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病的头7天内注射,效果更好。我们能证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会迅速下降,因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们的研究完成时,我们及早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死去的。当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上发表了我们的成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利用药物有效地治疗了爆发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对这一划时代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有伊莎贝尔·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韦布,柯特·斯克里布纳(Curt Siribner)、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贝内特(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担任过这个项目的主任。
但失败的情况又怎样?大多数是在接纳入院时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时病毒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害,病毒哇已无能为力。我们得寻找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此外,还有一群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医治。这些人困难特殊,因为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两条生命受到了威胁。
卡蒂阿图(Kadiaiu)
卡蒂阿图22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过三个月就要生第三个了。她住在塞拉利昂一个较大的钻石矿区,名叫通戈矿区(Tongo Field)。丈夫在那里当矿工。她一家人与其他20多人住在一起,他们当中大多数也是矿工。像该地区的其他人一样,她和她丈夫也是外来移民。他们都是想一夜致富而被吸引到东部省来的。
虽然卡蒂阿图没有去过诊所或找过医生进行产前检查,她对此并不特别在意。毕竟,她在生头两个孩子时没有碰到任何问题,因此看不出现在会有什么困难。的确,卡蒂阿图年轻、健壮,假如说她的处境困难,那么她的身体可以说似乎比较好,与其他人相比,她的情况还不算那么困难。与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民相比,矿井的收入毕竟不少,的确,她住的房子很挤,但是房子比较大。由于大多数男人都是混得不错的矿工,他们不费劲就能弄到许多食物,其中大多数食物最后都挂在上有波纹铁皮屋顶的泥砖房的椽子上。当然,房子里有许多老鼠,但老鼠到处都有,已成为生活的客观现实。
一天,卡蒂阿图醒来时感到身子多少有些虚弱,有点发热,头痛。她的肌肉也有点疼,但是她没有躺在床上的命,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她得准备早茶,喂孩子,保证男人去矿井之前能吃好。但是这天早上,她干家务时没有平常有劲。当她干完活后,她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躺在铺着草垫子的床上。这个床是她与丈夫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睡的。她断断续续地打起鼾来。
当她醒来时,发高烧,全身痛得很厉害,特别是背的下半部,这时她已没有劲提水了,因为水井还有大约一英里远,所以她请她的表亲帮她去提水。午饭,午饭又怎么办?她已没有力气舂米,或者为晚饭吃的排骨准备木薯叶子。的确,她为男人们回来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晚了。幸好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他们愿意帮她把这一天的活干完。明天她肯定会好,一切又会恢复正常,过去,她曾多次像这样发冷发热,通常一两天就好了。每个人都患过这样的病,也许她得了疟疾。
整个晚上卡蒂阿图都在发高烧,她的丈夫阿布杜尔(Abdul)非常关心,于是去找药剂师。在附近找一位药剂师没有问题。因为采矿使这个地区比较繁荣,人们有钱吃药打针。这位药剂师还兼医生,因为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给了阿布杜尔4片治疟疾的氯哆,让他叫他的妻子立即把这些药都服下。
卡蒂阿图还能把药片吞下去,但难以不让它们吐出来,因为她感到恶心。第二天,阿布杜尔认为药片起作用后他的妻子就会开始好转,因此像平时一样去了矿井。但是,当他傍晚回来时,显然,一切都未好转。她的烧没有退,要说有什么变化的活,她似乎烧得更烫了。现在她的喉咙非常疼,并已开始呕吐。她说她太难受了,什么也咽不下,甚至喝一小匙水都要吐。阿布杜尔决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玛医院。他想要知道真主为什么要惩罚他?
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阿布杜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难道他不是每天至少祈祷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吗?无论怎么说,如果真主允许的话,他明天就带妻子去看医生。医生有白人的药,他会知道怎么办。她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尔帮他妻子准备好,带她乘坐早班的波达一波达车来到25英里外的潘古玛。那一天的波达·波达车是一辆尼桑小卡车,后面有长板凳。阿布杜尔设法在紧靠驾驶室板凳上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两个座位,心想这一路就不会像坐在两边的凳子上那样震得格格地响。
这时,卡蒂阿图已痛苦万分。疼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袭击着她的背部,慢慢钻进了她的腹部。她感到恶心,她的喉咙痛得很厉害,甚至连自己的口水也咽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尽,但这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腹部绞痛。她想,这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她的预产期至少还有两个月。
每当尼桑车颠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时后面已挤满了24名旅客,还不算坐在车顶上的四个人。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农产品,还有一只山羊和几只鸡。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呕吐,用衣服的底层接住呕吐物。司机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会停车。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图沉默不语,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推迟他们到达潘古玛医院的时间。
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继续在通往潘古玛的崎岖不平道路上歪歪倒倒地颠簸着,呼吸着汗臭和呕吐物的气味。沿途要停车,旅客要上上下下,车子一共开了三小时。
