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中国就来发展枪炮；否则，他日还不知得要受外族多少气！我们这些练武的人，不怕对方武功练得更好，只怕人家用不必练的武功来破咱们的功夫’果然，日后火枪队、大炮队日盛，陈大哥武功盖世，却仍给炮火炸了，空有一身武艺，却死在无情枪炮之下。你说，连陈大哥这样的绝世武学名家，都敌不过火器，咱们还练这些什么劳什子武艺来干啥！”
“所以你就壮志消沉了……”
“陈大哥生平仗义扶弱，助人无算，却不得善终，你教我如何相信有报应这回事？我幼受庭训，少读历史，就是想要印证‘善恶到头终有报’这句话。可是，我翻来查去，到头来只知道是。‘天道不公，常予善人’。与其等待恶人有恶报，不如让我们去主持正义；与其要等上天来收拾他，不如让我们去剪除他好了。至于我自己呢？反正天下间没有公道的事，没有公平的地方，我还管它作甚？又管得了多少？我不理了。”
“那你就错了。”
“人生在世、本来就不一定尽去做那对的。”
“你说的。所有的进步，都先从错处来。你那位陈大哥可贵在于：无顾生死荣辱，只求为其所必为，知其不可为而为。咱们不是说‘侠’道已经没不复存了吗？陈白陈就是位侠者了。他不一定是要求有好报、善果，他只是做他应该做的，做得了多少是多少，谁又能做得了全部？在做的过程里，他的人格已升华了，这万丈光华也影响了你、提升了许多人。你若因为他不幸亡故而轻言放弃。那你根本不能领略体悟他的为人和苦心了。”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是在安慰我，也是想激励我。你可以说，陈大哥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并没有死。但我不能因此而释怀。多少人杀人放火，残民以虐，但一样高民厚禄，得享天年，他门一生荣华富贵，不是更自在快乐吗？陈大哥死了，我当然不会因不幸而自暴自弃，甘心于同流合污，为虎作怅，但我至少也看开了，看谈了、看化了。要当故事的主角，还不如听故事好。当故事中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代价不是人人都付得起的。我知道你是侠者，你还要以绝世之功求绝世之名，而我呢？只求游戏人间，逍遥自在，有时说说闲事，有时听听闲话，愿在太平作闲人而已。”
“胡大造化，你别执迷不悟，辱没了曾经是‘撼动山’大当家陈白陈最赏识的老四‘爽侠’的名号！”
“梁快兄，你要行侠，那是你的志业；我要作闲人，那是我的路向。大道如天，各行一边：你走阳关道，我行独木桥。”
“胡志弟，快施出你的‘吞鱼神功’来，我的‘折煞’九式和‘飞星神箭’可要来了，你留神着！”
“梁兄，你就少来追我，咱们谈到这儿，难道还哥儿俩也真个来一场不成？！”
“如果能迫出你过去的豪气，我梁某人绝对奉陪到底！”
“嘿，这一来，我们倒成了日后人们口中的闲话了。”
“这就叫做‘闲话中的闲话’呀！”
后记一不是闲话
《江湖闲话》到头来还是闲活几句而已。
原本是香港的东方日报约稿，要我写八千字短篇武侠小说。字数要恰恰好，不可多，不可少。这也无所谓，在香港，就连写诗也不可多一字少一字，更何况小说。武侠短篇最是难写。所以最刺激。我一向都主张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所以要赋给每一部小说一个新的形式。于是，干脆把我过去武侠小说里一些我自己印象较深刻的人物拿出来，各写一篇。这好比原本是去观察一棵大树，现在去分析枝叶。有些情节的支线，在原来小说里不便发展，从轻发落，到此大可节外生枝，以枝为干。小题大做。
这还不够。打算用两人对话的方式，来衍生出全篇小说。这两个只有对话的人物，藉他们的对话烘托出一个有花有剑有热血有泪光的江湖来。到未了，对话的二人也成了话题，闲话人也成了闲活，传说的人成了传说。
在写作和发表的过程里，也不例外的有了好些变化：譬如从每篇八千字改成六千字，发表的刊物从《时报周刊》转到了《自由日报》，从《玲珑阁》转到了《亚洲电视》．诸如此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经延搁，但我还是完成了此书，并利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相声、说书、戏剧性对白的效果，在改写了一些故事和人物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意。
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宁愿不写，或写了不出书。
这当然不是闲话。
后记二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
《结局》是十八岁时候的作品，那时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成文之后，寄到台湾颜元叔、胡耀恒主编的《中外文学》去，意外的给发表出来，真个欣喜若狂。《中外文学》是继夏济安、夏志清等刨《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当时台湾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在那儿发表学术论文和创作，甚受注意和重视，编者与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教授级、博士级、系主任级、院长级等“超级人物”，初出茅芦、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能在那儿发表作品，而且还是武侠小说，绝对是一个意外之喜（这之后，我又在《中外文学》发表了不少作品，“武侠诗”尤多。）
记得小说刊出来之后，文章中还有一个错外：那就是把“四月初四”写成“三伏天”，结果，一位颇负盛名的老教授即投书“中外”，勉励之余，还指出我的谬处，我便在出书时作出了改正（见七七年“四季版”之《凿痕》一书）。坦白说，能“惊动”这等人物有教于我，我是不胜荣幸的。那时的我，中学尚未毕业，而《中外文学》之前之后，都没再刊登过“武侠小说”。无独有偶，陈慧桦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另一篇武侠散文；《迷神引》，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最“老字号”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月刊》，也发表了我的“武侠极短篇”：《刀》．这都是约莫在七零到七二年间（十六到十八岁）的事。
