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妹妹知道我这样为难也不吭气了，可我知道她心里是特别难受的。
象我这样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也不懂什么道理，可妹妹读过几年盲校，认识好多盲文，她其实挺聪明的，在学校里还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可后来我们离开了家乡，出来要饭，也就再也没有听到她那个同班同学的消息。
想来人家早已娶了亲，因为在农村男娃子总比女娃子要好过一些，即便是瞎子也是一样。
这位大姐，你看看是不是雪停了，我听见这里好象比刚才人多点了，要是雪停了咱们就能不再聊天了，我得把这弦子唱起来，要不我今天的饭钱还没处寻呢。
雪停了，真的，那谢谢你，我们先聊到这儿吧，我们得赶紧赚钱了呵。“
“话说那薛平贵直奔了西凉川，只留下了娇妻儿寒窑苦等十八年”……
采访者思绪：
趁这姐妹俩又吱吱呀呀唱起来，我在她们面前的铁筒里放下了十元钱，不为可怜，也不同情，只为她们为我付出了时间。
故事是平常的故事，经历也是大多数瞎子都要经历的，可是这姐妹俩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难去。
包括她们那一心想考上大学的弟弟，和弟弟要让两个姐姐享福的梦想，都画面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的重叠，这是些多么善良的心灵呵。
面对上天的残忍，她们仍是表现的宽容而坚忍，如何活下去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哪怕风里雨里，哪怕长途跋涉，哪怕天灾人祸。
靠她们发财的人称得上是人间最冷酷的心肠，而因为她们能赚到钱，所以，她们说北京还是个好地方，如果可能她们会常呆下去。
果然，过完春节我刚刚上班，路过地下通这时，我又远远听见了她们在唱。
还是那件花枝招展的旧布袄，两姐妹埋头拉的拉，唱的唱，似乎身边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上前跟她打招呼：“新年好吗，你们俩？”
姐姐一侧耳朵听出来了：
“大姐，是你吗？你们上班了？”
“是呵，我们上班了，你们也出来了。”
“我们，我们一直在街上，压根就没回去过。”
“那，你弟弟怎么样了，动了手术吗？”
“我弟弟？”
一提弟弟，姐妹俩的眼睛里随及蒙上了一层东西，我知道她们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姐姐说：
“我弟弟的手术倒是动了，但是，医生说已经晚了，他的角膜已经坏死了，现在，他跟我们一样了，终归没有保住那俩眼睛，真是太痛人了，我们一家人花了多少钱，为了治好弟弟的眼睛，可是还是让弟弟也瞎了，我弟弟功课可好了，可现在，真是可惜呀。”
面对姐妹俩的叹息，我无言以对。
有时候常常想，人生来都是有梦的，只是那梦想的破灭往往都在一瞬间，对这姐妹俩我不敢再有别的话题，因为弟弟的大学梦的破灭，同时也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梦想的消失，对于将来，我想她们同我一样，还是不去想的好。
这也许是做乞丐的好处，没有梦想，没有将来，也不用有考虑房子，车子，吃饱了街头一坐，俯瞰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是人生一世。
谁也没有权利说他好他坏。
第十六章
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四曰穿戴整齐直奔机场。从广州坐飞机回家过年的乞丐当时成为报纸上的热门话题，可使他成为公众人物的不仅仅是坐飞机回家的举动。
——一次拾金不昧的义举使他从乞丐跃为大公司的保安，月薪直逼公司白领。
到广州出差，与几位公司的老总小聚，席间大家对广州日益增多的乞丐现象纷纷表示忧虑，并且关于乞丐的话题活跃。
有人说今年报纸上披露，广州的乞丐过年的时候都是拖家带口乘飞机离开，有人说，乞丐们白天躇缩在角落乞讨，晚上却乘出租车跑去桑那。
更有人这样说，如今乞丐正在成为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国家是否也应该考虑制订相关政策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管理和征收所得税。
想到千百年来一直是不为主流社会所关注的乞丐，在饭桌上成了精英们的话题，这种力量的形成也说明乞丐问题已不容人们忽视。
