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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风凛冽的街头，我们各自要了一杯。那是一种喝了让人打颤的凉，而且凉意直渗入心肺。我们并非渴，彼此只是想对这份具有点人情味和浪漫情调的饮料致以一点热忱。
我们一边吸着甘蔗汁一边踱步回家，聊得东西很琐碎我已不太记得。我只记得好友反复地对我说：“你要记得照顾自己，心疼自己。你不可以让自己生病和忧郁。你要记得给上海的朋友写信。如果你恋爱了，你不可以重色轻友。只要你快乐，我们会很开心。你可不可以再胖一些，我希望看到你很健康的样子……”我只记得我的泪落在甘蔗汁里，泪水也可以是很甜的。
不久，我来到了北方的这座城市。当我在这所著名的学府安置下来并且忙碌而又疲惫地上完第一天的课时，我感到无限寂寞和伤感。别人的羡慕推崇和祝福都不起作用，唯有我凄凄冷冷的感觉是真的。我独自度过了一段阴冷湿暗的日子，我对自己说，所有不快乐的时光都会渐渐逝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们的来信纷沓而至，有好几位因办公事路过这里就会来看我，甚至有专程来看我的朋友。我觉得我实在幸福得可以。
天气略为转暖一些后，我开始有心情上街走走。很意外地我居然在这里也看到了有人在卖新鲜的甘蔗汁。继而我又发现，这样的摊子遍布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这多少又唤起我心中一些温馨的记忆。我再度品尝这种甘甜的饮料时，我的脑际中浮现的是第一次和我的好友在寒冷的街头捧着它的情景。一杯浅浅的甘蔗汁被我慢慢地饮了很久。
我把在这里能喝得到新鲜甘蔗汁的事在给那位朋友的信中不经意地提了一下。几天以后我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她在明信片上画了一个装满了水的大杯子，杯上写着“甘蔗汁”，随后是一行小字：天凉多加衣，有空多想想自己！倚在床边，眼前顿是一片晶莹！
剧社二年间
进大学的第一年，学校里铺天盖地的艺术团体招新的广告没有让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动心。有一天中午，在中央食堂前花花绿绿的招贴中我注意到了一份不太起眼的启示：复旦剧社招新。记得从幼稚园起到小学、中学，学校里只要有文艺节目总是少不了我的，每逢元旦、国庆等文艺晚会主持人也大多是我。对话剧的喜爱是在中学时代就萌发的。那时我母亲有个朋友是话剧演员，她常带着我去看话剧演出，有时候他们排练也会带着我。我觉得那么多叔叔阿姨聚在一起或悲或喜大声嚷嚷的样子实在很有意思。我母亲的这个演话剧的朋友不是很漂亮，但风度很好，我那时老是学她说话和走路的样子，希望有一天能象她那样的风采。本以为报了名就可以进去的，没想到还要考试。报名的不少可剧社只招十个人。表演了一段小品，主考的老师说：你的普通话标准，声音也挺好听，形象也可以。于是我就成了剧社的一员。
真的排起戏来才知道排戏原来是那么复杂与辛苦的一件事。从接到本子的那刻起，就得反复地念台词，以至于熟到能倒背如流。不仅要记住自己的台词，而且还要记得别人的台词，以便很自然地接上。常常是一个晚上，一个剧组的人围坐在一起串词，练得大家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导演还说：下次还要再来一遍。也在这种过程中我知道其实说话也是需要学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学问。很平淡的口吻也可以来表达很激动的情绪，同样的文字因声调的不同停顿的差异所产生的效果是迥然不同的。练完台词就要走台。一开始我们就象木桩子，被导演一会儿挪到这儿一会又挪到那儿，然后好象慢慢地从木桩变成活人，并且能够走着说话，再过一段时间总算可以带上表情了。
我演的第一出戏是与阙合作的一出短剧。演一对夫妇，他演一位医生，是位过于考究有点迂腐的书呆子，我演他的妻子。这是一出喜剧，可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是不能笑出来的，我常是演到一半不是忘词就会笑出声来。最后导演下了最后通谍：这次绝对不能再笑了！可排到一半我还是实在忍不住又笑了出来，而且感染了全组，连导演也被逗笑了。后来阙想了一个主意：想笑的时候就用牙齿咬舌头——痛得只想哭，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出戏后来排的很不错，还有外校请我们去巡演。那次在华师大演出的时候获得了满堂的喝采。戏结束了以后有几个女孩买了饮料让人带进后台来，并附了一张纸条美美地夸了我一下，我觉得都被夸得要飘起来了！我把饮料分了一半给阙说是他的崇拜者送的，他也是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演戏的人多少是有点虚荣的，明知自己不怎么样，可是在掌声与赞扬声中总还有点飘飘然的感觉。这一次，实在是让我们过了瘾。
