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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公司、布鲁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热。苏丹这部分地区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叛军不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节也总是缺少粮食，现在则更难搞到手了。情况虽然不好，但这里的局势（别人告诉我）比这个国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开始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样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谈的人都未听说过朱巴发生过这类病例。我会见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也仅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个国家的西部可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但他们不能肯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由于交通阻断，受疾病侵袭的地区几乎没有通讯联系，我对这些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正到处寻找交通工具时，罗伊·已伦来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飞机来到朱巴的。这架飞机是他设法从喀土穆的官员那里征用来的。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说明莱尔选中的人是好样的。罗伊显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证明他是位精明、机敏的调查研究人员。有他在身边，我感到幸运。警察飞行员将继续把我们送往恩扎拉。这个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们得乘坐联合国的卡车，经历一次艰难的、尘土迷漫的长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车辆，与羊和鸡一起瞒珊而行。如果乘汽车，我们势必得躲过为禁止旅行和维护防疫线而建立起来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们解释我们前来的原因。
现在有了运输工具，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为一旦驾驶员听到了有关流行病的情况，他们对整个计划的热情肯定会下降。不过，他们同意继续飞行。我们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处，然后出发去延比奥调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奥医院的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我们两人跪在地上，仅靠煤油灯的灯光开始察看病人，为他们抽血。那天晚上我分离出了血清，这样，飞行员回亚特兰大时就能将这些宝贵的抽样带走。
第二天，飞行员愉快地上路，带着血液抽样回到喀土穆。我们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现在要安顿下来继续我们的调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发。
到达这个小镇两个晚上以后，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时候来了一位老妇人，她来自埃波拉确已发生的地区。她发着高烧，神志失常，还在抽搐。在我跪着从她手臂上取血样时发生了事故。当我开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时，她猛地动了一下，这时针头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进了我的拇指。
当沾满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破了你的皮肤时，你存活的可能性等于零。我继续工作——没有别的选择。那天傍晚，罗伊通过静脉注射输液管为我注射了我们带来的埃波拉免疫康复血浆。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没有。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
现在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因为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调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数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继续传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体内制止这一病毒，也不能让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这种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一次我决定要在现场用海伦精心包装的试剂对埃波拉作出诊断。但我还需要一些专门设备。我幸运地找到了1976年埃波拉爆发时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纽文霍夫（Simon VanNienwenhove）。西蒙曾沿着更加靠南的路线寻找扎伊尔埃波拉病的发病根源。他仍然在这个地区工作。他是一个比较粗壮的比利时人，看起来像一个16世纪佛兰德富裕的坐在那里让人替他画像的自由民。虽然他外表轻松，甚至有些懒散，但实际是个对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消灭非洲一种厉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这种病是由一种恶性单细胞寄生虫侵入血液和大脑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点像疟疾，不过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种特别脏的、名叫采蝇的昆虫传播的。西蒙渴求简朴，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实的非洲职员照顾他。他把他作实验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给我们做住房。他一点不担心我们会把埃波拉病毒带进他的设备里。他在非洲危险地区里生活大久了，不会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们的技术专长。他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汽油发电机供电，还有一个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一件意外的奢侈品，这使我们不必再手摇曲柄来分离血液，因为冰箱能起同样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将抽样直立着放在冰箱内过一夜，而不必用机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浆与血液分开。第二天早晨，血细胞就会凝结，沉淀到试管的底部。我可以轻易地将浮在上面的、金黄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须记住血清里可能充满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开始，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走进实验室，开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进合适的小瓶里用作试验。用萤光抗体试验就能完成这一工作。海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马射线使其不能活动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细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体附上萤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结束时才去看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试图尽早把试验做好。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谁是阳性。就从冰箱里拿出每一个抽佯，然后对它逐个进行观察。我试图集中精力尽可能客观地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还在着重寻找一位病人的名字。当我知道那块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时，我把它放在了一边。