“后来，我把四千字的《结局》在十年后重写了一次，便是九万字的《杀人者唐斩》。
《雪在烧》是八六年的作品，刊登在目前仍在出刑、是继《中外文学》后台湾纯文学的具代表性的刊物，《联合文学》中。那是武侠评论名家、“联经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的主编叶洪生先生代约的稿，其中有一段趣事是：发表之后曾志伟喜欢这篇名，把它“借用”了，拍成一部以台湾乡村为背景的电影（内容与我无关，与我作品也无关）．由谭家明执导。为些事。朱延平还特别找我喝茶、请我吃饭，让我多交了几个好朋友。
“去年九月，台湾《联合报》缤纷版主编冯曼伦约稿，我因适逢是最忙的一段时间，至今年三月才能执笔，既然迟交了，就决意写一篇比较“像话”的作品给她，于是为“雪在烧”续写“战僧与何平”。
“常在文中提到或强调写作年份和岁数，当然不等于向读者宣布自己如何“天才横溢”或“惊才羡艳”，因为就算十五岁便写出绝才巨著，三十岁反而成了“小时了了”，也大有人在。虽然多年来都为把武侠和文学的结合而尽力及努力，但如果一心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学加历史，只怕万一进不了文学史，却只吃了文学屎。年龄跟作品好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但依据年龄和写作年份、背景与环境，对常看和长期看我小说的读者而言，比较可以了解其间的脉络相承，进而对文字所流露的心态和意念，也更加可以进一步掌握和体会。
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一个作者而言绝对是重要的，要不然，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那么几时它才能汇合百川、注入大海不回头？
稿于一九九0年三月大日
出版“自由人”版“温瑞安武侠
周刊”之“大出血”
后记二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
《结局》是十八岁时候的作品，那时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成文之后，寄到台湾颜元叔、胡耀恒主编的《中外文学》去，意外的给发表出来，真个欣喜若狂。《中外文学》是继夏济安、夏志清等刨《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当时台湾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在那儿发表学术论文和创作，甚受注意和重视，编者与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教授级、博士级、系主任级、院长级等“超级人物”，初出茅芦、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能在那儿发表作品，而且还是武侠小说，绝对是一个意外之喜（这之后，我又在《中外文学》发表了不少作品，“武侠诗”尤多。）
记得小说刊出来之后，文章中还有一个错外：那就是把“四月初四”写成“三伏天”，结果，一位颇负盛名的老教授即投书“中外”，勉励之余，还指出我的谬处，我便在出书时作出了改正（见七七年“四季版”之《凿痕》一书）。坦白说，能“惊动”这等人物有教于我，我是不胜荣幸的。那时的我，中学尚未毕业，而《中外文学》之前之后，都没再刊登过“武侠小说”。无独有偶，陈慧桦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另一篇武侠散文；《迷神引》，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最“老字号”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月刊》，也发表了我的“武侠极短篇”：《刀》．这都是约莫在七零到七二年间（十六到十八岁）的事。
“后来，我把四千字的《结局》在十年后重写了一次，便是九万字的《杀人者唐斩》。
《雪在烧》是八六年的作品，刊登在目前仍在出刑、是继《中外文学》后台湾纯文学的具代表性的刊物，《联合文学》中。那是武侠评论名家、“联经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的主编叶洪生先生代约的稿，其中有一段趣事是：发表之后曾志伟喜欢这篇名，把它“借用”了，拍成一部以台湾乡村为背景的电影（内容与我无关，与我作品也无关）．由谭家明执导。为些事。朱延平还特别找我喝茶、请我吃饭，让我多交了几个好朋友。
“去年九月，台湾《联合报》缤纷版主编冯曼伦约稿，我因适逢是最忙的一段时间，至今年三月才能执笔，既然迟交了，就决意写一篇比较“像话”的作品给她，于是为“雪在烧”续写“战僧与何平”。
“常在文中提到或强调写作年份和岁数，当然不等于向读者宣布自己如何“天才横溢”或“惊才羡艳”，因为就算十五岁便写出绝才巨著，三十岁反而成了“小时了了”，也大有人在。虽然多年来都为把武侠和文学的结合而尽力及努力，但如果一心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学加历史，只怕万一进不了文学史，却只吃了文学屎。年龄跟作品好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但依据年龄和写作年份、背景与环境，对常看和长期看我小说的读者而言，比较可以了解其间的脉络相承，进而对文字所流露的心态和意念，也更加可以进一步掌握和体会。
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一个作者而言绝对是重要的，要不然，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那么几时它才能汇合百川、注入大海不回头？
稿于一九九0年三月大日
出版“自由人”版“温瑞安武侠
周刊”之“大出血”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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