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条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剑桥，却可免伤牛津剑桥双方的好感。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评以再思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入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说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说全出于色欲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种动机都有，大概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倡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天不足；倡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足。在我们庸人的眼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各负一半？中国学者则少有此种极端的论调。如Picasso（毕加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物体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体所拼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体画一派，在中国人是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commonsense）。
因为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机械的、不徇私的、不讲情的，一徇私讲情，则不成其为制度。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制度与中国人的脾气，最不相合。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败的。法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总得不到民众的欢迎。商鞅变法，蓄怨寡恩，而卒车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学说，造出一种严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势力的秦国，军事政制，纪纲整饬，秦以富强，但是到了秦强而有天下，要把这法治制度行于中国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万里长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来，但是长城虽筑起来，却已种下他亡国的祸苗了。这些都是中国人恶法治、法治在中国失败的明证，因为绳法不能徇情，徇情则无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贤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则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经有权，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虽然远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为这种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所以二千年来一直沿用下来，至于今日，这种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种人文主义虽然使中国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却产出一种比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个性发展比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发展与武力侵略，比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这种文化是和平的，因为理性的发达与好勇斗狠是不相容的。好讲理的人，即不好诉诸武力，凡事趋于妥协，其弊在怯。中国互相纷争时，每以“不讲理”责对方，盖默认凡受教育之人都应讲理。虽然有时请讲理者是因为拳头小之故。英国公学，学生就有决斗的习惯，胜者得意，负者以后只好谦让一点，俨然承认强权即公理，此中国人所最难了解者。即决斗之后，中外亦有不同，西人总是来得干脆，行其素来彻底主义；中国人却不然，因为理性过于发达，打败的军人，不但不枭首示众，反由胜者由国库中支出十万元买头等舱位将败者放洋游历，并给以相当名目，不是调查卫生，便是考察教育，此为欧西各国所必无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发达之军人深知天道好还，世事沧桑，胜者欲留后日合作的地步。败者亦自忍辱负重，预做游历归来亲善携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达，若此的心气和平，固世界绝无仅有也。所以少知书识字的中国人，认为凡锋芒太露，或对敌方“不留余地”者为欠涵养，谓之不祥。所以凡尔赛条约，依中国士人的眼光看来便是欠涵养。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时做噩梦者，正因定凡尔赛条约时没有中国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必须指出，中国人的讲理性，与希腊人之“温和明达”（“sweetness and light”）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国人之理性，并没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见之崇拜（religion of common sense）而已。自然曾参之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异。但是希腊的思想风格与西欧的思想风格极相类似，而中国的思想却与希腊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庸见之崇拜，与逻辑理论极不相容，其直觉思想，颇与玄性近似。直觉向来称为女人的专利，是否因为女性短于理论，不得而知。女性直觉是否可靠，也是疑问，不然何以还有多数老年的从前贵妇还在蒙地卡罗赌场上摸摸袋里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国人思想与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点。女人善谋自存，中国人亦然。女人实际主义，中国人亦然。女人有论人不论事的逻辑，中国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虫鱼学教授，由女人介绍起来，不是虫鱼学教授，却是从前我在纽约时死在印度的哈利逊上校的外甥。同样的中国的推事头脑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黄上校或某部郭军长的未决的疑问。所以遇见法律不幸与黄上校冲突时总是法律吃亏。女人见法律与她的夫婿冲突时，也是多半叫法律吃亏。