可广州的乞丐都有什么样的构成？他们同别的城市我已调查过的乞丐是否存在不同之处，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见我对这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对我刚刚收下一个乞丐做公司保安，因为他将捡到的一大包非常值钱的东西及时交给了我。我发现他干的还不错，如果你要找他谈谈，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就这我来到这家公司，在非常气派的公司大楼里找到了非常气派的保安部，我说要找那个新来的保安，人们告诉我，他正在后院擦车。
我往后院走去，看见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正在很卖力的擦洗一辆三轮摩托车。
他穿着一身深篮的制服，戴着一顶大盖帽，个子虽然矮小，但显得挺精神，黑黑的脸上很有些沧桑的味道。
我走近了他，并没有说明来意，只是介绍我自己是英姐的朋友，来公司做客的。
英姐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也的确是我的好朋友。
“英姐是个好人，是她给了我这个工作的，我有今天真得感谢她。”
一提英姐，本来很陌生的我们一下子有了共同的话题，看得出这个保安对英姐是感恩戴德。
“噢，你原来不是这间公司的吗？我故意引他说话。
我一问这个，他很警惕的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揣摸我的来意。
“说实话，是英姐让我来找你聊聊的，我是报社的，但不是记者，你不要紧张，我听英姐说你的人品不错，所以，很想跟你做朋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好吗？”
“记者？这一阵儿我接待的记者多了，你知道英姐为啥总让记者来采访我，我快成了公司的活动广告了，这一段时间，广州的大报小报到处是我被某某公司聘为保安的消息，我们公司的见报率从来没这么高过，一分钱广告费也不需要出，英姐是个好人，英姐做起生意来那更是精明。
为啥记者对我感兴趣？这是因为我做的这十年的乞丐。十年呵，广州大半个城市的人可能都认得我，我叫安世彪，可这边的人都叫我彪仔，十年前我从江西吉安到这里时还不到30岁现在我快40岁了，还是叫彪仔。
当初想到广州来做茶叶生意，每年新茶摘下来焙好了。我就用两个竹筐挑着赶到广州来卖。
卖完了我把钱塞进鞋垫在街上混几天，然后被派出所弄到收容所，他们再把我遣返回老家，到家以后，我会再挑上茶叶出来，卖完后再用这种办法回家，省下了票钱，饭钱。
早几年我都是这样干的，可是过了几年，人们流动多了，好象公安也不太管这事儿了，我自己跑到收容所去，都没有人管理我，这种免费回家的待遇一享受不到，我的生意就亏本了，而且，我最后一次进广州的卖茶叶特别的不走运，茶叶倒是卖光了，收了一把假钞票，到银行去验，差点把我抓起来，说我贩卖假市。
多亏我们同来的老乡为我做证，说是一家茶楼的老板包下了我们全部的茶叶，然后，给我们这一沓钱，我们也是受害者。
假钱全部被没收了，我身上也分文没有了，老乡还好让家里寄来了路费。可我家里除了媳妇和两个女儿，就剩下了几亩茶园了，我知道她们在家里苦等着我带几个钱儿回去来，我不可能让她们再给我寄路费来。
老乡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广州的大街上，我想凭着自己的力气挣口饭吃，可找了几家公司人家都不用人。
因为我出来从不带身份证，广州人又特讲究这个东西，他们看见我又黑又瘦又脏兮兮的还以为我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隔老远就摆手不准我过去，我当时心里气极了。
可是人总要吃饭呵，饿了好几天肚子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垃圾箱里只要能吃的我全部吃下去，直吃得上吐下泻，得了肠炎，躺在街上好几天，我差点死在那儿，还好一个茶楼的老板见我可怜，让我把他们倒泔水的活儿包了下来，没有钱，只是管我一天三顿饭。
这样干了一阵儿，我想总不是个办法我需要钱，能够回家的钱。可是，茶楼的老板告诉我说，“你在我这儿干，我只会给你饭吃，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要是想要钱，干嘛不自己去讨。”
这时我想起在火车站的那些乞丐，虽说让人讨厌，可就是有人给钱呵，能够赚到钱让人踢一脚又算什么。
我念过几年书，简单的字还是会写的，我在一张硬纸板上写了几句话，无非就是想买车票回家了，家里的老父病危了，妻女没人照顾了，等等让人同情的话，拿着纸板我就直奔了广州火车站。
刚开始我特别不习惯，使劲儿弓着背，装做年纪很大的样子，因为，也有些人走到我面前看看后，问我，你这么年轻，身强力壮的干嘛不打工赚钱，跑到这里骗人？“
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啊啊的装聋作哑，有些人还认为我是残疾人，每次也能扔下几元钱。