最受苦的那一次演出是与阿俊搭档演的那一出《机器人的妻子》。戏讲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中期，人类的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一位相貌堂堂的公司经理一直希望找一位貌美贤淑的妻子。然后他找到了一家专门为为人介绍妻子的公司。该公司推荐的都是一些机器人妻子，机器人哪怕再先进也总是要出故障的，其中冒出了各种各样啼笑皆非的事。最后这位公司经理挑中了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即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以为销售经理是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机器人，没想到这位销售经理竟是一位高级智能型的机器人。演出的季节是在圣诞前夕，可我们必须穿着夏装演出。大礼堂里没有暖气设备，在开演的前一分钟还披着厚厚的军大衣，冲上台去的一瞬间舞台上所有的灯骤起，场里坐满了观众，一紧张竟全然不觉得冷了。戏演得还算成功。我忘了一段台词，于是自己编了一段凑上去，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谢幕的时候才感到冷得浑身打颤，为此得了重感冒，同剧组的几位女友也都生病了，我是最重的。我在寝室里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这期间我收到一个女孩写来的一封长信，谈的都是她对戏剧的偏爱以及看了我们这出戏后的感受，并且谈到不少中外名剧，希望我能与她共同聊聊话剧。可是我一直是高烧不退，居然把回信的事给忘了，后来病彻底好了却找不到那封信了。事后想想觉得有点负了别人的盛情，很不好意思。获得掌声的是我们，可是那些灯光、调度和舞美所付出的劳动是别人看不见的。剧社就象一个大家庭，彼此都是一些性情中人，对生活的热情特别高涨，大家处得很好。我们的社长老耿先生为人很好，就是脾气不好，性子急起来会骂人，虽然我从未被他骂过，可我很怕看到他训人的样子。
二年的剧社生活很随意地就从指缝间滑过了，它让我慢慢养成一种挑剔的眼光去看戏，甚至看一场普通的文艺演出。在剧社的那么多个日子里我才很具体地领会到一件很普通的工作，其中蕴含的劳动量也许是超出人的想象的。所以不可以轻易地去否定一件事，在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件事的全部内容时不要轻易下结论。真正的演员应该具备的绝不仅是一个良好的外形和一副动听的嗓音。
离开剧社的时候我很是不舍。那时候剧社正在筹措要排一场大戏，好象是莎翁的《威尼斯商人》。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排演莎翁的戏，很可惜我要离开校园了。我对剧社新招来的学友说：以后，我一定会来看你们的演出，我的鼓掌一定是最热烈的。
伤 感
那个明媚的午后，我怀着恬静淡如水的心情从教室回到寝室。远远地就看见宿舍门口围满了人，嘈杂声充溢着整个走廊。原来，一个小偷破窗而入，全寝室的财物都在劫难逃。校保安科的人把寝室作为作案现场保护起来，又是拍照又是测量而我心爱的WALKMAN也在那么多个朝夕相伴之后不辞而别，甚至连一句伤心的再见也未来得及说。
在那一瞬间，我的伤感在这种突然袭击之下还没来得及凝固成一团，它只是零星地散落在身体各处。直到事隔多日以后，这份伤感才慢慢聚拢，既而又渐渐弥散开来，它最大的功效就是让我在无可奈何之下一直惋惜下去。
三年以前，父亲曾将它送给我作为我进大学后的第一件礼物。这个飘洋过海的礼物很精致，那种银灰色的金属外壳显得与众不同。它在家中安安静静地搁置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启封，是因为它凝聚眷父母亲的爱心，他们把这个我在念初中时就买回来的第一个WALKMAN一直留到我念大学时才政 增真郑重地送给了我。它成为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我与音乐牵手的最自然的方式。舒曼那些梦幻娇柔且有一点点俏皮的音乐曾在无数个黄昏黑夜熨平了我波澜起伏的心痕，因为有了它我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很私有的完整的自我空间。古典音乐就象茶，流行音乐如同咖啡，茶和咖啡都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我把它丢了，不是我的过失更不是我愿意的，然而我实实在在地丢了它，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小偷偷走它，我不知道他倒手后会换来多少钱，可是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亏了。这个旧物中有父母亲的情谊，我的珍惜，音乐的灵性——这是小偷在折算价钱时一定没有考虑到的，这与他如此冒险——冒着可能被锒铛入狱的风险相比，他实在是大亏特亏了。我不仅憎恶这个小偷而且为他感到可怜。
父母亲好象对此事并不很在乎，忙着劝慰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尽早忘却。母亲特地去买了一个新的给我，也是日本生产的AIWA，功能远比那个丢失的全而且款式也很新颖。更巧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在女孩节那天从东京给我邮寄了一份礼物，也是一个漂亮的随身听。这一个更不同凡响，机身是亮丽的玫瑰红，这是AIWA公司新推出的彩色机身的新型WALKMAN。有了它们，我依然可以在任何嘈杂喧嚣中避开烦恼，重返我那宁静美妙的音乐世界中来。新的东西总是有一些魅力吸引着你，让你对它产生喜爱，可对旧物的依恋却如棉线细软平凡但无比悠长，这种依恋缠在心头久久打不开结。
