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顾念和同情之外，冰心还对这个女人寄予了希望。她希望，在这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伸越长，西北的危难也刚开始的时候，做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女儿的二老财，应该起来，跃马佩枪，带领着自己的部下，准备好，与民族敌人决一死战。
1935年5月，冰心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女孩儿，也就是冰心的长女宗远（吴冰）。这一年的10月，冰心接受了《妇女生活》杂志记者子冈的来访，关于冰心的两个孩子，子冈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当我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杂志的时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从楼上唱唱笑笑地走下来，彼此相逗着，看到我重又退到楼上去，拖了许多玩具下来。我和他们不通姓名地熟识了，由稍大的一个口里知道，小的一个是谢先生的孩子。脸上告诉人，他营养很足，一对小亮眼睛不住嘻笑，他四岁。——这是儿子吴平。
这时有一个女仆抱下冰心的五个月的女孩儿来，白白胖胖的。
把孩子抱在手里，笑着，“我们两个孩子全是吃羊奶，这里有一只瑞士羊。你来时我正给她洗澡，一早上就忙着这些事。——这就是大女儿吴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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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大女儿出生后的这一年的夏天，冰心曾经回到童年时代的居留地烟台小住。
1935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春天也来得特别的迟，仿佛也特别的难。冰心听着窗外时时刮起的狂风，看着地面上被狂风卷起来的黄沙，就只能用雪莱的那个著名的诗句来安慰自己：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好容易盼到了一天，看见柳梢上出现了嫩黄色，春意就要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就下起了夹着雪花的冷雨。又好容易盼到了一天，院子里的桃花终于开了，粉红色的花朵，夹在绿叶中间，仿佛在向人间宣告，春天终于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又刮起了夹着沙土的黄风。喜爱明媚的大自然的冰心，在对于春的失望的情绪中，有一天，偶尔看到了四棵海棠树开放着玲珑娇艳的花。这些海棠花，是被浅浅的红与淡淡的白染成的，很象是一位“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这些可爱的花朵使冰心想起了快乐活泼的孩子，也使她感受到了春天的魅力。于是，在1936年的5月，她就为这些海棠花写出了一篇名为《一日的春光》的散文。
在写作《一日的春光》之前的大约两个月左右，冰心还在或生病，或有杂事缠身的情况下，连续地写作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这就是3月8日写作的《一封公开信》，3月22日写作的《胰皂泡》，和3月23日写作的《记萨镇冰先生》。
她在那篇《一封公开信》里，披露了自己写作的习惯以及自己关于“灵感”问题的见解。冰心的作品，都是她真情实感的自然的流露，倘若没有什么可写时，她就是摊着纸，拿着笔，使劲地想，就这样坐上几个小时，也硬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假若灵感来到，“即或时在夜半，我也能赶紧披衣起坐，在深夜的万静中来引导这思潮的奔涌”。冰心这样形容灵感的来到：“是很突然的，象一阵风，象一线闪光，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一种情感，在寂静中，烦闷中，惆怅中，忧郁中，忽然来袭，我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文思会通畅得象一股急流的水。”
半个月之后，大概是思潮来到了，她忽然又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在22日写出了一篇名为《胰皂泡》的散文。从表面上看，这篇散文写的是她童年时代喜欢玩的吹胰皂泡的故事，细细体味，其中却又不乏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慨和苦闷。她这样地说到她自己：“生来是个痴孩子，我从小就喜欢做昼梦，做惯了梦，常常从梦中得慰安，生希望，越做越觉得有道理，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最后简直把昼梦当作最高的理想，受到许多朋友的劝告讥嘲。而在我的精神上的胰皂泡没有一破灭，胰皂水没有洒到我的心眼里使我落泪之先，我常常顽强地拒绝了朋友的劝告，漠视了朋友的讥嘲。”
上面已经说过，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是谢葆璋的老师、上司和同乡，也是谢葆璋最崇敬的榜样和最亲密的朋友。谢葆璋常对家人这样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在父亲的影响下，冰心从小就很注意萨镇冰的一言一行，而他的言谈和行动，确实也使小冰心对他愈来愈敬仰，愈来愈崇拜。以至于她长大之后，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萨镇冰上将的传记。
她在1936年3月26日夜完稿的散文《记萨镇冰先生》里，就叙述了几件有关萨将军的嘉言懿行。萨镇冰那种“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的模范军人风范，他那种清廉正直、爱兵如子、爱才如命的为人，他那种谨守时刻、温恭周到、风趣洒脱的作风，尤其是他那种临危不惧，勇敢坚毅，在庚子之变以后，以威德服人的大将风度，不仅令作者倾倒，在读者眼中，也堪称是模范军人中最令人叹服的模范。
冰心十分感谢她的父亲，让她从小就认识了这样一个军人。在女儿冰心的眼里，谢葆璋是一位聪明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散文之外，这一年的7月，冰心还发表了一篇小说《西风》。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主题就是职业妇女面临的职业与婚姻之间的矛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
大概自从妇女离开了锅台，走出了家庭，有了职业妇女这一名称之后，就存在着这个矛盾现象了。《西风》写的就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秋心，年轻时因把事业看得重于一切，而拒绝了一位爱她的青年男子——远的爱情，但十年之后，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虽然事业极其顺利，可是因为没有爱情，总是孤单一人，内心就常感到寂寞和惆怅。尤其是，她又在火车上与远不期而遇，看到十年前被她拒绝的远，依旧是年轻，潇洒，而且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年轻的夫人。等到车船到站，远全家四口快乐地相聚，只有她是孤单的一个人。事业顺利，爱情幸福的冰心，看样子并不赞成妇女为了事业而牺牲了爱情。她在小说的结尾，让秋心看着阴沉的天空，又让萧萧地吹来的西风卷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格外地孤独和寂寞。
这一年，茅盾继《冰心论》之后，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小说。
