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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收到美妹的信，她写了一通宽慰我的话后，话锋一转，突然提到小多已有一个月未给她去信。她在那上头惨兮兮地写道：“请帮我拯救爱情，你是它的目击者。”
美妹怎会落到焦头烂额的田地！我忽然生出种火气：我们就都那么倒运？非扳回来不可！那番火气烧得我振奋，浑身血液畅通，大有起死回生之感。以后我又试过数次，确认愤怒对忧郁有压抑作用，就如深色能涂没淡雅的色彩；然而我却未研究出何种情绪可压制愤怒，所以我宁可忧郁下去。
小多是我远房表哥，才子模样，曾给美妹寄过情书无数，美妹展示过其中精华部分。这使我既受害又受益。受害处是从此迷上生活中罕见的燃烧般的炽热恋爱；受益处恰恰也是这一点，即爱情观的层次高远。小多中学毕业在家里吃了二年多者米饭，据说是看看风头。他早我一步来了黑龙江，也是林场，可离我们不近，叫什么大树屯林场。
我开始酝酿一封讨伐信。我口才不怎么好，跟人说话总感觉倒不干净似的，写信我却能有条不紊，因此也比较看重写信拿手的其他人。
我正发挥得酣畅，就听吴国斌把她刚收到的信撕碎，撕信时她脸部怨气冲天，像在撕裂仇人。我觉得她不可捉摸，不由多看她一眼。后来我发现这正是我对她的兴趣所在。
“明天就走！”她自言自语道，一面恨恨地在软疲的枕头上猛拍一掌，“你那个大村屯就去不得吗？”
我吃了一惊：“你去大树屯林场？”
“是啦。”她说，“想追根刨底吗？”
“不，我亲戚在那儿，有封急信你帮我带去好吗？”
她没开尊口，那就代表答应。她从不肯痛痛快快地帮别人一点小忙，仿佛利人与损己是同一概念。她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等到我糊封口，她说道：
“喂，干脆一起上大村屯去逛逛。”
“去那儿？”
“反正放假，现在你那个小弟弟又不在了，出去散散心。”她说，“不远，坐半夭火车就到。”
我对倪娜说过另有安排，对她用了托词我内疚，眼前倘能把这假期安排掉，托词就变成先见之明。况且远离父母亲人，小多的那点远亲也变得无比珍贵。可惜，这月的余钱都捐给失窃者了，问人借钱我不愿，那个“欠”字让我觉得下贱。大约是对舅公遗风的深切厌恶。
“担心盘缠？”她笑起来，尖声尖气，“那趟火车不会收我们的票，免费运送。”
“认识列车员？”我想不出别的理由。
“呵，当然。”她肯定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搭车到了贮木场，然后去了车站。吴国斌买了三张站台票，我们便顺利地在车上占了个长条硬席。我背了个方包，那是上海的时兴货，里面装着给小多的礼品：两袋豆腐粉。
从上海出发时行李中大半是吃食；玫瑰酱菜、红糖、炒米粉拌芝麻、小黄糕、按叶糖、盐金枣……像个廉价食品展览会。然而上海货到了这儿就剩不下的，要是豆腐粉能生吞着吃，小多也得不到礼物了。真的，上海带的精盐蘸馒头都有人上来抢夺，抢不上就用纱手套什么来交换。
钱小曼穿了双新单鞋靠窗坐着，鞋略小，挤得脚面高高隆起，很畸形，走路总像跳忠字舞那么善用脚跟踢打地面。我们肯让她跟着跑出来，使她大大地感恩，不时展露笑意：
“旅行开始了！”她用唇部发音，生脆，“怎么没见那个列车员朋友？”
吴国斌瞪瞪她，扭转头去。这个人常常喜怒无常。看得出，钱小曼跟她相处手心里总捏着把汗；平素吴国斌差她干这干那，她总是任劳任怨。开春时她长高了几码，超过了一米五五大关，可惜万林强从不注意这点，总管她叫“小不点”。其实在我们中间，钱小曼最适合当妻子。她劳碌，做起事来手脚快得呼呼生风；她说全是来这儿练出来的，在家里阿娘置家方寸不乱，她沾不上手。她那份天才，过独身生活似乎有点大才小用；不过，我总担心她会培养出一个懒汉丈夫。
林区的火车有点像交通车，动不动就停靠一个小站，下去十多人，换上十多人。停了五六站左右，车门那儿有人喊：“查票了！请把票都准备好。”
吴国斌一跳而起：“快，跟我走！”
钱小曼霍地站起：“快找到你朋友，他得管我们。”她有点绝望，脸涨成赭色，并且急得指手画脚。
吴国斌搡了她一把，搡得她昂着头向前冲了几步。我忽而有了种不祥的预感，只得掮起方包，逃难一样跟着她们一气跑到最后一节车厢。那儿特别空，吴国斌找了个靠近车门的座位舒舒服服坐下。
