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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４０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４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注释
１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我心中的鲁迅》，十四页。
２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二百四十七页。
３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三十三页。
４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六十一页。
５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６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主集》，三十七页。
８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一九八０年第一辑。
９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１０同８
１１林默：《论‘花边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１２绍伯：《调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
１３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花边文学》，一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一页；并《研究》，三十五页。
１５鲁迅：《答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一百十二页。
１６矛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我心中的鲁迅》，一百二十九页。
１７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致徐懋庸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八十九页。
１８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１９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２０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王冶秋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十八页。
２１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口致胡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七十八页。
２２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时歌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页。
２３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九十五页。
２４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口致许广平信，《研究》，二百三十八页。
２５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六页。
２６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叶紫信，《鲁书迅信集（下）》，一千零三十五页的。
２７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柒（上）》，三百八十页。
２８郑伯奇：《最后的会面》，《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千零九十九页。
２９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二十四页。
３０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３１鲁迅：《亥年残秋偶作》，《鲁迅诗全编》，二百二十一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致增田涉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五页。
３３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零二页。
３４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致郑振铎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八十五页。
３５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九十页。
３６鲁迅：《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一百十三页。
３７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准风月谈》，一百八十三页。
３８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七十页。
３９同上。
４０鲁迅：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四十
４１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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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死》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２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３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５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６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７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８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９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１０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