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公式Y＝BH中，我们把信息系统当作一个孤立的系统，但我们的经济中不光有ISP，不光有互联网，信息系统与货币系统、商品系统是内在相联的，因此我们必须扩展这个表达式。把费雪方程式扩展到信息经济：
Y＝QP＝MV＝BH这个公式显示了在充分发展的信息经济中，在国民经济均衡的状态下，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信息市场的关系。
由于关于信息量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信息数量说”中已经有很多研究了，就不多费笔墨了，这里着重谈一谈信息价格与货币和商品的关系。
研究信息价格与货币（商品）的关系，实际是研究H与MV=PQ的关系。这在工业社会的货币经济中，显得意义并不大。因为在工业社会中，信息还潜在于货币之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在工业社会经济学家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MV=PQ时，虽然传统意义上的AS=AD（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但国民经济并没有达到稳定均衡，它还在继续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在起作用。过去，唯一被工业社会后期经济学家意识到的对货币经济产生外部影响的信息要素——预期，也只是限于信息量，亦即B。而下面将要指出，实际上H对上述现象的产生具有更大的意义。
我们回想一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这个预言就不会那么难于理解。在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人们曾发现PQ意义上的AS与AD相等时，经济危机仍然难以避免。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并不能保证经济自然而然地趋于均衡，从亚当·斯密到萨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原来，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货币经济，在这一过程中Y=PQ悄悄发展为Y=PQ=MV。人们逐渐发现在相对价格后面还有绝对价格在起“干扰”作用。从魏克塞尔到凯恩斯正确揭示了这一过程，从而形成了货币经济学。现在无论在社会经济中，还是在经济学中，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信息在经济转型中正取代货币的支配地位，其中信息价格使货币绝对价格又发生了一次相对化的过程。原以为可以作为判断国民经济稳定均衡的绝对尺度的货币，忽然变成了相对的东西。就正如当初被认为十分神圣的商品价格，一夜间被人指出只不过是随货币而飘浮的相对物一样。如果说在工业社会PQ=MV可以成立，那只是由于经济本体将它的本质外化于对象之中，因此对象反而成为了人的绝对尺度。一旦经济的本质回复到它自己的更高的存在，人们就会发现真正的尺度在主体，而不是客体。是存在着的人决定货币，而不是货币决定人（质言之，不是本质对象化的人决定本质复归于存在的人）。这是H（以及B）能够决定MV=PQ组的深层原因。
人们现在已经看到预期对货币经济的冲击，——虽然多是在把预期当作依附于货币的意义上来谈论它的，就好象当初把货币当作商品的附庸那样——，但还仅限于信息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预期（信息量）对货币经济只是适应性的，它从资源配置上“优化”货币经济；
而信息价格对货币经济却是选择性的，它可以从利益调整等更广泛的方面改造货币经济。
我们假设在一个商品、货币和信息并存的经济中，在不考虑信息因素时商品与货币达到稳定均衡，为简明起见，假定信息量B一定，看一看信息尺度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当M一定时，由于MV=BH，H上升将引起V的上升，H的下降将引起V的下降。反之，V 的变化也会引起H的相应变化，V提高引起H为了均衡而提高，V降低引起H为了均衡而降低。而如果一方不随另一方而变化，原有均衡的经济就会产生波动。比如，货币当局为特殊利益提高利率，想在商品和货币市场上同时实现均衡，但公共选择的结果，H并未相应提高，此时原有均衡的经济就会向非均衡运动。这是由于政府选择与公共选择发生冲突而产生的波动。再比如，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公共选择使H降低，本要求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但此时利率为了保持商品与货币市场的均衡而提高，国民经济的全局就会由此波动。
第二，当V一定时，在MV=BH条件下，H上升将引起M的上升，H的下降将引起M 的下降。反之，M的变化也会引起H的相应变化，M提高引起H提高，M降低引起H降低。
