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我不光是坏，还要心狠手辣，否则我就会被他们清扫出门。
在社会上混我渐渐有了经验也有了胆量，我们陕西人是老土一些，但是性子也很野，虽说我一开始是因为会讲道理笼络了这帮人，但最后替我撑腰的还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子。几个回合下来，没有人再叫我李老师，“警督”这个绰号便是那会儿传起来的。
自从我那婆姨死了我也再无牵无挂，在北京这个热闹的地方有我的一块地儿，我觉得自己没白出来一趟。
你别问我这些年挣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我在通县和昌平都买下了房子，三房两厅的楼房，挺宽敞，但是，我不爱去住，隔着北京城太远。而且，我不喜欢坐汽车，总觉着那玩意儿不安全。
我现在一直在宾馆里包房间住，一切都还方便，想找个女人也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而且，朋友们玩起牌来也有个地儿。
现在我这帮朋友儿全是用钱攻下来的，刚开始他们不喜欢跟我玩儿。老觉得我这人低他们一等。
其实，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不跟我交朋友，我就设牌桌，我输钱还不行吗？我输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的铁杆朋友，有事没事儿往我这儿凑。我这大方一出了名马上朋友就遍天下了，你说这有意思不？
我现在地面上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去年我那个小女娃跟她丈夫打听着寻到北京，我索性把这生意交给了他们。
反正钱还是要到我这里，随他们怎么去弄。
我那个小女娃开始直说我干这个营生不太光明，可光明的营生是一个陕西的土包子能干的吗？
她挺倔的，自己问我借钱顶下一个水果摊，干得挺欢势。
我那个女婿听话，现在他就在我手下弄着几十号子人，我现在里里外外全仗他了。
不过这事儿我也吃不准还会火多久，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琢磨这种事，而且，这内幕一曝光，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再那么大方，不过我知道你是自己人，不会把这样的事儿捅出去，所以，我这好说的毛病实在是不可救药，你说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觉着自己绝对不是个坏人，有时候只是没办法而已。
这个世界其实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你就说那些残废人不这么干他们不个个都是累赘吗？
这么多人都在活着在奔波着，你能说哪个是应该的哪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有今天也是正常的，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做乞丐做好了也有发财的，这样的社会才公平，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想想过去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吃上公家粮，我恨不能猛扇自己两个耳光，我傻了大半辈子。所以，对那些傻子乞丐我感觉特别亲近，我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这样说来还是他们让我变聪明了。
于是，我便有钱了。
采访者思绪：
“警督”果然是个能言善辨的高手，洋洋洒洒的谈吐使我这个当记者多年的人自愧不如。
我没有到过陕西，但我能够从这个陕北汉子眼神中感受那份黄土高原的贫瘠。
还有野性与欲望。
这个有着畸形的发家史的男人从事的又是一份多么畸形的职业，他还美其名曰为“经营”。
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残忍与冷酷，当那些被收编了的残废人坐在冰冷的大街上的时候，他们被浓缩只剩下了数字的概念。
他们的生与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家人的包袱与拖累，眼前的钞票堆得起高，他们便似乎越可以“变废为宝”。
这交易已经不带丝毫的感情味道，尽管他们或残忍或恐怖或令人可怜地展示往往会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这里“同情”两个字的背后就是他们的业绩如何，就是他们为之打工的老板收入如何。
这就是我采访到的内幕，不知是否值得曝光，打工的乞丐与经营乞丐的老板使这一行当真的出现了职业化的队伍，而且，正在日益壮大。
我不想劝人们从此收起自己的同情心，因为毕竟那些可怜的乞讨者还是值得同情。
