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我们妨碍这女人喝咖啡了，”斯克沃尔佐夫想道，“这么个凶婆娘！”
接下去他看到，那个冒牌教师和冒牌大学生坐到木墩子上，用拳头支着红腮帮，想起心事来。厨娘把一把斧子扔到他脚旁，恶狠狠地啐了一口，而且，看她嘴的动作可知，她开始骂人了。破衣人迟迟疑疑地拉过一块木柴，把它放在两腿中间，胆怯地用斧子砍下去。木柴摇晃起来，倒了。那人又把它拉过来，朝冻僵的手上哈一口气，又用斧子很小心地砍下去，生怕砍着自己的雨鞋或者砍掉手指。木柴又倒下了。
斯克沃尔佐夫的气愤已经消散，这时他感到有点不安，有点惭愧，也许他不该逼着这个娇生惯养、可能还有病的酒鬼在寒冷的板棚里干这种粗活。
“哎，也没什么，让他干去吧……”他又想，离开餐室回到书房里，“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
一小时后，奥莉加来了，报告说，木柴已经劈好了。
“拿着，把这半卢布交给他，”斯克沃尔佐夫说，“要是他愿意，让他每月的头一天都来劈柴……活儿总是有的。”
到了下月一号，那个破衣烂鞋、形同乞丐的人又来了，又挣了半卢布，虽说他的腿勉强才站得稳。从此以后，他开始经常出现在院子里，每一回都为他找些活儿干：有时把雪扫成堆，有时收拾板棚里的杂物，有时打掉地毯和床垫上的尘土，每一回他都能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二十到四十戈比，有一次主人甚至送给他一条旧裤子。
斯克沃尔佐夫搬家的时候，雇他来帮忙收拾东西，搬运家具。这一回，破衣人没有喝酒，神色阴沉，很少说话。他几乎没有碰过家具，低着头跟在货车后面，甚至也不想装出一副肯干的样子，光是冷得缩着脖子。当那几个赶车人取笑他的懒散、没力气和那件贵重的破大衣时，他常常窘得手足无措。搬运完之后，斯克沃尔佐夫吩咐人把他找来。
“噢，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对您起了作用，”他说着；递给他一个卢布，“这是给您的工钱。我看得出来，您没有喝酒，也不反对工作。您叫什么？”
“卢什科夫。”
“那么，卢什科夫，我现在介绍您去做另一份工作，干净一些的工作。您会抄写吗？”
“会，先生。”
“好的，您拿上这封信，明天去找我的一个同行，他会给您一份抄写的工作。好好工作，把酒戒了，别忘了我对您说过的话。再见吧！”
斯克沃尔佐夫很是得意：自己总算把这个人拉到正道上。他亲切地拍了一下卢什科夫的肩膀，分别时甚至朝他伸出手去。卢什科夫拿了信就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到这家人家里来干活。
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斯克沃尔佐夫站在剧院的售票处付钱买票的时候，看到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翻着羊羔皮领子，戴一顶旧的海狗皮帽子。这个矮小的人怯生生地向售票员要一张顶层楼座的票，付了几枚五戈比铜币。
“卢什科夫，是您呀？”斯克沃尔佐夫问，认出这个人就是他家以前的劈柴工，“喂，怎么样？现在做什么事？日子过得好吧？”
“还可以，现在我在一位公证人那里工作，每月拿三十五个卢布，先生。”
“哦，谢天谢地。太好了！我为您感到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卢什科夫！要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教子。要知道这是我把您推上了正道。您还记得我当时如何痛斥您吗？您那时在我面前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了，谢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没有忘了我的话。”
“我是要谢谢您，”卢什科夫说，“如果当初我不去找您，也许至今我还在冒充教师或者大学生。是的，我在您那里得救了，跳出了陷饼。”
“我非常非常高兴！”
“谢谢您那些好心的话和好心的行动。您那时讲得很出色。我既感激您，也感激您家的厨娘，求上帝保佑这个善良而高尚的女人身体健康！您那时讲得很正确，这一点，我当然至死都感激不尽。不过，说实在的，真正救我的是您家的厨娘奥莉加。”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当初我去您家劈柴，我一到，她总是这样开始：‘唉，你这个酒鬼！你这个天地不容的人！你怎么不死呀！’然后坐在我对面，发起愁来，瞧着我的脸，哭着说：‘你是个不幸的人！你活在世上没有一点快活，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你这酒鬼，也要下地狱，也要遭火烧！你这苦命人啊！’您知道，尽是这类的话。她为我耗了多少心血，为我流了多少眼泪，这些我没法对您说。但重要的是，她替我劈柴！要知道，先生，我在您家里连一根柴也没有劈过，全是她劈的！为什么她要挽救我，为什么我瞧着她就决心痛改前非，不再酗酒，这些我对您也解释不清。我只知道，她的那些话和高尚的行为使我的心灵起了变化，是她挽救了我，这件事我永世不忘。不过现在该入场了，里面正在打铃。”
卢什科夫鞠躬告辞，找他的楼座去了。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24 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礼。
“你们瞧瞧：他是不是有点意思？”她对朋友们说，朝丈夫那边点一下头，似乎想解释一下，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极为寻常、毫无出众之处的人。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九品文官。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早上从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解剖病人尸体。他也私人行医，不过收入很少，一年五百来卢布。仅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个个不同凡响。他们每一位都各有所长，小有名气。有的已经成名，是公认的专家名流，有的虽说还没有出名，但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为人谦虚，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朗诵。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好心肠的胖子，经常叹着气说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她是在毁掉自己，如果她不懒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名画家。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发青年，二十四五岁，几次画展都获得成功，最近画的一幅画就买了五百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并说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乐器呜咽有声，像人在哭。他老实承认，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人。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年纪很轻，但已经名声在外，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哦，还有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贵族，地主，业余的插图画家，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酷爱古老的俄罗斯文体、壮士歌和民谣，在纸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这伙自由自在的演艺人员，命运的宠儿，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但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医生的存在。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毫无区别。在这伙人中间，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尽管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看上去他好像穿着别人的礼服，留着店伙计的胡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艺术家，那么别人就会说，他那部胡子使人联想到左拉①。
……………………
①左拉（一八四０……一九０二），法国著名作家。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真像一棵春天里开满娇嫩的白花、婀娜多姿的樱桃树。
