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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11月，我们手头已有了必需的许可证和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数据（卡尔的组织培养，彼得的猴子或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试验），表明病毒哩对拉沙病毒可能有效，没有什么毒性或根本就没有毒副作用。我们也有了随时可以使用的血浆。这时，我们已经工作了18个月，对拉沙热有了一些基本了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患拉沙热的大约占10％至15％，总的说来，医院里这个病的死亡率徘徊在16％左右。我们也能更好地预测谁可能活下去，谁会死去。在接纳的病人中，肝酶（AST）高的，其危险比肝酶低的更大。
于是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按照我们议定书里规定的标准，决定谁将接受口服病毒哇，谁将接受血浆治疗。肝酶超过某一危险标准的病人——在我们最初的研究中认为这表明其后果不佳，将接受这种或那种治疗。我们已决定，鉴于拉沙热如此可怕，因此只要我们能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这时，我们还不清楚哪种治疗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通常临床试验要求有一个用作对照实验比较标准的“对照组”——给病人服用一种无效对照剂（即一种溶液，它看起来像药物，其实不过是糖水）——目的是要“瞒过”研究人员，这样就不会因他们的热情或偏见而影响病人或实验效果。对照组提供了中性指数，可用其测定真正药物的效果。问题是在对照试验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经对照试验。至于拉沙热病人，我们知道许多未经治疗的病人都会死去。因为实验室的数据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的委员会决定在我们的实验里不利用未经过治疗的病人。因此，我们决定将我们对新病人治疗效果与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情况作一比较。
没有对照组，我们只得依靠想象力。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血浆会有效，也不知道病毒哩究竟是否能起作用。毕竟没有人通过直接杀死病人体内的病毒治愈过爆发性的病毒感染。所以我们随意地将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服用从我们宝贵的储存中拿出来的免疫血浆，另一组服用病毒哇——可能成为我们的特效药。开始时我们通过静脉滴注对一组病人注入两单位的免疫血浆，另一组则服用病毒哇胶囊。护士们必须与服病毒哇的病人呆在一起，直到肯定病人已经服下胶囊并且没有吐出来。有时，如果病人的喉咙不习惯吞药，因而吞不下去，我们得把胶囊拆开，将药粉溶入水中。如果病人吐了，我们要设法给他再服一次药。对15岁以下的儿童不做这一实验，（后来我们为儿童单独做实验）。我们也将孕妇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担心会伤及胎儿。
这是一场赌博，具有最大的风险。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后的表情和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常常令人感动。至少我们在进行尝试。至于我？我屏息以观之。结果失望——至少对血浆是如此。
病人继续涌入，要让他们或他们的亲人同意治疗，这已不成问题。他们来时，病情不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较厉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疗。于是我们求助于他们的亲属。只要想治疗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打发他们回家。有的病人来时，发高烧，剧烈头疼，浑身剧痛，喉头红肿，扁桃体上明显有脓。这些是早期症状。其他病人，有的已开始呕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舌头一直颤抖，有的病人则牙床与内脏出血。他们在吐血，他们的直肠或阴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来时，头和脖子肿的特别大，血压骤然下降，这是拉沙热的严重症状。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断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人，只要已过了早期阶段，进入呕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会死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凡是不断抽搐的病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们继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血浆治疗实验。我们轻轻地将静脉注射针打进了一个个病人的手臂，注入我们宝贵的免疫血浆。但病人还是死了。工作人员感到泄气。我们工作得如此努力，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当时我们有了血浆并对约翰卡马拉进行了注射，也无济干事。
但这是临床试验，不能要求你对它事先作出判断。你只能做试验，试验结束后，你才能看到它的结果，决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当时还有病毒哇小组。依我看，这对病人的疗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去，但预计可能会死去的少数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转，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还仅仅是因为幸运？唯一的办法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在当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只能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我们将所有的数据送给了他们，还有病毒分离抽样。在进行这一项目三年后，1979年，我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开始分析结果。首先，我得学习我离开后在“疾病控制中心”安装的新的计算机系统。在与数据和计算机大师们一起努力奋斗后，最后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结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两种治疗办法都无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凛冽的数字，即使病毒哇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对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判断实验结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数据。这一次，我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开始把病人基本上分为两类：我们开始治疗时属于早期的患者，和属于晚期患者。在我们的第一次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接纳病人住院的时间：病人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到医院来看病的？现在我考虑到了从发病之日起到我们开始使用病毒哇时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无论我们怎样查看免疫血浆的数据，结果都一样。在每一病例中，血浆都不起作用。无论我们多么早就治疗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与以前一样。但是有了病毒哩，我发现了一线曙光，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奇迹所发出的一点微光。如果病人在发病的头六天或七天就住了院，病毒哇增强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个多星期，胶囊的效果就更差。我们总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数目小，差别也不大大。我们得再试试。还有一些问题：在发病初期将药物的剂量加大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采用静脉注射，我们就得使药物血浓度更高，使更多的药物能进入病毒隐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过静脉注射，药物会更有效吗？
是的，我想用静脉注射病毒哇。但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得再一次通过整个批准程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用于静脉注射的病毒哇。因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其他地方都不生产。而且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让我们利用这种药，因为它坚持所有药物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而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证。
