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１６我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作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１８这都是直接的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问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１９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活，他后来更一再说起，到三十年代还没有停止。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它们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惟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程度，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井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的刺激，但是，这同时又表现了一种深广的悲观，一种对个人幸福的不自觉的放弃。而在这些背后，那绍兴的世界强加给他的阴郁心绪，不也相当明显吗？他为这场婚姻举出的三个理由，真是把他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鲁迅因到东京，一定有一种轻松感，他可以抛开家里那些烦心的事，专心从事启蒙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东京，也有一连串烦心的事情等着他呢。
他早有一个办杂志的计划，到这一年返回东京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位愿意撰稿的同志，经费也有人答应提供，于是他兴致勃勃，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最后连刊物的名字也决定了，叫做“新生”，一个标准的启蒙主义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变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国，音讯全无，原先答应的稿件，一个字也不见寄来；接着是那位答应出钱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鲁迅和其他两位不名一文的人，对着那些插画和封面草图发怔。当初办杂志的消息传出去时，留学生中间便有人连声讥笑、一位冒失鬼甚至当面来问：你们办这杂志有什么用？现在是连杂志也流产，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注释：
①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十九页。
②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一页，二十四页。
③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页。
④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三十六页。
⑥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四十九页。
⑦同⑤。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六十二页，六十四页。
⑨同上书，五十三页。
⑩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三页。
１１同上。
１２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十八页。
１３鲁迅：《文化偏三沦》，《坟》三十七页。
１４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１５同上书，二十七页。
１６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１７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页。
１８同１６
１９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三十七页。
………………………………………………
第六章待死堂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髦，很神气。这似乎正表现出他的心态，虽说是口园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的豪气。你看儿个月以后，全校教员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会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至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锐气还有多么旺盛。
但是，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空气也一样浊重难堪，且不说官僚的压制，小人的倾轧，就是那似乎应该真心未汇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使鲁迅大吃一惊。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他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嘭”地就炸开了，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自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我真无法想象他当时看着这群学生的心情，说他们年幼无知罢，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那么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他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北京还屡次提起这件事，可见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全部怀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去当学监。大河都那样污糟，小沟里怎么会干净，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①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纵横家”的排挤，他夹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来。他此时只有一个好朋友许寿裳，可以发发牢骚：“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