我问：“你没朋友在这儿，对吗？”
“有我也不靠他。”她傲慢地说，“我只靠自己的本事。”
“有还是没有？”我瞪着她。
“没有又怎么样！”她甩甩发，迎上一步。
“你像个骗人的无赖！”
“现在你也成了混票的无赖。”
钱小曼急得要作揖：“别吵，别吵，查票的马上会追过来！”
“你们有钱罚票就可以在此地候着！”吴国斌直杵杵地盯着我，“我得当无赖，车一停我就下站台，上前面第一节车厢去。”
钱小曼直眨双眼皮，“那为什么？”
“笨蛋，那儿已查过票了！”
车一停靠，我们就下车往前狂奔。此时此刻愤怒已无影无踪，只想着脱险，脑海一片空白。事后回想那一幕，对那些上了贼船不知回头的人充满同情。置身于非常环境，人的趋同劣根会动摇辛辛苦苦树了十多年的信念。这也许是人的软弱性。
冷清的站台上，三个人的队伍显得庞大。刚上车不久，乘警就跑来致意：
“你们好呵，请出示车票。”
那是个年轻人，理着严肃的分头，眼睛漂亮而又滑稽，相信这种眼睛最擅长追踪女孩；碰上这个灾星，我们是跑不掉了。不像碰上个老太，只出于职业习惯。他把我们带到餐车，顾自坐下，眼光逐一掠过我们的脸，最后炯炯有神地落在吴国斌身上：
“坐车不付钱，你们真是啥事都敢干！”
我讨厌他肆无忌惮，他那眼球亮得有点流气，具有穿透力。换了种场合，我可以鄙视那目光。当俘虏的地位把清高剥得一丝不剩，这让我屈辱，充满敌对情绪。
“我们没带钱。”我说，“想扣押我们吗？”
“我们是知青，没钱。”她们两个说。
那人露出白晃晃的牙：“原来都是老手了！”
一股热气烧炙我，周身渗出细小如毛的汗滴。我懂得我只有规规矩矩地做人，除非自尊心全死了——那样，人也就死了。我素来无限赞佩一头撞死在墙的烈女子，觉得这种死法迸裂出最高气节。美妹笑我有自杀倾向，我觉得那是个气概问题。
“报你们的姓名！”他摸出个本子，“我要给你们单位打电话，让那儿出人来保你们。”
“哦，我叫王小妹。”吴国斌说着飞快地朝我做了个眼色，“她们一个叫张玉英，一个叫徐美！”
“徐美！”他猛喝一声。
没人答话。吴国斌推了钱小曼一把，钱小曼竟哭起来，两只手背轮流擦着。
“看样子你是个出头鸟！”
乘警站起来，兴奋地跑到吴国斌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像在斗眼，又像是在相互欣赏。末了，他转身对我跟钱小曼说：“你们没事了，走吧。胁从不问，首恶必办。我只惩罚她一个人。”
“要放全放，要留全留。”我斩钉截铁。
“那好，你想把事情闹大！”他说，“我奉陪到底。看看吃亏的是你们还是本人！”
我没料想吴国斌会上来推我们：“你们出去，我能对付。”她嘴边荡漾着一丝冷笑，“快走呵，笨蛋！”
钱小曼拖着我走，刚出门，吴国斌飞起一脚，门便很响地关上，里面和外面隔成两个世界。餐车和车厢间有一截走廊，玻璃坏了，风很大，吹得头发支离破碎。有好几次，我都想敲破那扇门。一会儿，门开了，吴国斌走出来。我们迎亲人般迎上去，她用胳膊挡住我们：“了结了。回车厢吧。”
关于这件事，我们谁也没再提起。那已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屈辱。那以后，冷笑就像生长在黑女孩的嘴边。翌年大雪纷飞的阳历年，我作为她唯一的朋友去探望她。她蹲在看守所一间黑洞洞的拘禁室内，隔着栅栏般的铁窗，她叹息道：“我失算了，坏女人再毒也拼不过坏男人。”我就在那天被触动了，那是种纯女性化的悲切，对同性沦落者的巨大怜悯和负疚、伤感。从此她便杳无音讯，我预感，她不会再在我生活中出场，说不清到底是谁遗弃了谁。
火车驶得慢，鸭步似的晃着。一路上，没人再来找麻烦。车到大村屯站，那个乘警突然出现在站台，两手插在裤袋内，撑得开开的，远远地朝我们微笑。
“杂种！”吴国斌唾骂一句。
我后怕，怕得不知所措，简直迈步都困难，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冒险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冒险，对女人来说，付出的代价犹如经受了几场大灾难。
出了站，路边有个亮晶晶的玻璃瓶。我踮起脚，把它双手举过头顶，怒不可遏地把它摔成碎片，感觉像砸碎那个漂亮的男性头颅。
吴国斌不露声色地瞧着我。
