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闹翻，大家庭的理想破灭，内心深处的虚无感愈益弥漫开来，他这不满也一天比一天壮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牺牲的无谓，不想再那样“认真”么？他不是说从此要顾自己过活，随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别人耕地么？原先重重地压在背上的那些责任感，似乎日益显出它们的轻薄，他也势必要一次次反问自己：你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冲出单人禁闭的囚室，寻一位真心喜爱的女人吗？他在虚无感中陷得越深少那背弃孝道和婚姻的内疚感就越淡，我简直想说，正是那“个人主义”的情绪，激活了他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激情。他开始和姑娘们来往，有的来往还相当密切。到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更出现了一群聪明活泼的女大学生。有一次过端午节，他请她们在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2手舞足蹈，开怀大乐，那久受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
就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夏天，鲁迅终于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但是，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他爱许广平，但对这爱情的后果，心中却充满疑虑。这疑虑还是来自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刀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固然锈蚀了鲁迅的精神旧宅的门锁，却也会当着他的面，把他打算迁去的其他新居都涂得一团黑。传统的大家族当然是无价值的，孝道也可以说是无谓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恋爱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个幻象呢？鲁迅早已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年龄，再怎样喜爱许广平，也不会看不出她的缺陷。社会又那样险恶，在一九二五年，无论北京的学界还是官场，都有一股对他的敌意在婉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能禁受住吗？在写于这时候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向许广平表明，他无意和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还保持原来的婚姻。这实际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彻底拆毁那旧式婚姻的囚室，他仅仅是自己凿一个洞逃走。他也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固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作些准备。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八百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和许广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输了官司，那岂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恶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三．一八”惨案，他自己也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总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３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５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６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
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
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
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７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虽然列出了三条路，真心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这样激动的口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给叫我“一条光”，我自己还是
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朱脱开环境，做局外
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
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
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
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
分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
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
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
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国了
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
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
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
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
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
比较易立足。……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了管理人行
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
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８
这信写得很动情，也许是急不择言吧，许多话都说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作出决断。她甚至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后那一段话，简直是在赌气了。
也幸亏是这样的急不择言，反而打消了鲁迅的疑虑。说到底，他最大的顾虑正在许广平本人，现在从她的这封信，他看见了她的真心，许多担心和犹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语气非常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态度也很乐观。似乎是决意要走第三条路了：“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Ｈ．Ｍ．比我有决断得多……”９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１０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也就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条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么，他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陷入了对自己命运的错觉，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他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这一点错觉又算得了什么？鲁迅内心的虚无感是那体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过这样浓的游兴。鲁迅本是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种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口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问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情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以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们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１１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固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田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