同样，如果一方不随另一方而变动，原有的均衡就会被打破。比如，货币当局企图违背公共利益增发一笔货币，如果公众不能改变V，而又不能认同地使H保持与之适应的水平，原有在商品…货币范围看来的均衡就会产生波动。
第三，当M与V都不一定，而信息量B一定时，如果坚持公共选择的结果，H不变，那么在MV=BH条件下，当M增加时，信息作用的结果，就会引起V的降低；而当M减少时，会引起V的升高。当V提高时，会引起M的减少；V降低时，会引起M的增加。比如，当局降低货币利率而又不增发货币时，公众会倾向于以电子货币替代纸币，通过金融创新，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变相增加货币量。这在中央银行决定货币发行的工业社会的货币经济中，是难以想象的，但在信息社会中却完全可以做到。以上我们是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对信息速率的反应。如果除去这个假定，情况就会更复杂。因为我们就不光要考虑MV=BH，而且要综合考虑PQ=MV=BH，而这种均衡并不一定总能得到满足，即使它得到满足，任一单一要素的变化也并不一定唯一地引起另一单一要素的确定的反应。比如，当局降低利息而不增发货币时，公众既可能以金融创新变相增加货币量来做出反应，也可能通过增加产出或实物价格的方式来做出反应，更有可能的，是依据上式的关系，通过诸要素的合理搭配，做出综合的反应。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而增加。有关具体细节的讨论，可以依据PQ=MV=BH做出。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会发现信息经济系统与商品、货币经济系统一样，也存在着内部的分化。根据国民收入分化为消费c和投资i的区分，我们可以把信息量分解为信息产品Bc和信息资产Bi。信息产品指实用信息、具体信息，简称信息；信息资产包括知识、科学技术、品牌价值、客户数量和软件工具等，简称知识。信息速率同理也可分解为兑现率Hc和自由度Hi。兑现率是指信息兑现为物质收益的比率，自由度是知识的价值尺度，包括知名度、市场份额和标准等等。
表示为：
B=B（Bc，Bi） H=H（Hc，Hi） 根据信息公式Y=BH，有：
Y=B（Bc，Bi）H（Hc，Hi） 又：Y=Y（Yc，Yi）
故有：
Yc=BcHc Yi=BiHi
下表显示了信息分化及其各项在传统经济中的对应项（表略）
信息数量B与信息价格H内部各自的两个矛盾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当信息财富Y一定时，如果B一定，则兑现率Hc与自由度Hi此消彼涨；如果H一定，信息与知识也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信息与知识的关系，好比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或者现金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初始的信息是通过交流得到的，交流本身并不能使信息得到附加值；知识则是附加了进一步价值的信息，是经过加工增值后的信息。这种信息增值与本金获得利润的道理是一样的。信息财富一定，信息多，知识就少；知识多，信息就少。如果信息又多，对信息的加工增值又高，在信息速率一定（也就是社会的信息处理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总的信息财富就会增多。
兑现率与自由度的关系，好比价格与利润、银行准备金比率与银行利率的关系。信息速率（或信息价格）的实质，是社会的信息处理水平。其中，兑现率实际是信息转化能力，即将信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或商业利益的水平；自由度则是信息加工能力，即对信息增值的能力，或从一般信息中得出引导人进入自由王国的知识的能力。在社会信息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信息总量一定，兑现率和自由度不可能同时提高。比如，一个社会希望利用信息来牟利与无直接赢利动机的自由学术研究往往是内在相互制约的，但它们之间也是可以通过信息政策调节转化的。注重长远的信息资产积累和建设，如对教育的投入，可能眼前看不出直接效益，但通过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增值水平，可以在未来更强有力地增进社会信息财富。
存在性信息流量Yc和本质性信息流量Yi的关系，就好比现金货币与资本货币的关系。信息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知识无价”；但对知识可以在特定意义上确定“价格”，即知识在社会水平丧失其自由度可以换回的现实物质收益，可以作为自由度的参照。比如一个品牌出卖信誉到彻底丧失时，它可以换回的物质收益。将信息财富转化为货币财富或实物财富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兑换”或“兑现”。（在第四章中，曾描述过这种转换的操作规则。）