在欧洲各国中，我认为英国与中国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见，讲求实际等。但是英国人比中国人相信系统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殊的成绩，如英国的银行制度、保险制度、邮务制度，甚至香槟跑马的制度。若爱尔兰的大香槟，不用叫中国人去检勘票号（count the counterfoils），就是奖金都送给他，也检不出来。至于政治社会上，英国人向来的确是以超逸逻辑，凭恃庸见，只求实际著名。相传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条虹，安然度过。譬如剜肉医疮式补缀集成的英人杰作——英国的宪法——谁也不敢不佩服，谁都承认它只是捉襟见肘顾前不顾后的补缀工作，但是实际上，它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国美国较实在的民治。我们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顺便提醒诸位，牛津大学是一种不近情理的凑集组合历史演变下来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学府之一。但是在此地，我们已经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为必有相当的制度组织，这种的伟大创设才能在几百年中继续演化出来。中国却缺乏这种对制度组织的相信。我深信中国人若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的能力，而英人若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与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
脸与法治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从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已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好，还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每小时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每小时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住，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给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临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位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的吩咐，一定要享受在满载硫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出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于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簸，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结果市长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而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回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地危险，时常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脸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英国人与中国人
时至今日，一个人时常不免要想起白种人，因为近日欧洲的景象实在很足以挑动思潮。
我们不由得要问问，欧洲为什么会这样地一团糟，因为在那里人类的事情正弄到一团糟，所以人类一定有了过失了。我们不得不向自己问道：“欧洲人的心理上的限度到底怎样，以致要在欧洲维持和平这样困难？”欧洲人的心智结构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说起心智的结构，我并非指智能或纯粹简单的思想，而是指一切对事物的心理反应。
我绝不会怀疑到欧洲人种的智能。但是可叹的一点是：智慧跟人事很少有关系，因为人事多数是受我们的动物热情所支配。人类的历史并非人类理智的聪敏指导下的产物，而是由情感的力量所形成——这种力量包括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傲慢、我们的贪婪、我们的畏惧，以及我们的复仇欲望。欧洲仍旧不是给智慧所统制，而是给动物的恐惧和复仇热情所支配。欧洲的进步并不是由于白种人思想的结果，而是由于白种人的缺乏思想。今日如果有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安置在欧洲的首脑，由他领导她的整个命运，欧洲决不会像现在那样。
每一个民族都有梦想，而且多少完全按照他的梦想而活动。人类的历史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结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调整，便决定了那一个民族的特殊发展。苏联是俄国人梦想能力的结果；法兰西共和国是法国人对于抽象观念的热情的结果；不列颠帝国是英国人的特殊健全常识和他们完全不受逻辑推论的拘束的结果；德国的纳粹政权是德国人酷爱共同阵线和集体行动的结果。
我论及英国人的性格，因为我认为我了解英国比较其他国家多些。我觉得英国人的精神与中国人的较为近似，因为两个民族都是现实主义和常识的崇拜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思想方式，甚至他们的说话方式，有许多相同之点。两国人民都极不信任逻辑，对于太完美的辩护极度怀疑。我们相信当一种论辩太合逻辑时，它不会是真实的。两国的人都有做事恰到好处的天赋，而无须举出所以要做它们的原因。一切英国人都爱那种说谎说得好的人，中国人也是如此。我们随便用什么名字叫一件东西，只不愿用它的本来的名字，英国人也是如此。当然，不同之点也有许多（例如，中国人比较富于情感）。而且中国人和英国人有时也会互相触怒，可是我们发掘到我们的民族性的根源里，却是相同的。
让我们分析英国人性格的力量吧，看看英国这个民族的光荣历史怎样因这种性格兴起的。我们都晓得英格兰不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而且是一段惊人的历史。英国惯于做一件事情而往往一点没有错，可是称它的名字却错了，例如现在，他把英国的民主政体叫做君主政体。因为这个缘故要叙述英国伟大的性质是很困难的。英国民族已经给人误解，要一个中国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英国人曾被人非难为虚伪、矛盾、有“糊涂混过”的天才，却显然缺乏逻辑的民族。我要为英国人的矛盾和英国人的常识辩护。非难英国人为矛盾实在是没有道理，这完全是由于对于英国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领略所致。我想，以一个中国人的地位，我能够了解英国人的性格，比英国人了解自己更多些。
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点真正领略英国的伟大之处的观点。为了要领略英国，我们必须对逻辑有一种轻蔑心理。所有一切对英国人的误解，是由于对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谬误见解所致。常常有一种危险，我们要把抽象的思想认为人类心性的最高功能，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简单的常识。民族的第一种功能，正如动物那样，便是要懂得怎样生活，除非你学会怎样生活，以及使你自己对变化的环境适应，否则你的一切思想都白费了，而且徒然是人类脑子的正常功能的败坏罢了。
我们都有一种曲解，认为人类的脑子是一个思想的器官。然而，没有一件东西比较这更远离真理了。这个见解，我认为在生物学方面是错误而且不健全的。巴尔福男爵说得好：“人类的脑子正如猪鼻那样是用以找寻食物的。”总之，人类的脑子不过是一段扩大的脊髓骨罢了，它的第一种功能便是用来感觉危险和保全生命罢了。我们没有成为会思想的人以前，不过是一些动物。这种所谓逻辑推理能力，不过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发展得很迟的东西，甚至在现在它仍旧很不完全。人类不过是一种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觉的动物。这种帮助一个人去获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种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思想，因为这一类思想常常比较健全。这一类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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