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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果却来了。首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０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
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听说浙江省党部要“通缉”他，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朋友：“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遗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这样，有人就劝他在报上登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不愿意：“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１６对这个“通缉”本身，他其实不十分重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警告。好几年前，在《无花的蔷蔽之三》里，他就用嘲讽的笔调将这类恫吓手段一一罗列过。一位熟识的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１７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为愤慨：“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１８在广州，他所以那样反感国民党的“清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捕杀无辜，没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亲临这样的遭遇，他能不愤慨吗？他当然知道，一旦国民党政府认定你是“共产党”，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从来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压。这样来威吓我，我倒偏要和你斗一斗了。倘说他初到上海时，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却毕竟无意和它为敌，那到这个时候，他却似乎是决意要站到国民党的对面去了。
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１９他甚至重新解释当年在广州辞职的原因，说是“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２０几乎完全不掩饰对国民党的敌意了。这自然引来官方的更大的压迫。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到后来，网还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胁他的人生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这样全面的压制和迫害，只会促成更决绝的反抗。鲁迅发誓一般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２１有朋友劝他克制自己的火气，他回信说：“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临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２２到这时；他其实已经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２３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２４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注释
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二页。
２鲁迅：一九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三页；并《研究》，二百二十四页。
３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４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五十四页。
５同３。
６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７鲁迅：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至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七页。
８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七十三页。
９同上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百零二页。
１０夏衍：《“左联”成立前后》，《文学评论》，北京，一九八０年第二期。
１１鲁迅：一九三０年三月二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页。
１２这是他一九二九年六月一口致许广平信中的自我描述，出处同２。
１３许广平：《欣慰的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六十五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十四页。
１５柳敬文：《关于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二页。
１６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十八页。
１７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禹长海编：《鲁迅在上海（三）》，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一九七九年印，三页。
１８同１６。
１９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七十三页。
２０鲁迅：《自传》，《集外集》，七十九页。
２１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一百三十五页。
２２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六页。
２３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三页。
２４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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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新姿态
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１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２“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４“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５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⑤．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７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