信息资产的本质在于自由而不在于货币，但它可以通过使人获得自由而减少货币上的浪费。比如，通过一定的广告费形成的信息资产，可以减少无效商业迂回过程造成的传输成本。而生产非标准（不是指个性化）的产品潜在包含着不为市场承认可能要承担的巨大浪费和损失。这是“倒兑换”（缺乏信息资产带来较高的工业性成本）。本质化的信息率不能直接兑现为钱财，犹资本不直接是现金。但它们之间存在转换关系。以标准为例，争夺业界标准是当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大焦点。在开放系统中，标准的形成有利于降低迂回商业过程中的传输成本。标准在这里就是一种信息资产。在形成标准的过程中，最终交换并不发生（出售软件这种交换需要以更好的服务替代信息资产的形成）。处于市场劣势时，企业通常倾向于开放。但标准一旦形成，标准的确立者则倾向于“兑换”，它的方法是使标准不再那么开放（借口通常是提高专项性能），对这种“兑换”的制约是反垄断法。标准给确立者带来市场，它随时都可以兑现为钱财，但一旦成为标准，它的开放性又必然使它面对竞争者。例如IBM使PC成为标准，但兼容机厂商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标准自己赚钱。标准的这种开放性是知识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
工业品中包含生产成本和传输成本，以一定兑现率的信息（有效信息流量）可以替代这种表现为实物和货币的成本；而一定自由度的知识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附加价值。信息可以指引出市场在哪里，而靠品牌可以实际占有市场份额。
兑现率犹准备金比率，它所对应的信息是不能成为知识的信息（实用信息），因为这种信息已不再是自由的，它是随时要用来谋利的（至于是兑现为商品和现金，还是兑现为生产资料和存款，是两可的。──正如现金既可买商品也可买生产资料一样。）它一旦成为知识，势必影响它的时间性。就象货币是商品的尺度，信息是商品和货币的尺度。它衡量商品和货币的有效程度。兑现率是信息的尺度，它浮动着信息这把标尺的刻度。信息一旦要兑现，它就不再成为知识；就象现金一旦去换商品，就不能再生息。信息是短效的，属于现在的，而知识是长期的，属于未来的。兑现率是基础信息速率和基础信息价格，它是信息“值多少钱”或“值多少物”的那种尺度。兑现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是由实物世界和货币世界的现实决定的，只不过形式是信息的。兑现率实质上包含着信息资产到资本的兑现和到产品的兑现两个对应的类。
兑现率和自由度的关系，离不开信息与知识的关系。要想使某些信息升值，就必须进入信息加工增值过程，就是说，必须使它自由流动和碰撞。信息是流动的，它一旦附着于货币或实物，它将失去这种流动性而成为对象化存在（如对货币的预期必然委身于“现在的”货币）或实物的存在（商品）。自由度只对知识有效，而对信息无效。对当下股票的判断只有在现在发生，过后股票就属于事实了，对于已经知道的股票上升了几点、下降了几点再做猜测显然没有任何意义；而关于股票规律的认识属于知识，它可以在某个时点检验和校正自己，但它不唯一地属于任何一个具体时点。一旦要兑现（检证）这种知识，知识就只能“兑换”为信息。至于关于股票规律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属于知识的自由度，自由度是衡量知识水平的尺度。知识转化为信息要通过“兑换”。这个兑换过程，也就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即信息资产同实物或货币经济活动结合的过程。
知识按一定自由度确定它的效益（流量）。它通过向第二次浪潮财富的“兑换”，实现财富的“倒转型”。即从信息财富向货币财富或实物财富的转化。靠品牌赚钱、靠出卖名声致富，都属此类；相反，旅行增长见识，花钱受培训等等，则是相反的过程，是一个低级财富向高度财富升级的过程。信息经济更专业的分析，将围绕微观的信息供给Ys和信息需求Yd展开，直至形成商品、货币和信息三个市场总供给AS和总需求AD的均衡和非均衡关系的模型。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展开，详见我这方面的专著。在农业社会，国民收入（Y）
的核心是QP（商品数量和价格）；在工业社会中，核心转向MV（货币量与货币流速）；在信息社会，人们将看到一个新的核心BH（信息量与信息速率）。关于进一步的分析和数学模型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展开了，我将在今后的专著中展示给大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变革使我们较少迷信，较多思考。21世纪是网络的世纪，网络不仅和网络有关，而且关系到我们的生存！
＇附录：信息速率的数学模型＇
对于信息速率H的量化求解，在控制论中最终归结为对传递函数的求解，具体则有多种方式。1，传递函数模型直接求解传递函数，是经典控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