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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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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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作者:王晓明
序言
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是我久蓄于心的愿望。我曾经那样崇拜他,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有像读他这样,认真而持续地读过其他人的书。
书架上那一套淡绿色封面的《鲁迅全集》,大多数分册的书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想象不到,我十六八岁的时候,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偏那里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
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罢,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划“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怯和无耻,戏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说,我选择文学批评作自己的职业,那样忘情地与人议论社会、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轻的学生讥为“理想主义”,也正是因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类的誓词,在我心头回荡得太久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觉地摹仿鲁迅,竭力显出一脸严峻的神色,那就不单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为师,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识地与他认同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怯,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出一种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人大海,并不能激起些微浪花伪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吕纬甫、魏连曼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踊:不舍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一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可是,我对他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认定,他自己也并不能真正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自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错觉。这也难怪,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棗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他自然要发生错觉了。孜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存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一一绝不仅仅是个别人棗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音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格外认真地来写这一部鲁迅传,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写下我这理解所包含的种种的共鸣。或许这样的写作本身,已经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时是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是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1992年8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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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幸运儿
直到经过了最近这一二十年的人生波折,我才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确有“命这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算命先生说得口沫横飞的那种神秘的主宰,它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指你在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出生,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人来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完全没有可能为自己作哪怕是一点点的选择,就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甚至他的父母也没有料到,他一下子获得了生命,赤条条的站到了人世间。仔细想想,这实在荒谬,我们每一个人,竟都是这样被胡乱推到了人生的起点,开始长长短短,各不相同的跋涉。当然了,谁都想尽快踏进乐园,享受为人一世的生趣,可人寿那样短暂,倘若你一睁开眼睛,就已经被扔在了废墟的门口,就是身手再怎样矫健,恐怕也跑不了多远,只能遥遥地看着别人奔向乐园,自己在一旁哀怨吧。有多少次,你用力鞭打着生存意志的快马,在人生道上纵兴驰骋,终至于人疲马乏,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发现,你其实还是在离起点不远的地方打转转,不过像如来佛手掌上的孙行者,自己做一个好梦罢了。你当初的诞生时间和地点,正牢牢地把你攒在手心里:这就是你的命。
不用说,鲁迅①也自有这样的“命”。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南知子里。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这就难怪幼年的鲁迅会那么可爱。他长得很健壮,圆圆的脸,矮墩墩,眉眼又清秀,用绍兴话来说,长得很“体面”事实上,直到后来从日本回家完婚,他都被家乡人看作是一位漂亮人物。他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②那么个小小孩,就会如此去和一脸严正相的曾祖母寻开心,倘在别的场合,你想他会有多顽皮!
顽皮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天性。随着年龄增长,小小孩的顽皮也就逐渐发展成少年人的鬼脑筋,甚至是恶作剧。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作“对裸”,老师出一句“红花”,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鲁迅的对课成绩相当不错,屡次得到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⑤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我相信鲁迅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耙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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