这一次，我们得拟定一个详尽的议定书，它将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问题，以便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费了8个月起草新的议定书，使它通过了所有批准步骤，管理局也很快采取了积极行动。我们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们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尽管效果不大。第二，我们已表明它显然是无毒的。但要想得到这种药，困难仍很大，但最后说服了美国制造商专门为我们的研究作准备。
1982年，我们准备开始用静脉注射病毒哇医治病人。由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省去了对照组。我们已经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得向每个人提供真实情况。我回到亚特兰大后，帕特里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该项目的主任一一虽然我在研究期间还经常到塞拉利昂去。由于她曾在玻利维亚和中美洲进行过调查试验，她给拉沙热项目带来了许多经验。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对一个总是杂乱无章的地方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她对当地的实验室有很大影响，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里工作时一样。直到1990年，我们仍在亚特兰大利用她的目录系统。帕特里夏决定将主要的实验室从凯内马迁到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医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没法弄来的资金，增添了一些设备，使我们自己能分离病毒。这减少了许多麻烦，不用总是把抽样送回亚特兰大。在帕特里夏的指导下，我们将首次在塞格布韦马试验用静脉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里布纳（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担任主任后，这一研究仍继续进行。
当病人到来时，我们总要跟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作一番斗争。我看见一个男孩，名叫阿马社（Ahmadu），是由他父亲送来的。他是一个过分瘦长的小伙子。父子二人从潘古玛坐了三小时的波达一波达车（poda一peda）来到这里。可是，那时我们已不在潘古玛医治病人。这医院的领导已更换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负责的修女，她战胜拉沙热的办法是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这个男孩最初发病时，他父亲说他们找过巫医。过了两三天，喝了许多药水，吞了许多符咒，后来还吃了药粉，结果病情加重。他的父亲绝望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得到塞格布韦马去。”
父亲把年轻人放在实验室外面一个旧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塞利（JamesMasser1y）的技术员走出来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护士长库尔布拉（Coolbra）来到这家人中间，开始问他们一些我们调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表格填好后，让他父亲把男孩背进病房。他用一块手织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图型的乡村棉布将他的儿子裹了起来。这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块布。
同时，詹姆斯在实验室里分别进行了两项试验，一项是用分光光度计测试他的肝酶量，另一项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查他体内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计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酶量高得令人惊恐，AST是天门冬氨酸盐转氨酶，一种肝里面的酶，正常值不到40。根据我们的经验，患拉沙热时，肝酶量达到150通常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会死亡。因此，任何人的AST超过150后，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阿马杜的AST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两倍，一个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过去看荧光显微镜。它装在两位和平队员用旧木箱搭成的一个样子很怪的小房间里。从一位工作人员住处“借来的”颜色明亮的门帘悬挂在小房间的正面，使它看起来像马戏穿插表演时一个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这些门帘很起作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对荧光进行观察。
也许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这不是巧合。詹姆斯·马塞利正在观察这个男孩子的命运。在德国政府赠送的显微镜下面，被荧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细胞变成了明亮的光团。詹姆斯看见病毒的滴定量还低，因为他仍处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AST这么高，我们得立即行动。从临时代用的小房子出来后，他向库尔布拉证实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向病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结果。
詹姆斯说：“他需要治疗。”
库尔布拉立即拿来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静脉注射器。尽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热，他从实验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没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里还有一些血。当库尔布拉将他翻过身时，他只能呻吟。当护士长一看见好像是静脉，就把针扎了进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亲在这个期间一直不知所措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库尔布拉转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给了他手套，指给他看了漂白剂溶液，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开了。
库尔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边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还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热病患者。
每隔6小时就要输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厉害。看来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后的、致命的阶段。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别忙，所以当她走到男孩床边时已经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着的一位老人正喝着热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转向了老人。
“阿马杜在哪儿？”
人们听说过如果家属认为病人将要死去，他们会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为人们认为不在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开嘴高兴地笑着，他咂咂地喝着茶，向窗子做了个手势。帕特里夏通过无窗格玻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见男孩正坐在树下，滴注器就靠在旁边。附近是他家里的三个成员，要他尝尝他们为他准备的一些饭菜。
老人说：“你看见他们了吧。他正在吃东西。”
真令人惊奇，这个男孩子本应当死的。
我们继续治疗了一千五百多位实验室证明他们患有拉沙热的病人。死亡率从16％急剧下降到5％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全区闻名。每当我伴随着拉沙热专用卡车外出时，人们经常会走出他们的住房，让我们停下，和我们握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面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病的头7天内注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