晚餐服）或甚至“black tie”（黑领结）。这是等级更高的人们的用语。即使是在把我们这位英雄从“燕尾服活动”（即黑领结派对）送回家的交通工具这点上，贝克也犯了错误。贝克坚持认为，贫民阶层会把这种车说成“limo”，而上层人士说“limousine”（加长的豪华轿车。译者注）。都错了。事实上，贫民阶层说“黑色闪光的大凯迪”，（有时候则是“凯迪”），中产阶级才说“limousine”，只有那些专为葬礼或酒吧聚会一类事务出租车子的人，才会背地里称其为“limo”。那么，上层阶级的人们究竟如何称呼这一交通工具呢？他们说car（车子），比如他们只说：“帕克，十一点左右我们要用车”。
布鲁克斯一贝克的疏漏有效地提醒了人们，要想正确解释语言的等级暗示是要冒风险的。托克威尔的预言中出现的失误，对于警告这种过分自信的态度，也派得上用场。托克威尔过高地估计了“民主”一词所具有的消除等级差别的威力，他臆测这种新型的政治组织方式会极有效地铲除语言和文字风格当中的社会等级差别。当他举目环顾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发现满耳是千篇一律的词藻，于是构想出一条适可而止的等级界线：“在似乎本来就庸俗和看上去显得有教养的语言表达之间，不应做什么区分。”他总结说：“语言里的混乱，一点不比社会中的混乱少。”然而，这片大陆上发生的变化已经证明，他对语言和民主社会的理解都出了差错。事实是，正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等级差别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生机勃勃。而语言，非但没融合成一个无社会差别的共同体，反而出人意料地滋生出更多的社会等级符号。实际上，语言和社会都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对此都很清醒。他们会向从事调查的社会学家们指出，语言是判断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地位的最有效的工具。有人发誓说：“一点错不了。一个人刚一张嘴，你就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了。”由于这里的等级制度比英国的更加扑朔迷离，语言的意指与南希·米特福德于1955年在她那篇讨好的文章《英国贵族》中划分的“上层”和“非上层”相比较，实在是要更多。更微妙，简单的一分为二的类别区分实在不足以描绘这些指称的实情。于是，一旦要讨论语言在美国社会里的等级含意，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些绝对的等级差别标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很可能就是双重否定的用法，这个表达使贫民阶层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区别开来。比如，“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意为“我不满意”。正确说法是：i can'tget satisfaction 或者i can get no satisfaction。译者注）。你在大公司董事会和管理阶层的会议室里，或者参加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