但是，面对大街小巷越来越多起来的这些缺胳膊少腿或者是呆呆傻傻的乞讨者，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真到了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这一道丑陋的风景改变了城市的颜色，再这样下去，有些人的腰包鼓了，可我们却无法再正常呼吸因为这空气大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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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他们的女儿读了外语学校，儿子也将要辔文学，所以，那台老机器还要陪他们唱下去，从“金瓶一样的小山”到“悠悠桃花水”他们都能够唱得来，可就是盼望天不要下雨，巡警不要来赶他们，儿子的学费什么时侯能有个眉目。
——一台老机器，两个相依为命的中年人，他们已经在街上唱了六年
最初我注意上这对卖唱的盲人夫妇还是在安定门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
那个灰蒙蒙的冬天，来来往往的人群抑郁而沉闷，这对盲人夫妻的歌声和他们身边那台录音机放出来的旋律总算有点明快，我放慢了脚步，在男人手上的铁筒里放下了五角钱，他没有感觉，仍呆呆的站着，女人仍在唱“悠悠桃花水”。声音有些甜也有些酸。
也许是缘份，我每天上班的路线并不特别规律，但总是会与他们遭遇。
在我对待乞丐的逻辑里，卖唱的乞丐总比那些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乞丐值得同情，因为，无论做什么他们总在为使自己的得到与付出成一定的比例而努力。
一次，两次，三次。
我慢慢地接近他们。因为是北京人，因此，他们的戒心也格外的大。
我知道要触摸到他们的心灵已经不能仅仅靠同情。从他们很敬业的每天站在那里唱的神态上、我已经感受到他们想要自强自立的心情。
尽管卖唱已经是一份过于古老的职业，可我还是期待有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结局。
在我刻意的接触中，他们似乎有些认可同我的聊天。但是。我知道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儿。
终于有一天，那个言谈话语中处处有着当家人的口气的女人悄悄地问我，“现在孩子考嘟家大学收费最少”？
我知道他们已经对我有所信任。在帮他们咨询了一番后，女人答应问我聊聊。
都说盲人的耳朵最尖，我的录音机刚开始沙沙走带，女人便敏感的问：“你是记者呵”？
我不希望她对我产生别的想法，只得忙把录音机关掉说：“没事，没事，你别紧张，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女人迟疑了一会儿，可能觉得我已经帮了他们不少忙，不好意思再拒绝我的请求，她叹息一声，说话不再那么一副主事儿的样子，这使她看上去一下子矮小了许多。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感兴趣，我跟我爱人已经在街上唱了六年，一直平安无事的，我可不想多说什么惹麻烦。
我们俩眼瞅着岁数也不小了，他51岁，我46岁，两孩子，大女儿去年考上了外语职高，小儿子今年考大学，还好他们都是正常人，这让我们俩的压力还小一些。
这年头腿脚健全的人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我们这些残疾人。
要说工作国家倒确实是给安排过。我一开始在街道的小工厂绕无线电线圈，绕一个二分线，一个月能挣个几十块钱。
我爱人跟我是一个单位的，但他人太老实，大家伙都说他反应慢，不愿意跟他一个班做流水，他便被调到仓库，说是做发料员，实际上也是闲呆着，因为，人家那真正的发料员是个健康人。
这样我们一个月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孩子也还小，家里再帮衬着，日子还过得去。
我这眼睛实际上不是全盲，多少还能看见点光亮，可是国家对我们还是很照顾，一直养了我们这些人那么多年。
1990年，我们单位效益不好，又被取消了优惠政策，因此，几个月周转不动，工人的工资都拖了几个月。
这时我爱人被发现生了糖尿病，又是检查又是治疗，折腾了大半年，为了照顾他，我工作也干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单位。
开始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我一门心思给爱人治病，可等他病情稳定下来，我发现我们是一点着落也没有，两个孩子读中学，花钱简直象流水，我们省吃俭用多少年的一点积蓄早已都扔在了医院。
我愁的直掉眼泪，想想这人活着也太难了，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真的都想自己找个地儿消失了算了。
我爱人是个乐天派，为了让我高兴，他每天都把家里那台唯一值钱的东西——录音机摆弄来摆弄去，一会儿让我听“邓丽君”一会又让我听“李谷一”，时间一长我也喜欢哼两句。
有一次，女儿过生日，我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钱买礼物给她，就唱一首歌送给她做生日礼物吧。没想到我那歌唱得还真不错，这一下我爱人高兴了，他说，“我们干吗不上街上去唱去，反正是凭劳动赚钱，这也算是正当的”。
我当时连想都不想就冲他发了火，我知道过去瞎子想要挣钱最容易干的就是沿街乞讨卖唱，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愿意这样做。
虽说是没什么辙，可我宁愿借钱做个小生意也不想当伸手要钱的乞丐。不为别的，还得为两个孩子的面子着想吧。