“不，您听我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做事。有一回可怜的爸爸病了，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你们都听我说，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你们都听着，这很有意思哩，你们都靠近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多么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几夜没有睡觉，守着爸爸，突然间，了不得，姑娘征服了小伙子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堕人情网。真的，命运往往是这么离奇！爸爸死后，他常来看我，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有那么一天晚上，突然间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简直像雪山压顶……我哭了一个通宵，我自己也昏头昏脑地堕人情网。现在，你们瞧，我成了他的妻子。是不是他有点意思；强壮，有力，像熊一样？此刻，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不好。等他转过身来，你们瞧他的脑门。里亚博夫斯基，您得说说这脑门怎么样？戴莫夫，我们正说你呢！”她叫大夫，“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做个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地、憨厚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说：
“幸会幸会。当年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
作者：契诃夫
二
当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婚后，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镶进画框，有的没有画框。她在钢琴和家具之间布置了一个漂亮而热闹的墙角，用的无非是中国小花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小布条，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在餐室，她用粗拙的民间木版画袄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镰刀，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这么一来，餐室里就充满了俄罗斯的乡趣。在卧室，她把天花板和四面墙上钉上黑绒布，好让它更像山间岩穴，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一盏威尼斯灯笼，在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斧锁①的泥塑。大家认为，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巢。
……………………
①一种古代兵器。
每天早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要到十一点才起床，之后她弹钢琴，要是有太阳，就画油画。随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就坐车去找她的女裁缝。因为她和戴莫夫的钱不很多，只够日常开销，所以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并以此引人注目，她和她的女裁缝不得不挖空心思。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过，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花边、长毛绒和丝绸，就能创造出奇迹来。做出来的东西着实迷人，简直不能叫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家里出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某位熟悉的女演员，一来好打听一些剧院新闻，二来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纪念性义演的戏票。从女演员家出来，她还得坐车去某位画家的画室，或者参观某个画展，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邀请他来家作客，或者回拜，或者只是同他聊聊天。她到处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欢迎，大家都夸她漂亮，可爱，是个少有的女人……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的人也都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当作他们的同行。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向她预言：凭她多方面的天赋、情趣和聪明，只要她不分散精力，将来一定大有成就。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不论扎个彩灯，还是梳妆打扮，哪怕只给人系条领带，她都做得特别艺术、雅致、招人喜欢。不过，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那就是，她善于很快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搞熟。只要有人稍稍出了点名气，引起人们的议论，她就立即去拜访他，当天跟他交上朋友，并请他到家里来做客。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每天夜里都梦见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找名人，而且她的这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旧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不过，就是对这些新的名人她也很快看惯了，或者失望了，于是又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名人，新的伟人，找到了又找。这是为什么呢？
下午四点多钟她和丈夫一块儿在家吃午饭。他的朴实、理智和善良让她感动得忘乎所以。她时不时跳起来，冲动地抱住他的头，连连吻他。
“你呀，戴莫夫，是个聪明而又高尚的人，”她说，“只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你否认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关心各门艺术。”
“这是很可怕的，戴莫夫！”
“那为什么？你的那些熟人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但我这样想：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那么可见它们是有用的。”
“来，让我握握你那诚实的手！”
午饭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又出门访友，然后上剧院看戏，或者去听音乐会，过了午夜才回到家。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总有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不跳舞，他们的娱乐是各种艺术活动。话剧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种纪念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多的是），大提琴手演奏，女主人本人也绘画，也雕塑，也唱歌，也伴奏。在朗诵、演奏和唱歌的中间，他们谈论文学、戏剧和绘画，而且常常争论起来。晚会上没有女宾，因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认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其余的女人都无聊而庸俗。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门铃声一响，女主人便猛地一惊，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说：“这是他！”这个“他”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准也想不起他的存在。但是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温和的微笑出现在门口，他搓着手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