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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准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魔弹
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来，80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重的大米。每一次献血，其全过程往往要占用现场工作组一整天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认识到，这样一项计划可能需要很多钱。
甚至向可能的献血者解释什么叫献血，为什么我们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这整个概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历，以至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它。大多数病患者都是不识字的村民，他们对医药的了解，仅限于巫医给予他们的药粉和药水。如果它们无效，就会到一个有白人医生的医院，得到白入医生的魔法，而不是巫医的魔法。我们得想出一些比较简单的解释——另一个文化障碍：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们心理都相信本地的医药和魔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有个时期谣传“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还有谣传说我们一定在制造魔水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幸运，要么就是我们的人会说话，尽管非常困难，我们成功他说服厂大约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参加献血。
一旦我们从血液里分离出血浆，我们将包装好的红血球再输回献血者体内。由于他们对我们抽出的血和输回的血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他们往往完全相信我们招募他们是为了某种巫术。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加深了他们的怀疑，说我们用不祥的符咒欺骗他们，还是高超的魔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也许两者都有一点。
不仅仅是因为得到血浆的费用高，从而对我们集体财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个过程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没有血库，等于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来自一位家庭成员或者一位朋友，即使这样也不是免费的。因此，我们创建的血浆制度怎样才能扎根，特别是当时没有支付血浆费用的明显资金来源？少数病人得到昂贵的治疗，而多数病人却无法得到治疗，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最好是：治疗必须实际、合理和便宜。的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怎洋才能广泛地利用血浆。不管最后它以什么形式用于输注。但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决心要找出有效的药物。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拉沙热的青霉素。但是能安全用于抗病毒的药物的确非常少。大多数抗病毒的复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杀死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宿主细胞。此外，治疗必须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还有，这种药物在长时间内应当非常稳定，这样才可以把它带到边远地区，在不大理想的条件下储存起来，直到应用。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差一点都不行。
后来，卡尔·约翰逊写来一封信，卡尔善于给我发短电报和写短信，其中一两句话就可能改变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现在是这个。
卡尔在信中提到犹他洲立大学研制成功了一种较新的药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它对治疗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疗效。拉沙病毒是一种核糖核酸病毒。如果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蓝图，是使细胞变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茎和叶子的遗传物质，那么，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将信息从基因传到核糖体—一一种圆的微粒，它是一种蛋自质工厂，生产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体、激素和酶。可是，许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当作信使，而是当作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在这方面，病毒是独特的有机体。人们对病毒哇如此有兴趣、对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遗传性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质。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吗？
卡尔告诉我，他已经在组织培养方面试验抗拉沙病毒的药物，并告诉我，彼得·贾尔林（Peter Jahrling）也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类似的试验。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疗它们。这个药的实验数据，包括对人体上的实验数据表明它安全可靠，因为已经成功地利用它医好婴儿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生产，将来可能便宜，在室内温度下能保持稳定——也许塞拉利昂的室内温度不行，但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冰箱里。
这可能是我的魔弹。我很兴奋，但我知道我们还需要等待实验室关于拉沙病毒的实验结果出来后才能考虑我们自己的治疗计划，这倒不是我们想浪费时间，坐等彼得的猴子进展如何。我们还须得到塞拉利昂和美国管理局有关使用药物和血浆的许可。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立即行动。
第一步是要准备一个书面议定书，对治疗试验作出详细说明。在亚特兰大，卡尔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病原体流行病学家——分担这一工作。这份议定书还要得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HRSC）以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这不是一件不关紧要的事情。议定书里全面、详细地写上了这一项目的科学根据，还要写明将如何进行这一研究。议定书里还对病人的知情同意书作了确切的说明。绝对不能拿人做实验。麻烦就出在这里，只有当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么内容，他才会答应签知情同意书。和我们打交道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木多数人只能说一种当地部族的语言。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怀疑我们可能在玩弄巫术，虽然他们非常有礼貌，嘴里不会这样说。对这样一些人，向他们解释一个复杂的医疗程序只有翻译成门德语后才可以。但门德语这类部族语言没有词来表达“临床试验”或“逆转反应”这些概念。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恰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
我们使一些概念简单化，即使不能准确地将意思译成他们的当地语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多少能将意思传达过去的字眼。简言之，我们需要这个有希望的课题来确定病毒哇是一种新药，虽然对拉沙热尚未试用过，至少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对人体使用这种药物已证明是安全的。我们也将告诉他们，没有办法治疗拉沙热，这仅仅是试图找出一个治疗方法。我们不能对任何事作出保证。要解释这一切，我们得依靠我们译员的技巧。由于大多数病人甚至不会签名，我们能尽力做到的是请他们在知情同意书的下面按一个大拇指印或画一个“调”，表明已向他们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并且同意让我们试一试。
与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相比，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对我们设想的办理知情同意的手续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毕竟塞拉利昂人对他们的国家是了解的，知道什么事情做得到，什么事情做不到。他们也知道拉沙热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是由当时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主要官员马塞拉·戴维斯（MarCellaDavis）博士创建的，对于这一高度合作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后来当他的继任者贝尔蒙特·威廉斯（Belmont Williams）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这一议定书最后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要求当地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对此给予批准，尽管在塞拉利昂没有这种委员会。幸好，贝尔蒙特·威廉斯是开明的，办事很有条理。她是一位克里奥人（krio）——奴隶的后代，这些奴隶从美国逃出来后先打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定居，但发现那里对非洲后裔来说太冷了。于是最后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里敦。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文化、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的混杂语经过百年左右的发展，后来成了该国的通用语。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尔（Brisiol）学医，那是英格兰西部一所非常好的医科学校。她不仅能干，办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们的项目。在我们的请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尊敬的医生，任命他们为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她发给了他们我们的议定书，并请他们发表意见。虽然有几个人提了问题，他们对议定书没有大的异议。
可是，在这个国家受到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太少了，这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也增加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负担。我们得确保我们的做法不仅正确，而且不会利用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谋私，不得使他们有任何不信任感，怀疑我们试图利用他们。在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医学研究中，下述问题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烦恼：你怎样才能充分告诉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们有关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风险，这事不好办。
国家伦理委员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想获得知情同意书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可是，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不能同意让未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临床试验。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在像塞拉利昂这样偏远的地方工作过，他们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的无知束缚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试图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国医院的经验为先例来对事物进行判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研究也不时碰到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例如，在那里，本地的医生经常不告诉病人他们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体兔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负担不起任何治疗费用，并且，如果病情传开后，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抛弃他。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接着我们还得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进行交涉。由于试着用病毒哇治疗拉沙热是一件新鲜事物，我们需要管理局颁发研究中的新药许可证。我们估计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得到这一许可证，因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