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里，父母告诉我在深圳的那个同学已多次打电话找我，想起他我悲愤交加，如果不是他的“失踪”，我怎么会落得这种的结剧？
可是，同学终于从上海打来电话解释，春节后他回到深圳，先是手提包被偷，手机、呼机全部丢掉，后又被公司解雇，他一气之下往上海发展，本想安顿好自己，再与我联系，可是，没想到待他把电话打到我家，我已经失踪数月之久，听到这番周折，我不由想到自己也许真是该当有此一劫，也算是见识了一番，差点也享受到荣华富贵，飞黄腾达的滋味，只是，这条道怎是一个“黑”字了得，所以，我还是庆幸自己知途迷返，只当那些经历只是一个传奇。
采访者思绪：
对王祥昆的电话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几次，这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师大毕业生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沧桑感，几次我都想劝他，别把过去当成壳背在自己身上，那实在有点太沉重了。
幸运的是当我终于把这段传奇付诸文字的时候，他竟来到了北京，他受同学的邀请也实在是想在北京找一份他有出路的工作做。
我们很快就见面了，这是我们都不曾想到的事情，可是，彼此能够谈得来是早已实践过的事实，因而，双方并不尴尬。
我把成形的文字给他看，几天后他还给我时，涂的一塌糊涂，面对我的诧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删去了很多。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太多黑暗的东西，我想这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别把它搞得这么恐怖，其实，契爷对我不坏，我在他身边没有受苦，我也没看到他对谁太过份，我想他那么一个高位截瘫又是风烛残年的老头，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而已。
我说如果你真的逃不出来你会怎么做？王祥昆沉默了好久才说：“我想世界之大，人也很难分清谁好谁坏，无非都想生存下来，对许多人来讲，能够好好活着就已经不错，所以，去想问题是自讨苦吃，所以，我以后只要好好走路，做什么人也许并不重要。”
不久，我听说王祥昆终于在一家法国独资的企业找到了工作，是典型的外企白领，月薪5000元，我心里想他也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很夸张的口气说他后悔把纹身去掉了，回为他手腕上匕首纹身的痕迹引起了法国女孩的崇拜，她们听说他的传奇会更加对他崇拜的无体投地。
“我想我胸前的那条龙如果没有去掉的话，那很可能她现在已经投进我的怀抱了，因为法国人喜欢浪漫而有个性的东西。”
挂掉王祥昆的电话，唤，他现在已经听见了，我为生活的阴差阳错感到开心，人很难预料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正如人走在路上不知道下一个路口等待的是什么，所以，人要一直走下去，直到经历一切。
第十五章
因为是先天性双目失明，这两姐妹生下来就是为了乞讨，姐姐拉琴，妹妹敲板，边走边唱，她们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对于北京，她们说这里的人大概是有钱。“
——边走边唱的姐妹花乞丐
我最不喜欢冬天，尤其不喜欢北京的冬天，那种温度要是下降起来，真象风是刀子一样割得人脸生痛。
可是冬天什么人都好过，就是乞丐们挺受罪，冰凉的地上一坐就是一天，要是赶上降温，街上没什么人，一天下来忍饥受冻却没什么收入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儿。
不过在北京一般不用担心有这种事儿，因为无论天多冷，北京的街头永远人满为患，而且，在地下通道里呆着，温度低点，风却没那么大，所以，春节前夕的地下通道是乞丐们特别爱呆的地方。
快过年了，人们都在忙着大采购，心情不错的话他们也会变得大方一些，乞丐也得过个年呵，于是，在这种时候上街，乞丐们一般不会失望，那对姐妹花乞丐也就在这时撞入了我的眼帘。
她们守在亚运村地下通道的路口，一个拉着弦子，一个敲着牙板，唱着合辙押韵的民谣，只是，身上花棉袄的颜色招摇的有些过份，再细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她们是一对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盲人。
虽然天很冷，可我还是想跟她们打个招呼，冻天冻地不冻人的笑脸。虽然她们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微笑，可我相信善心的感应力量。