又是一个静谧的夜晚，我又痴痴傻傻地陷在舒曼那柔情温婉的呓语中。想到第一次在那个如今不知在谁的手中的WALKMAN中听《童年情景》，想到那些悠扬凝重的乐曲也许更吻合那种有点陈旧的银灰色，想到被那个旧物牵手踏入音乐天堂时所感受到的默契与心动，心中的伤感又渐渐弥漫开去。
洪 僖 鲜
洪僖鲜是一位韩国少女的中文名字，她来我们学校学习汉语，在别人的推荐下我成了她的中文课外老师。
我曾经兼过家教，大多是一些念初中学生的英语课，但洪僖鲜却是个比我还要长二岁的女孩子。她第一次来我宿舍的时候，站在门口远远地看了我一眼就弯下身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来未受过如此“师长礼遇”，实在有点不知所措。我立刻意识到这一次多少有些特别。我们的上课时间约在晚上，每周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留学生公寓比较宽敞，比起我们五个人一间的宿舍要好多了，于是就约在她的住处。第一次上课，我刚走出宿舍的门就看见她远远地站在宿舍大门口，她说，她来接我。她已经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眼睛眨一下都不敢，生怕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把我给“漏”了。我问她：“不是说好了我到你那边去吗？”她笑了一下说：“让老师跑那么多路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我是应该来接你的。”
她的中文底子打得很好，在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在汉城学了一年的汉语了。只是发音很不准，要纠正过来还需要费很长的时间。经常把我的“董懿娜”念成“董芋艿”，每次都让我笑着更正她的发音，要好几次才能慢慢咬准。每次上课她总是很认真，我在讲的时候她从不打断，如遇到需要我再讲一遍的地方她总是很歉意地向我打招呼。我按照她平时上汉语课的教材给她作一点补充，此外就是找一点课外书籍，进行一些对话或是念给她听然后让她简述。虽然我一句韩语也不懂，她的中文也不很好，但我们的交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困难。有时可以借助英语，有时则利用字典。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汉城念了二年神学院后再辍学改念中文的。她高中毕业后，由于对宗教学十分感兴趣就报考了神学院。神学院的招生有些与众不同，除了要相当优异的成绩之外还要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洪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的她觉得只有学习神学才可能达到平静、从容、崇高的境界。她自小就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在她还是念小学的时候她的母亲得了场大病，百般求治都无济于事，眼看着就要衰竭了，医生们也都觉得回转的可能愈来愈小。年幼的洪就跪在窗前，祈求看在她母亲善良，仁爱的这一面上能让母亲好起来，整整一天一夜。母亲奇迹般地从死亡边缘逃了回来，所有的人都感谢医生的倾力相助，唯独她相信是上帝拯救了她的母亲。那时候，她就相信上帝是最仁慈的人，她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去神学院念书。这样的愿望陪伴了她好久，后来她也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然而她抛却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却是为了她的父亲。洪的父亲是一位制表商，有着一份不小的产业。她父亲将把业务扩展到中国来，他希望女儿将来能携助他，所以学习汉语仅仅是第一步。洪还有一个弟弟，目前正在参加为期一年的军训。洪说，父亲从来不干涉弟弟的意愿，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对于洪，父亲自小就是苛严有加。我问洪，是否为此而感到伤心。洪说：“一点儿也没有啊！父亲希望我学习汉语后能帮他做事，我当然应该遵从他的意愿的。”她绝对是个孝女，和她相比我实在算是很不孝顺的了，常常是自己定下的主意就去做，美其名曰“有个性”和“独立能力强”。洪还告诉我，在韩国，男子的地位是很高的，有很多女子在结婚以后便不出来工作了。在同一家公司里做相类同的工作，往往是男士的工资要比女士高很多。很多中国人只知道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很盛行，其实与韩国比起来，韩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在汉城当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