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4）
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了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