我一次次的光顾她们。每一次都或多或少的投下我的善心。
有一天，突然下雪了，街上的人在迅速减少，我想我应该在这种时候去看看那两姐妹。
果然，经常人声鼎沸的地下通道一下子变得很寂廖，平常总是吱吱呀呀不停地唱的两姐妹大概已感觉到与往日的不同，她们安静的坐着，仿佛在等待什么。
我走了过去，对她们说：
“下雪了。”
那个看上去大一点的女孩对我这个方向侧了侧耳朵，问我：
“这雪大吗？”
我说：“大呵，马路上已经是厚厚一层了，汽车都象是在爬。”
听我这样说，这两姐妹高兴了。
“雪下的大，这麦子过冬就好过了。”
“可是雪太大，就没有人在街上了，你们怎么办？”
两个女孩不吭气了，还是姐姐胆子大些，她问我：“你是干啥的？咋问这话？”
我笑了，在她们面前蹲了下来，“给你们拍张照片，你们愿意吗？”
事后我真的很奇怪，其实，她们的眼睛一点光感都没有，因为闪光灯亮起的时候，她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可是，她们居然很喜欢拍照，而且，请求我一定把照片寄给她们，要是她们已经离开北京的话。
“你是记者我知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妹妹开了口，姐姐说妹妹读过三年盲校，因此知道的事情比姐姐都多。
我抓住这机会，赶快切入正题：
“那么你呢，你是姐姐，你干吗不去读盲校？”
果然这个话题成功了，姐姐迟迟疑疑地边想边说，正如她们的边走边唱。
“不瞒你说，我们家一家6口有四个瞎子，除我爹是明眼人，我娘和我们三姐妹都是瞎子，我那小弟弟还好也是个明眼人，可医生说他的眼睛也有毛病，只是他比我们还好，现在总算还能看见事儿。
我们三姐妹都是先天性失明，长这么大就不知各自长得啥模样，自然，我也不可能去读书。
我那个大点的妹子已经嫁了人，男方是个哑子，也是先天性的，当时为了给我弟治眼睛，对方的聘钱又挺多，我二妹妹一定要嫁，也就由她去了，农村的女娃没什么旁的路子可以想，更何况我们这些瞎子。
二妹嫁了以后，我说什么也想叫小妹去读盲校。我想这个家里我一个人吃苦就行了，不能让她们都跟着活不出人样来。
这样小妹读了盲校，我和娘在家种点棉花，我爹背着弟弟到处治病，怕他的眼也瞎了呀。
后来，弟弟这眼病总算稳定了，可妹妹的书却念不成了，因为家里欠下了一屁股债，人家天夭堵着门来要债。
实在不行，我爹说，上街要着吃吧，你们姐妹俩，这个家养不了这么多闲人呵。
听爹这么一说我就哭了，其实，从一落地，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上街要着吃，因为，瞎子大多数都要这样。
你看我这拉弦子的功夫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练开了，背那些老歌，背不过不能吃饭，从小我爹就这样教我。
因为生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注定要活得比别人难，所以，当我听说弟弟生下来眼睛是好的时，我高兴极了，可惜，他长到八岁时，眼睛也老有毛病，这不如今他16岁了，花了多少钱才把两只眼睛保住，可大夫说，也不敢保证将来他的眼睛不会瞎掉，唉，这遗传的东西真是躲也躲不过。
我爹是个可要强的人，他说女娃子不读书不算是事儿，可男娃子一定要读书，要不将来连个媳妇也娶不到。
所以，我们姐妹俩在外面要的钱，很大一部分要供给我弟弟读中学，可怜我弟弟带着瓶底似的眼镜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我们全家都为他骄傲。
我弟弟常对我说：“姐呵，要是我的眼睛中学毕业时还没瞎，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等我读完大学，你和三姐再也不用出来要饭了，我要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屋里有自来水，你们再也不用那么冷还要到村头的井去挑水，那会儿你们就享福了。”
你说我这弟弟有多好，他知道为了他我们姐妹吃了那么多苦，所以，他用功用得可狠，一定想要考上大学，可是，即便是他考上了大学，我在想我们家哪能供的起他，我和妹妹已经都是二十大几的人了，难道要一辈子这样在街上呆下去，我也不知道。
想来我们已经在外面跑了五、六年了，先到了西安，又到了河北，从河北又到了武汉，可是武汉人不咋地，我们又到了成都。
成都地方挺大，人也热闹，可是，地面上不清静，老要出事，我们两个女娃子总要被人欺负，甚至有时候那些人拿欺负我们瞎子当本事闹得我们东躲西藏的，根本就没法呆下去。
后来，我们就听人说，北京不错，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特别有钱，而且，因为是首都，治安也不错。
我跟妹妹商量到北京去，可妹妹说：“你疯了，大姐，北京哪是我们要饭的去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还不让回老家西安呢。”