他们到达潘古玛时,卡蒂阿图瘫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来。阿布杜尔告诉了司机病情,他同意把车一直开到医院门口,让他们在那里下车,由于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布社尔只得把她背了进去。虽然卡蒂阿图已不大知道周围的情景,但她还知道绞痛变成了挛缩,修女们很快地、和蔼地接待了她,把她直接送到了产房,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很快了解了她的病史后,助产士马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可怕的病,但对一个将要生产的妇女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根据她苦痛的经验,助产士知道卡蒂阿图子宫里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产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过很好的训练,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从一个构架上悬挂一块布用作临时屏障,将卡蒂阿图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提醒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这里有一位患拉沙热传染病的病人。但那是仅有的隔离措施,人们没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图全身疼极了。除了疼痛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肚子疼,背疼,肌肉与喉咙都感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顾不上。她为什么得忍受这一切,按照放在腋下的体温表,她的体温现在已超过华氏104度。你不能将体温表放在舌头下面量体温,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于什么,有人可能会将它咬成两段。通过直肠量体温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敞开的病房里,腋窝下的体温——一称做腋下体温——的读数通常比中心体温低1至2度。所以。如果腋下温度的读数为华氏104度,那么,卡蒂阿图的体温就会高得给生命带来了危险。
几小时过去了,卡蒂阿图的阴道开始出血。她挛缩的次数减少了,后来停止了。对他腹部的检查结果表明婴儿的心跳越来越慢。助产士估计卡蒂阿图怀孕只有二十七周,婴儿非常小,没有什么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国也没有能够照料早产婴儿的新生儿中心,他们只有等死,所以助产士不愿引产。
卡蒂阿图的病情继续恶化。她的手与脚正变得冷冰冰潮腻腻的,她的血压在下降,渐渐进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里积满了肺液——成人呼吸窘迫综合证,它常伴随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她可怜的丈夫站在床边看护着她。对他来说,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他或周围发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O型阳性,而她是B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没有为此建立的血库。要得到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愿意输血的亲戚或朋友,或者找一位愿意献血的陌生入。当阿布杜尔和卡蒂阿图为了发财来到钻石矿时,他们离开了他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但他在潘古玛有许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会有一个人与她的血型相同,愿意为他垂死的妻子输血。他找了三小时,后来才找到一位自认为可能是B型血的朋友。他们一起回到医院检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安排输血。
但现在,卡蒂阿图已完全昏迷,严重休克,休克时,血压非常低,以致无法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脑子和肾脏得不到充分供氧,结果它们都开始失去功能,同时卡蒂阿图在继续出血,虽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别大,但它在不断增多。助产士已听不见胎儿的心音。
助产士认为这时该去请医院院长爱尔兰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很快作出决定。她们必须立即引产。婴儿也许已经死了,但除非她们把他弄出来,否则母亲也必死无疑。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及时地帮助产下婴儿。所以修女艾琳叫护士们开始给卡蒂阿图输液,当阿布杜尔带着新鲜血液回来时,就马上给她输血。
为了引产,护士为她注射了催产素,然后将卡蒂阿图匆匆送进了产房,以便能更好地观察她的病情。为了将她的血压升高,又给她输了液。输液使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助产士惊恐地看到卡蒂阿图的嘴唇开始发青。
阿布杜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袋他朋友刚输完的血出现在产房。很快对血液进行了检查以确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孪缩正在加快。产房内没有人谈论失去的孩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不幸中的万幸,卡蒂阿图还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胎儿出来了,混身是带着血的羊水。小东西是灰色的,一动也不动。护士们迅速把他包在一块布里,然后又赶忙照看母亲。助产士大专心了,以致在接生死婴时竟忘了戴手套。
过了一小时,卡蒂阿图的体温急剧下降,现在是华氏95度。她的呼吸在加快,嘴唇仍是青的,手脚比以前更冷了。助产士注意到卡蒂阿图的手和手臂有些抽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分钟后,她全身几次抽搐。她呼吸困难,当她大口大口吸气时,她大声咕嗜着。
卡蒂阿图无法长期挣扎下去,她已经没有力气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发烧和分娩的过度紧张使她难以支撑下去。她现在已经休克,心脏衰竭。她的身体逐渐僵直。她叹息了几下,磨难过去了。护士用床单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备不堪地离开了产房。
该由助产士把这一消息告诉阿布社拉。
他无法接受这一死讯。他怎么能接受呢?
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曾经相信把妻子交给白人医生后,她就会得救。此外,他还付了一大笔钱。但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样,她死了。根据伊斯兰教的习俗,现在他要花更多的钱把她的尸体带回通戈矿区,在日落之前进行安葬,他怎样安顿他的两个小女儿呢?他的父母没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顾她们。没有人为她们做饭,没有人提水。没有人能像卡蒂阿图那样高兴地把家务做好。他感到凄凉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独。他想,也许该回到邻近的几内亚的家里,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干什么呢?那里没有工作。对像他那样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来说,他将一无所有。
迈克尔·普赖斯(MichaeI Price)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普通医生,1985年来到塞格布韦马医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险,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应该为人类服务。迈克尔是一个安静的、自省的人。在诊所、在手术室或在产房,工作都很在行。最近他感到沮丧。无论怎么努力,他总在失去像卡蒂阿图这样的病人。他想知道,为什么拉沙热要这样狠毒地摧残孕妇。他对这种病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怀孕期间受拉沙病感染的妇女,他们怀的胎儿十个有九个会死在子宫内。我们也知道胎盘是病毒生长的工厂。实际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已经表明,受到感染的母亲的胎盘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的地方。根据这些发现,迈克尔决定对他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人,结果都患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6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与没有怀孕的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26至28周以后,情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亡。迈克尔对7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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