小多用沉默来迎接我们三位不速之客。他大变了，脸从眉目清秀变得五官含混，老里老气的，而且不停地抽烟。一年前还是个君子模样，现在却破破烂烂，凄凄惨惨。
“出事了？”我问。
他看看我：“毛主席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目前形势大好，时局严重。中央的红头文件下来了，林彪事件真相大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浪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边上过来个大姑娘，用手推他：“小多，别再说了。你去写，把它们写在纸上。”
他低头猛吸烟，突然挑起右眉斜乜我一眼，是那种躲躲藏藏又鬼鬼祟祟的飞眼。我魂飞魄散，我家附近有个疯子，他瞧人一律斜视，自下而上的来一下，那副鬼样子我记忆犹新。
“你怎么了？”我扑上去使劲扳他。
“来不及了。”他手劲出奇地好，像个蛮汉，“场部勒令我写，我得立即办到。”他旋即扑在那儿挥笔疾书起来。
大姑娘把我们叫到女宿舍，说：“他受了刺激，变得不大正常。”
怎么会呢？他一向是个侃侃而谈，温文尔雅的人，有着小聪明无限！我辛酸起来。大姑娘拍拍我的后背：“别担心，他病得还不重；就是不能谈政治、开会；平常脑子还是清楚的，也能劳动。”
她脸型长狭，五官却紧凑地聚在中央，两头像是可以截出许多边角料。她有两条紧匝匝的鞭子般的小辫，分别紧贴耳朵，像是一心一意当护耳。她不晓得装扮自己，说话又冷静干脆，城府深厚；我猜想她是老三届的。在我看来，那几届人几乎人人具备政治家素质，另外也免不了会耍耍阴谋；他们几乎不懂得享受青春，天生的老头老太坯子。我对他们半是敬慕半是同情：他们活得太枯燥。
“你们还没入社会的大门。”她说，“人是一点一点长大的。”
她像个阿妈妮，慢吞吞地开始给我们烧面条。她说，年前小多的两个朋友回浙江探亲，想省下盘缠，钻进了装货的棚车。车到锦州，卸货人发觉两具紧抱的尸体，验下来是冻死的。小多受了刺激，说了许多激烈的话，其中有些措词不妥当。不久就有人检举到场部，上纲上线；场部立了案，刚开了个头，现在只好草草收场。
她用筷子搅着面条，说：“他也太软弱了。”
“那些检举的人也太卑鄙了！”我说，“两大打击合并在一起，他怎么受得了。”
“他也有错误！”她看看四周，“是世界观没改造好。再说，怎么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得！”
宿舍内还有几个老三届模样的女生，个个捧着厚书，而且全部都戴白边眼镜，锁着忧国忧民的眉头；偶然翻书时，她们中的一个会推推眼镜，投来严肃的一瞥。
长得像阿妈妮的大姑娘下了一锅淡而无味的烂面条，我们三个分着吃了，那是我生平吃到的最糟糕的面条。因为谈到“最”字，所以只好终生不忘。
饭后，我们又去看小多。他抽着烟，手指像刀义那么翘得尖尖的，报告纸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他写满一张，就亢奋地把它揉成个小球塞进衣袋。
我问他是否认识我。他又一次斜视我，跳起来用衣角擦擦手，说：“表妹！”
“小多阿哥！”我摇撼他，“还记得美妹吗？她让我来看你！”
“美妹？知道，知道。”他不仅斜视，而且肩也端得一高一低，“告诉她，上山下乡是个大方向，中央有红头文件，谁反对谁是现行反革命；送到中南海去铐起来……”
大姑娘把我们拉到门口。天已近黄昏，落暮苍凉，她问我们有何打算。吴国斌说去投奔她姐姐吴国平。大姑娘说，吴国平在一连，离此地三十里；她又为难地表示她很不忍心让我们去赶夜路，只是我们没带介绍信，她不便留宿。
她在一张纸上画去一连的草图，笔迹纤软细致，仿佛溢出女儿本色。正在此时，边上冒出个粗犷的男人声音：
“呵哈，哪里冒出三个红小兵！”
那是个阳气十足的男人，身材魁伟，脸孔很粗砺，嘴唇和牙齿都发暗，像是喝惯了陈年老茶叶。大姑娘叫他“老枪”。
老枪听了来龙去脉，说道：“那段山路岔道很多，你们能摸得到吗？”
大姑娘说：“要不，就回呼河林场，晚上有一班车进去的。”
“什么？”老枪大叫起来，“你们是呼河林场的，我的同学万林强也在那儿！”
“他是我们的头儿！”
“还有个同学叫朱……什么？矮个子，黄胡子，戴着近视镜，很左派的。”
“我们叫他知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