可我这个人特倔，想要做的事儿非做不可，我说：“咱们就去北京，就算没法儿呆下去，我们这辈子也算值了。”
就这样我和妹妹一路上磕磕绊绊，边走边唱整整走了两个多月才走进河北境内，到了北京已经是冬天了。
我们不知道北京有这么冷，把身边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可还是被冻得直哆嗦。
我们姐妹俩站在大街上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能扯开嗓子唱，怕警察过来抓我们。
这时过来一个男的问我们：“你们姐妹俩是从哪儿来的，是刚到北京的吧？”
开始我们都装做听不见，也不肯跟他搭话，后来，这人说，“我看你们只是看不见而已，不会连话也听不见吧，我是看你们可怜，想帮帮你们，没有人”引道“你们俩想要在这块地上混饭吃，可没什么门儿。”
听这人说话这个味儿，我明白了他什么意思，这是个专门出来收罗乞丐的用这个圈内的黑话讲叫“地爷儿”的家伙，这些人往往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看到有新来的没有人伙儿的乞丐，他们便会拉你入伙，然后，划一块地盘给你，但收入要他们来抽取一部分。
这种人几乎那个城市都有，只要有乞丐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为丐帮的头儿跑腿，大多是些街头上的痞子，我知道这种人惹不起也躲不起。
既然碰上了“地爷儿”我想正好顺水推舟，让他给划个地盘，眼看要过年了，我和妹妹手里没剩下几个钱，这年也没法回家过呵。
就这样我们还算有点交情，因为后来一打听，他们的头儿是打陕西过来的，老乡自然要照顾一下，我们分到了亚运村这块儿，“地爷儿”说这边的人有钱，人气也旺，好了一天闹个百把十块的不成问题。
开始我们道儿不熟，“地爷儿”每天专门让一个人领我们到那，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小马扎，并且，中午专门有人送盒饭给我们吃，不过饭钱要最后扣出来。
不过这老乡归老乡，交情归交情，到了钱上他们一分也不马虎，每天晚上来“劈份儿”没有人跟你客气。
有一次我妹妹把一卷钱藏在鞋垫里，让他们给发现了，那人给了我妹妹一个嘴巴，说一个小瞎子还这么不老实，我当时气疯了，冲上去要跟他们拼了，可怕警察过来问又又不敢大声嚷嚷，只得忍气吞声让他们走了。
过后我和妹妹抱着哭了一场，这样的日子真是没啥过头，我们瞎子生来就是给人欺负的，可家里所有的一切开销还全都指望我们，包括弟弟的学费。
好多人看见我们乞讨起来好象挺不费劲儿，可受的委屈，挨的打骂真有个说不出道不出的劲儿。
可是人活着就得奔呢，不为别的还为家里的老爹老娘，我们那儿是黄土高坡，在山沟沟里开那么一分二分的地儿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所以，家里人的指靠都在我们身上呢。
这不前几天，家里又捎信来，说我弟弟的眼睛又犯病了，正要期末考试他啥也看不见了，医院里说要动手术，可也不敢保证动完手术两眼还是好的，我爹两头为难，又让人捎信来让我回去。
弟弟一动手术又要用钱，我这种时候回去上哪儿弄钱去，光留下我这个瞎妹子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呵，这两天愁得我吃不下，睡不下的，这曲子也唱不出来，只好光拉弦子，这不，今天又下大雪，唉，人活着真难。
那天“地爷儿”来“劈份儿”我跟他说想借两千元钱寄回家去给弟弟动手术用，他一瞪眼儿说：“借钱可以，你拿什么还？”
当时我哭了，我想我除了一条命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东西，也许因为是瞎子，连我这条命也不如明眼人值钱。
我好说歹说，“地爷儿”终于答应先借我两千元钱，但利息是三分，我知道这样的利息已经是很高了，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加上我手头攒下的1000多元，我给家里邮去3000元钱，我想弟弟动手术大概也够了。
为了还债，我跟妹妹说，这个年咱不能回家过了，一来我们没有钱买车票，二来过年的时候正好是容易赚钱的时候，所以，我们只能在街上过年了。
听我这样说，妹妹流了泪，她说，“我想咱娘，想咱弟弟了，过年的时候街上哪还有什么人，光剩下咱姐妹俩那该有多惨呵，姐，咱们还是回家吧，沿着铁路线走，就象咱们走着来北京一样，也许走到家也正好赶上过年了。”
我没敢跟妹妹说借了高利钱的事儿，也没法跟她说在还上这笔钱之前，我们是不能离开这里的，我只是瞒着她，“天寒地冻的，咱们没法往家走，北京多好，在这儿呆着也不冷，还能赚到钱，别再老想着回家了。”
妹妹知道我这样为难也不吭气了，可我知道她心里是特别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