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重庆大破坏与大屠杀
·法网恢恢，昆明机场终于被捕
·周养浩与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
·在监狱中表现一直不怎么好，1975年被特赦
·后来定居美国，1990年在家中去世，享年84岁
周养浩，又名周文豪，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在军统三剑客中，周不同于沈醉和徐远举，他不是军校出身，也不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大学生。正是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背景，外加上他在军统内部心狠手辣，人们又称他为“书生杀手”。
1932年周养浩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法律系的高材生。虽然早在1933年就由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但并不在军统工作，而是法院的专职法官。1935年4月被派到国民政府武昌行营调查科任司法科员，同年10月，调国民党西北总部调查科当科员。1936年后，任陕西西安公安局三科科长、杭州警察局专员、重庆市警察局三科科长、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员、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科长。直到1941年娶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才进入军统，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他以“改革狱政”为幌子，把囚犯改称“修养人”，办工厂、农场，开煤窑、商店，让“修养人”参加劳动，人称“笑面虎”。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周养浩出任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省政府监察室主任、保密局贵州站站长。
1948年9月到重庆，任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组长、造时场联合办事处主任，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监督、“训导”工作。
1948年11月，毛人凤在军统大权独揽后，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将周提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徐远举任区长。徐远举看不起周养浩是凭毛人凤的关系爬上来的，什么事都不告诉他。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认为徐是乡巴佬、土包子，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结果两人谁看谁都不顺眼，经常公开发生冲突，毛人凤调解了几次也不起作用。最后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四川是徐远举管，根本不理他。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是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当年连戴笠也让他三分，云南的沈醉更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结果谁也不理这回事，周其实是徒有其名，光杆司令。
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特别是杀害杨虎城全家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宋的孩子就是小萝卜头）是其亲手布置安排的。
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所作的诺言；并将张学良公然扣押，逼杨虎城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真和儿子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投降政策。
杨虎城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毅然携眷返国。
1937年12月2日，等杨虎城回国辗转到达南昌后，即被便衣军警和宪兵管制了，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计，但已无可奈何。这所别墅式一所独立的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式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严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就难以下手了。所以决心先把杨扣留在南昌。杨夫人和儿子及随员等已经先返回西安，蒋介石仍然不放过他们。随后设法把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2）
在南昌软禁半年后，戴笠按蒋介石之命将杨虎城秘密转移至长沙，关押于东郊朱家花园，后又押往益阳桃花仓。国民党军从武汉撤离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解往贵州息烽县阳朗坝，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一年之后，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的囚室离公路太近，便下令另觅他处。
“玄天洞”在距息烽县城以东13华里的偏僻山顶上，高约10丈，里面有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道士庙，仅有一个出口，警戒方便，于是把囚禁杨虎城的地址选定在这里。特务将庙里的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在戴笠亲自布置下，除在杨虎城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采用传更的办法，所以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虎城可以在洞外走动一下。一到夜晚，便不准出门，他只能在屋里活动。中共息烽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肖忠书说：“当地人形容这里看管之严密，连玄天洞里的一只麻雀也别想逃走。”
戴笠对看守杨虎城的工作，除了严密的警卫设置外，还特别叮嘱当时任军统息烽监狱主任的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养浩是戴笠的小同乡，他表明上温文儒雅，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雄厚残忍的特务头目。因为周养浩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欣赏称赞，所以戴很信任周。所以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是也要受周养浩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关押期间，蒋介石曾希望杨虎城能向他低头“认罪”，表示悔过，揭发共产党的“欺骗”，以此作为他们进行反共和对内训示的材料，结果被杨虎城严词拒绝。蒋介石对杨虎城愈发恨之入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虎城一家都十分高兴，满怀希望能够被释放。回想自己为了要求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扣押了蒋半个月，结果被蒋囚禁了8年之久，杨虎城悲愤万分。不料，1946年杨虎城一家又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继续监禁。在那里，特务队长龚国彦向前来视察的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汇报，杨虎城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很愤慨。抗战胜利两年后，谢葆真因遭受长期迫害，精神恍惚，含恨辞世。从此，杨虎城天天以她的骨灰为伴，直至自己被害。
二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节节败退，蒋的精锐部队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为首的倒蒋势力再度占据了上风，李宗仁还调动自己保存下来的桂系部队向南京方向移动，欲以武力抢夺总统职位，演出了一幕新“逼宫”的好戏。加上连年争战，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内外交逼之下，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后，为了与中共“划江而治”，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但是李宗仁虽然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而退居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情，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执行。当时毛人凤已经率领保密局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
代总统见自己的命令迟迟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当时杨虎城被囚禁在重庆，外界不少人都知道。杨森不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的好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所以杨森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他也不知道杨关在什么地方。其实杨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而且还经常与杨见面。杨森怕日久生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周养浩任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杨森把他的主意告诉周养浩后，周就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在电话里用浙江江山县土话向毛请示，经毛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虎城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释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劝都没有结果，而且还吵了多次。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3）
龚国彦只有去请周养浩来劝驾。与对待其他的军统特务不同，杨虎城对这个学习法律出身的周养浩颇有好感。周养浩来到杨的住所，对杨再三说明利害关系：“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杨虎城的一向称呼），咱们不走不行。虽然有代总统的指示，但是没有总裁本人的命令，什么人说话都不能作数。现在国内外的形势你也是知道的，释放你还不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就是一直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你就先再忍耐一下吧。”就这样，又僵持了一天，杨虎城才答应去贵州。但是提出要先解决三个条件：第一，要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的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个看守所里调出来一起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凤亲自批准。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州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住房内。这里是贵州的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在这里为蒋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就根本没去住过，完全都是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成为麒麟公馆。杨虎城在这里住了7个多月。他每天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连战连捷的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了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就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置，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的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同时蒋还对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400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时指示毛人凤：“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新中国成立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屠杀400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三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解贵州接杨虎城。临行前，毛人凤召集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最后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
周养浩来到贵州后，仍然欺骗杨虎城说：“老先生，总裁现在到了重庆，想要见见你。你们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也该好好谈谈，有个了解了。我给您提前道个喜，这次很有希望就会释放你了啊！”杨虎城屡次受骗，心中自然有数，自从他回国后，蒋介石从来就没见过他。现在眼看就要全国解放了，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这次他的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
毛人凤接到周养浩的报告后，便下令先一天（约在1949年8月底9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1949年9月6日黄昏，几辆黑色小轿车沿山路疾驰。车上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周养浩脸色阴沉，显得心事重重。同赴这趟行程的还有被解押去重庆的杨虎城等人。当杨虎城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做好一切准备。
下午四点，他们才由松坎出发，快到重庆天已黑下来。刚到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轿车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拦停在路边。周养浩一脸疲惫地接过杨递上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看完便条，周养浩不动声色，朝杨进兴打了声招呼，返身钻入自己的黑色小轿车内，扬长而去。便条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笔所书。接下来杨进兴便让特务们准备好轮渡，安排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
当周养浩坐在“中美合作所”杨家山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时。押解杨虎城一行人的两辆车正翻山越岭，直奔重庆戴公祠。前面的救护车上坐着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后一辆车拉着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林侠）、儿子振中（小萝卜头），及在狱中出生的杨拯贵和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4）
深夜11点半左右，杨虎城的汽车到达歌乐山脚下。等候多时的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把杨虎城架出车外。“请主任在戴公祠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之后乘飞机去台湾。”望着山上影影绰绰的楼房，杨虎城没有多说什么。在特务队队长张鹄的带领下，杨虎城一行登上300多级台阶，来到戴公祠大门前。此时，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4名军统特务早已埋伏在楼内。
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