很快，我的路费便攒够了，可是，这时我却不想走了。
因为我发现在广州即使做乞丐赚的钱也比我在家辛辛苦苦种几亩茶园多的多。
而且，做乞丐时间越长，经验就越多，有了自己的地盘就更威风了，我彻底放弃了回家的打算，并且，两年后把媳妇儿和两个女儿也从江西接到广州。
我在广州的郊区租了农民的房子，两个女儿在村里小学借读，媳妇跟我一起在街上乞讨，刚开始，她还不愿意，可后来我不想让她干了，她竟不肯，干乞丐这行是会上瘾的。
我们俩夫妻都有各自不同地区的地盘，平时各赚各的钱。到了晚上一起乘巴士回郊区的家。
我媳妇比我大几岁，农村的女人又显得老，她白天头上顶块头巾，趴在地上象个老大大的样子，赚钱竟比我还多，因为这个她埋怨我几次，说她早知道在广州赚钱这样容易，应该早从江西那个穷地方跑出来。
我做乞丐做得名气大了以后，茶楼的那个老板见了我都得陪笑脸。“彪仔，发财哦。”
彪仔，你女人好能干哦。“
我也懒得理他，想想当初要不是他，也许我早就死在街头了。
不过我们这帮乞丐开店的人是不敢得罪的，谁要是给我们脸色，马上他就得后悔。
有一次一家酒店开张，那个老板觉着财大气粗，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我们去讨红包也被轰了出来。
结果开张第二天酒店门口便成了乞丐的天下，过去个客人便会被乞丐们伸出脏手拽住讨酒钱，这样一来谁也不愿去那个酒店门口讨晦气，一拖一个星期酒店没有开张，老板急了，赶快派送红包，我们也见好就收，得饶，处且饶人。这事儿才算什本
其实，正常人跟乞丐较劲儿，哪较得过他们。这帮人是要什么没什么，有今天没明天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我只是想赚点钱，回老家盖幢房子，然后，让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别再象我跟他妈这样没出息。
说起来我们在俩孩子面前也特自卑，平时在家里不敢提在街上乞讨的事儿，村里的人也只知道我们夫妻俩在城里打工，至于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人缘特好，也特别大方，那一年，过六·一，我们还花了2000多元钱给村里的学校买了很多书和汽球，我女儿回来高兴的直嚷嚷学校表扬了她们。
我和媳妇在拼命的攒钱，老想攒够了在农村盖房子的钱，我们就不干了，回老家清清白白做人。广州虽好可是我们在这儿太受人歧视了，没有人够看得起我们。
要说这帮儿做乞丐的也是大不争气，男的嫖，女的卖，有的还吸上了白粉，三天两头关局子，出来只剩下半条命还是要抽。
去年一直跟我搭伙的老麦就是抽白粉过量死在街上。
老麦是四川人，来广州混也是十多年了，刚开始他是带一个建筑队来广州干活儿，可是活干完了，工地的头却不见了，把他们一百多口人给摞在了广州。
老麦人挺仗义，他连卖血加卖家底，让一百多条汉子回了四川，自己却躺在了街头上，从此，身体垮了的老麦觉得没脸回四川了，便在广州留了下来，当然，他只能做乞丐。
这次被人骗使他看透了一切，老麦完全成了一个流浪汉，有了钱他什么都干，后来，吸上了白粉，这只能是死路一条，果然，没多久他便死在了街上。
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家是四川的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公安局来收的尸，把他拖走就没有消息了。
老麦死了以后，我好久没有回过神来，这做乞丐真是人世间最凄惨的职业，最终还落个如此下场。
我和媳妇商量着不想干了，钱虽说没多少，但过日子还是够宽裕的了，可两个女儿却不愿意离开广州，她们喜欢这里的学校，在我们老家，上学要爬好几座山才有学校，所以，我们那里一般只有男孩才读书，女孩很少进学校。
那两天我在街上遛遛达达正在考虑去留的问题，怎么那么巧，我在垃圾箱边捡到了一大包东西，里边花花绿绿的尽是些我不认识的象钞票一样的东西。
回到家里，我问了房东，让他看那是些什么东西。
房东一看便叫了起来，他说那是些外国钞票还有什么股票证，反正都是值大钱的东西，房东问我在哪儿捡到的，又说丢了东西的人肯定急坏了。
我也害怕了，我怕他们说我是偷的，这么些值钱的东西人家怎么会随随便便就丢了呢。
房东果然很怀疑我，他一再的说要让派出所的人来看看，我求他说，先不要了，我可以再到捡东西那儿，看看会不会有人出来寻，如果没有，再交到派出所。
我现在想自己当时真的很奇怪，一个做乞丐的人没有想到把这些钱留下来，要知道这些钱足够我们一家用半辈子呢。
第二天，我在那个捡到钱的垃圾站等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问，也没有人来找，第三天，我又去了，快天黑的时候，一个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