与此同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称它们为“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论了冰心的散文，称赞“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这一年的10月1日，冰心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也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吴文藻博士得到了“罗氏基金会”的基金，出国考察一年。冰心也随丈夫吴文藻教授，到欧美游历了一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日益高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年的6月29日，冰心夫妇从欧洲取道苏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经过东三省，进入山海关，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年游历的生活和见闻，冰心自己在四十三年之后是这样追述的：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那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1936—1937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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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把炮口对准了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冰心正怀着身孕。这一年的11月，她的第三个孩子——二女儿宗黎（吴青）出世了。冰心一方面抚育着新生的婴儿，一方面维持着燕京大学的功课，同时做着撤离北京，迁居到大后方去的准备。她逐日逐月地整理着家中的东西，把她认为不甚重要的家具，该送人的送人，该捐的捐，该卖的卖了。而把她和吴文藻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象她在美国三年留学期间的日记，吴文藻从做学生时起就开始坚持写作的已有几十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两人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和朋友给她的信件，她的父亲年轻时写给爱妻的信和诗，她的小读者们的来信，以及她所尊敬与爱戴的学者、作家们亲笔签名的赠书，其中有鲁迅的、周作人的、茅盾的、老舍的、巴金的、丁玲的、苏雪林的、凌叔华的赠书，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等等。除此之外，她与爱书成癖的吴文藻多年来所收集购买的大量善本书，各种画集，笺谱，字画，和许多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等等，她和吴文藻两人带领着几名学生，逐个地登记，包裹，装箱。她常常是坐在地上，忙碌地收拾着，累了，饿了，就地喝点茶，用点儿点心，接着再收拾。全部整理好了之后，一数，已经装满了十五只大木箱。除去这十五只大木箱之外，还有吴文藻教授花费了十五年的工夫，编写好的装满了几十个布匣的教材和笔记。她和吴文藻把这些无法带走的珍贵的书籍和文物，都寄存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她觉得这样一定万无一失，准备着将来从大后方返回北京的时候，再把它们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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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大后方
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
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
新鲜的朝气。
——冰心：《默庐试笔》
1937年，对于中国人民说来，是充满了灾难的一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吉星文部奋起抵抗，从此，宁静而美丽的文化古都北京城，就再也不宁静了。勇敢御敌的爱国将领佟麟阁等战死在疆场，大批大批的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北京，文化古都北京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之下。
三个星期之后，7月28日的清晨，一群涂有日本国旗的轰炸机，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西苑兵营，扔下了三十多颗炸弹，把这里炸成了废墟。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者，其野蛮凶残的程度，比火烧圆明园时的八国联军还要猖狂。中国的警察，在燕京大学校园所在的海甸区，被日本侵略者的步兵活活地砍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大队一大队的穿着深黄色军服和戴着奇形怪状的尖顶军帽或钢盔的日本兵，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登上了西直门城楼，挂上了日本国的膏药旗，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城楼上狂笑。
昔日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和米市大街一带，商店挂起了日本招牌，收音机里响起了日本的音乐。在故宫，在北海，再也看不见穿着长褂的或穿着西服的中国游客了，在那里高视阔步的，是一些穿着军靴的或者穿着木屐的日本游客及日本大兵。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二十年前，这个曾经是热血青年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示威游行的地方，这个曾经是学生时代的冰心，与同学们一起为被捕的大学生们募捐，进行爱国宣传的地方，也变成了日本兵和膏药旗逞凶肆虐的地方。他们的机关枪队，监视着零零落落的中小学生，强迫这些已经变成了亡国奴的中国孩子，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庆祝”所谓保定、南京等地的陷落。
北京，这个有着爱国传统的城市，中国人民珍爱的文化古都，现在，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已经到处都悬挂起了五颜六色的异国旗帜：日本的，意大利的，德国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等等，等等，就是不见了中国自己的旗帜。
美丽、庄严的北京，这座昔日如此可爱、可亲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沦陷敌手的城市，成了一个令人悲愤的皮囊。
面对着这一切，从小就熟悉甲午海战的故事，读书时又参加过“五四”反日爱国游行的冰心，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却又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在北京忍辱偷生呢？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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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默庐试笔》
于是，在1938年，冰心夫妇把冰心年老的父亲谢葆璋安顿好，就带领着三个孩子，启程出发了。他们离开了陷入敌手的北京，辗转到达了祖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
昆明，这座春之城，花之城，四季如春的温暖的气候，滋润了树木和花草，到处可见色彩鲜艳、形象别致的花朵，以及根深叶茂、翠绿欲滴的大树，整个城市都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所包围，显得极为美丽和幽雅。这里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听不见炮声，看不见炮火，也没有令人厌恶的、趾高气扬的异国侵略大兵，一切似乎都象战前一样。
在靠近市中心的一条深幽的巷子里，立着一座庄严的大门。门内是一条盘旋向上的石阶路，宁静幽远，情景好象北京西郊的风景区，——这就是云南大学的校址。抵达昆明之后，吴文藻教授就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教书。而女作家冰心，则自愿地到了云南省的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