最后，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观察完毕后，我才鼓起勇气去看那最后一块玻璃片，这是延比奥医院那位老妇人的抽样。如果玻璃片上的黄色萤光染料发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是，即使呈阴性，也未必意味着我没有染上此病。这位妇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产生抗体。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这样我可以取得第二个抽样。我的心在跳动。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个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岁。我是他们唯一的赡养人——当时我的妻子没有工作——的确，我享有政府标准的人寿保险，但我不想让家人依靠这一保险过活。我想，为了他们，我也不能病倒。
我犹豫了一会，然后调整光源，最后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调节旋钮，把焦距对好，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为了集中注意力，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对自己说，要把这个血清看作是别人的。它和我没有关系。
当我调整显微镜时，细胞开始成形了。我寻找着。在我来回观察玻璃片时，看到的细胞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到处附着萤光的斑点。没有明确的稠合物，我已把它们洗得很干净。我检查了阳性控制：它呈黄色，在闪闪发光。
它是阴性，很清楚是阴性。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采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须检查一次，同时，我还得继续我的工作。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找到已经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后想法控制他们与家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还不高、传染性还不强时，能尽量找到他们。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你可以求助于医院，可是在苏丹不行。在这个国家，医院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别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是，这个病的爆发引起了很大的恐惧，以致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医院里要死亡时，还不让家人照看他们。为什么要让你的亲人孤独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非洲，家属十分重视死亡仪式。同样重视的是下葬地点的确切位置。如果医院不能保证把遗体送回让亲属进行合适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愿意把病人送去医院的。
显然，没有病人亲属的合作，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我们不让他们照顾他们的亲人，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决定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做法，但也要求他们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防止感染。我们告诉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护理你们的丈夫或女儿，我们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但当你们这样做时，请一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术服。我们从库存中拿出这些东西提供他们，并使他们了解该怎么做。为了便于这一工作的进行，我们向每位病人家属指定了一至二位医护助理，负责照顾病人的亲属。减少与病人的接触是切断病毒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还能保持家庭的传统。1996年在加蓬，一些年轻人因处理一头死去的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们中间爆发。当时阿兰·乔治（Alain Georges）就是采用这种做法取得成功的。
当然，我们对死者的埋葬问题仍未解决。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丧葬仪式中，哀悼者与死者有密切的接触。如果不是传统的丧葬习俗，1979年在苏丹和扎伊尔这一疾病的爆发就不会这么广泛。现实情况是，在下葬前，我们没有办法不让他们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粪便都清洗干净，因为不这样做就将尸体埋葬，这是对家属很大的冒犯。我们想，最好的做法是在举行这些仪式时确保没有一个人受到感染。我想，为什么不用我们在医院里使用的那种溶液呢？毕竟，接触的程度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现在不是进行隔离护理，而是采取隔离办法清洗尸体。我们想出了一系列的卫生措施用来准备尸体埋葬。由于我们还得监督这些葬礼，因此对它们的程序已很了解。为了回报他们的合作，我们向他们的家属保证，如果他们的亲人死在医院，我们将会把他或她的尸体送还给他们进行埋葬。我们的这一折衷办法被广泛接受。这使我们感到满意，但并不感到吃惊。人们毕竟害怕埃波拉，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戴面罩穿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党得奇怪，但为了避免感染，这一代价是很小的。此外，服饰——不论其式样或动机如何——在他们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满意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习俗。
我们几乎马上就看到了我们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的人都愿意前来进行检查、验血。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走进树丛去寻找并说服和我们一起回来，在我们及其家人的监护下照顾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奥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过长满灌木丛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那里。当然，没有当地的地图，因此只得靠找人为我们领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时，我们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佯的接待，因为许多家庭是不愿意把他们生病的亲人交给陌生人带到医院去的。然后，我们得设法找出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不是。一个男人可能不止有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可能说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将这记下来。然后她会指着另一个男人说：“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负责地把那记下来。然后你会问第三男人是谁，她会说：“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们将所有这些兄弟都记下来了——可能有9个或10个之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即使对一些大家庭来说，兄弟也够多的了。费了一些时间我们才弄清，她对兄弟的概念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在许多文化中，把一个男人称做兄弟，把一个女人称做姐妹，这是另一种方式表达某某人很重要，因此应当给予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间样的爱和尊敬。给予尊称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欢。但在进行流行病的调查中，在明确一群人——或“有共同特点的一组人”——的身份时，这肯定没有多大帮助。
罗伊·巴伦，苏丹卫生部的医生奥姆兰·朱贝里（QmranZuberi）和我，我们三个人分头活动，想在当地埃波拉病患者还没有把疾病传染给周围的人之前就找到他们。一个当地医院的护士把我带进了小树丛。在开始追踪病人时他最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就来自一座像这样的大院，与这一地区的许多人都很友好，并且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确定谁想误导我们时，他特别机敏。他总是使用纽约或芝加哥任何正派侦探在进行调查时所使用的同样技巧。首先，他会向人们询问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况，然后会以赞德语（Zande）翻译给我听，告诉我：“这个人说我们应该到那边去，到西边去，在那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患有埃波拉的女人。”
我本想说：太棒了，咱们走吧。
但是护士