这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两口子可真没少折腾，卖报纸，订牛奶，给人家糊纸盒，力气出了不少，钱却没挣到多少，借来的钱还不上，人家三天两头的到我们家里来坐着聊大，实际上是在催我们还钱。
我爱人没办法，自己揣着本盲文书到街上给人算命，刚开始还好，一天闹个三块五块的，可他人太老实，这街头上什么人都有，有时候不知怎么就挨顿打，我看他这钱挣得太辛苦，说什么也不让他再一个人上街了。
眼看着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条活路可以走，我也顾不了那么多，用家里仅剩的几十块钱买了两个话筒，我跟我爱人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瞎子也得有条路可以走，上街唱就上街唱，不管挣多少我们也不是白白的伸手”。
就这样我把我们俩口子唯一的比较干净、体面的衣服找出来，又买了一些流行歌曲的盒带，我爱人主要唱些老歌，像什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骏马奔驰保边疆”
等。而我主要唱流行歌曲什么“悠悠桃花水”“小城故事”等等。我们那台破录音机还挺争气，伴奏效果不错，所以，我们配合的挺好。他唱累了，我接着唱，我唱累了他就换上，这样我们两口子一天下来怎么也挣个五六十块的，把我们可高兴坏了。
可是对俩孩子，我们不敢说实话，现在的孩子都要面子，我怕他们知道爸妈在街上卖唱会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对孩子们说，街道上照顾我们，又帮我们安排了工作，只是道远点，所以，每天要很早出门，很晚才回来，至于那台录音机，我爱人每天回家的时候，把它放在我们院子的窝棚里，对孩子说送去修了，这样很长时间里孩子们不清楚我们倒底在做什么赚钱。
在地点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尽量离家远一些，离孩子们的学校远一些。
我们去的最多的便是西单的地下通道和安定门地铁还有亚运村，有时候一天要跑几个地方。因为，老在一个地儿呆着不行，有时候巡警呵，综合治理呵都要撵我们走，还有收地面费的，这些都得小心应付。
这样干得的时间长了，我也觉不出有什么难为情，与那些大大小小的乞丐混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比他们还强点。至少我没有跪在那儿白白的伸手，无论唱得好坏，我是在凭力气挣钱。
要说这钱挣得也真不容易。
冬天寒风刺骨，过路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可我们要站在那里唱呵唱，一直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才收拾起东西往家走，回到家里身上早冻透了，我爱人和我的手脚全部是冻疮，一动就疼得钻心。
我那女儿特别懂事，一看我们回来了，马上就去烧热水，给我们烫脚，所以，好多次我想想为了儿女，这苦再吃也不嫌多。
夏天还好过一点，但是北京天热的时候象个蒸笼，尤其是地下通道每天那么多人来来往往，很多次我都支撑不住要晕倒，我爱人赶紧让我靠墙角坐着歇会儿，他继续跟着录音机的伴奏带唱。
要说我们唱得是不好，可用现在人的话讲我们很敬业。
无论再怎么累，我们从来没有放过录音，全都是跟着伴奏带用真声唱，我想咱这钱要一分一厘都是凭力气挣来的。
这在街上卖唱可跟一般的乞讨不同，现在许多乞丐都是什么伤了，残了，靠这个来挣钱，只要呆在那儿能成，可我们这唱的就不同。
无论心情好坏，吃没吃饱饭你都得有心思去唱，而且，这轻松的歌你不能唱得不轻松，活泼的歌你不能表现的死气沉沉，人们有时候往你口袋里放钱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给他带来了快乐。
这就是我们与别的乞丐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快乐不快乐我们自己最清楚，可是你走上街头，站在那儿拿起话筒，你就要给别人带来快乐，否则，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歌声，你的一切。
只有当他们开始注意你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关照。
其实，我知道许多人心里对我们是同情的，包括你对我们这样的人的好奇，这都是因为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应该算做是被人可怜的对象，因为，我们缺乏人最起码的健全。
可是，我跟你说，我讨厌别人的同情和可怜。
与别人相比我是没有健全的身体，可是在心里我并不承认我就比别人差。那拿这街头卖唱来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挣的也是份力气钱，无非我们没有那么体面而已。
现在的人与过去相比是有很多不同，可好人还是多，许多人是真心的想帮助我们，因而，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给他们带来了愉快，那我们这苦也就没白吃。
去年夏天，我爱人的糖尿病犯得挺厉害，我就一个人上街，一个瞎子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